在小說《三國演義》中，蜀漢后主劉禪稱丞相諸葛亮為“相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最新修訂本注釋道：“相父——皇帝對任宰相的元老表示‘事之如父’的稱呼。”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也認為相父是“皇帝對繼續(xù)任職的先朝宰相的敬稱。表示事之如父”。那么，在歷史上，劉禪是否果真尊稱諸葛亮為“相父”？這究竟是小說家的想象還是歷史事實？

史書無明確記載

對于諸葛亮“相父”稱號的問題，學界似乎普遍都認可《三國演義》的說法，認為劉禪繼位后確實曾尊稱諸葛亮為“相父”。任重在《臣為君父的時代——中國古代君相關(guān)系的演變》中提到“蜀漢皇帝劉阿斗口口聲聲稱諸葛亮為‘相父’”，李鋒軍《也談諸葛亮忠于蜀漢說——兼與朱子彥先生商榷》也說“諸葛亮功勛卓著，被尊為 ‘相父’”，沈伯俊《諸葛亮形象三辯》同樣指出諸葛亮“既是支撐蜀漢政局的擎天棟梁，又是擁有‘相父’之尊的劉禪的精神靠山”，譚良嘯《劉備在白帝城論析》則認為劉備令劉禪“父事丞相”的遺詔是為了要“明確諸葛亮的相父地位”。

根據(jù)《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劉備的確曾下詔敕后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然而，筆者認為，雖然劉備在彌留之際叮囑劉禪對待諸葛亮要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但這并不意味著劉禪在繼位后就一定會尊稱諸葛亮為“相父”，二者并無絕對的關(guān)聯(lián)。“事之如父”與尊稱為“相父”是兩碼事，不宜混為一談。劉備令劉禪“父事丞相”，但并沒有指明讓劉禪尊稱諸葛亮為“相父”。退一步講，即便劉備真的令劉禪尊稱諸葛亮為“相父”，但劉禪繼位后會不會奉詔施行也不宜貿(mào)然下定論。所以，無法根據(jù)這條記載證明諸葛亮享有“相父”稱號。

從現(xiàn)有文獻來看，劉禪在給諸葛亮的詔書中均稱其為“君”，在《討曹檄文》中則稱“諸葛丞相”。此外，尚有“葛氏”的叫法，《三國志·蜀書·后主傳》注引《魏略》曰：“及（劉）禪立，以（諸葛）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但均不見“相父”的稱謂。況且，如果劉禪果真尊稱諸葛亮為“相父”，那么對于如此至高無上的榮耀，對諸葛亮甚為敬重的《三國志》作者陳壽一定會在書中明確指出，不會隱而不顯，而其他文獻亦無證據(jù)表明劉禪曾尊稱諸葛亮為“相父”。

漢末三國時期無“相父”稱謂

先秦時期，君主與宰輔間的關(guān)系比較淳樸自然，君稱臣為父的例子并不鮮見，周武王以姜尚為相，尊其為“師尚父”。春秋時期，齊桓公稱管仲為“仲父”。戰(zhàn)國時期，秦昭王稱范雎為“叔父”，秦王嬴政稱呂不韋為“仲父”，項羽稱范增為“亞父”。然而，自漢武帝將儒家思想確立為封建社會官方統(tǒng)治思想后，君相間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宰相雖貴為群臣之首，但在皇帝面前也只能是臣仆，幾無可能被尊稱為父。

東漢末年，權(quán)臣董卓欲效仿姜尚稱“尚父”，便去詢問左中郎將蔡邕的意見，蔡邕說：“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guān)東平定，車駕還返舊京，然后議之。”（《后漢書·蔡邕傳》）蔡邕認為姜太公輔佐周室，安邦定國，天下尊之，故可稱“尚父”。董卓雖有安定社稷之功，但尚須平定關(guān)東后方可商議。可見當時人們對于尊臣為父的態(tài)度相當謹慎，已非先秦時可比，董卓雖大權(quán)在握，亦不敢突破禁忌，只得止之。

漢末三國時期確有個別被稱為“仲父”者，如彭城張昭與綿竹秦宓。張昭南渡后，為孫策所用，委以文武，“吳中稱謂之仲父”（《三國志·張昭傳》注引《典略》）。劉備定蜀后，廣漢太守夏侯纂延請秦宓為師友祭酒，尊稱為“仲父”。但這只是地方官吏或普通大眾對德高望重者的一種尊稱，并非君王對臣下的稱號。

當時又有“相公”“相王”的稱謂，如王粲有詩云：“相公征關(guān)右，赫怒振天威。”（《三國志·武帝紀》注）曹操時為丞相，又稱魏公，故曰“相公”。《漢晉春秋》載司空荀顗云：“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三國志·陳留王奐傳》注）其中“相王”指爵位為晉王的相國司馬昭。無論“相公”還是“相王”，均只是在丞相或相國的官職名號后加爵位而已，與“相父”稱臣為父的內(nèi)涵顯然是有區(qū)別的。

藝術(shù)形象應區(qū)別于歷史形象

《三國演義》向以“七分實事，三分虛構(gòu)”（章學誠《丙辰札記》）而著稱，取材于歷史又不為歷史事實所限，是它的一大創(chuàng)作特點，許多基于歷史事實進行藝術(shù)加工的故事如桃園三結(jié)義、溫酒斬華雄等雖不是歷史事實，但已是婦孺皆知、深入人心，這誠然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極大成功，但同時也模糊了歷史與文學之間的界限，“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人們對于三國歷史的正確認識。

《三國志·諸葛亮傳》雖記載有劉備給后主劉禪所下父事丞相的遺詔，然“事之如父”與尊稱“相父”并不等同，且史書也未見劉禪尊諸葛亮為“相父”的明確記載。同時，中國古代歷史上雖曾有過尊臣為父的特殊現(xiàn)象，但“相父”之稱卻甚罕見，典籍所見多為“尚父”“仲父”等稱號，且多在儒家思想尚未確立為封建社會統(tǒng)治思想的先秦時期。西漢武帝之后，除在養(yǎng)老敬老的禮儀層面曾有過少數(shù)“父事三老”之特例外，中國古代國君尊臣為父的歷史已一去不返。

王子今先生在《秦漢稱謂研究》一書中寫道：“《三國演義》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中趙云對劉備夫人又稱呼‘主母’。……這是《三國演義》作者作為小說家想象的漢末稱謂，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歷史資料的實證。”筆者認為，王子今對于“主母”的解釋同樣適用于“相父”，漢末三國時期并無“相父”的稱謂。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在劉備遺令后主父事丞相的歷史事實基礎(chǔ)上，將其演化為劉禪尊稱諸葛亮為“相父”，這種做法是符合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規(guī)律且非常精彩而為人所稱道的，反映了以羅貫中等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們對古代君臣和諧關(guān)系的美好向往。但就目前材料看，諸葛亮“相父”的稱謂還只是小說家基于歷史事實的藝術(shù)想象，不宜作為定論進行歷史研究。正如章學誠所言，“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虛實錯雜”（《丙辰札記》）。

（本文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2022年度重點研究課題“新時代傳承弘揚陜西優(yōu)秀家風家訓研究”（22ZD1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化與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