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年、一萬年、五千年、一千年……入選“2022年六大考古新發現”的6個項目，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昭告天下：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中華文化燦爛輝煌。

文化尋根：填補歷史的空白

考古學家通過“識骨尋蹤”，可以從出土的古人類化石中解碼破譯出豐富的信息。湖北十堰市學堂梁子（鄖縣人）遺址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型曠野遺址。2022年，這里出土了一具較為完整的古人類頭骨化石——“鄖縣人”3號頭骨化石。這具頭骨顴弓保存良好，沒有明顯變形，直立人形態特點十分明確，可供考古學者讀出更真實豐富的古人類信息。它是迄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最為完好的古人類頭骨化石之一，證實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演化史。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評價說，這是一次“人類化石、石器、動物化石‘三位一體’的發現”，3號頭骨化石保留了該階段人類重要的解剖學特征，有助于推動對中國境內及東亞直立人來源和發展方向的認識，對全球人類演化系統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王幼平表示：“難得的是在同一層面上發現人類化石、人類自己打制的石器及動物化石，這對我們認識百萬年前人類生活的具體情境十分重要。”

百萬年前，“鄖縣人”在森林中生活，隨著季節流轉和食物豐裕情況，不斷在大地上“流浪”。進入新石器時代，厭倦四處漂泊的人們擇一水草豐茂之處建起房子，開始定居，比如萬年前的四臺古人。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面積約15萬平方米，距今10400年至6400年左右。在這里，考古學家發現了6座距今一萬年左右的半地穴房址。這些成組的房址是北方地區最早的村落定居的實證，表現了人們從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棲居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轉變。

四臺遺址還是北方地區新石器早中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環節。從出土的諸多石器上，考古學家發現了文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證據。“實現舊—新石器時代無縫連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李新偉如是總結。

文明進程：建筑設計的藝術

集中的社會權力往往可以調動最大的人力物力，建設“國家級”工程。歷史上的京杭大運河、長城，無不是這種集中創造的奇跡。

甘肅慶陽市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就是5000年前黃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國”。遺址總面積約600萬平方米，有九座夯土臺，環壕圍繞的30萬平方米的核心區和超3600平方米的“宮城”，是需要數千人花費數年方能建成的“國家級”工程。正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所說：“這是整個北方黃河地區商代以前最大的遺址。南佐可能是繼良渚之后，又一個改變中國史前史的重要發現。”

在南佐遺址發現了年代最早、布局嚴整的“宮城”，宮城外圍有宮墻，墻外又有相當于“護城河”的大型環壕。“宮城”不僅面積大，而且精工細作，墻體均為夯筑，地面和墻壁涂抹草拌泥和白灰面裝飾。“宮城”中央的主殿由“前廳”和“殿堂”兩部分構成，室內面積約580平方米，建筑面積約720平方米，是五千年前中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大型宮殿建筑。南佐遺址不但講究夯土的藝術，還發現了國內最早的一批土坯和陶磚等建筑材料，當時建筑工藝之先進，可見一斑。

南佐遺址的宮殿格局主次分明、中軸對稱、層層遞進，是中國后世都城宮殿建筑中軸對稱分布的濫觴。如此規模巨大、恢宏嚴整的建筑，證明距今5000年前后隴東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或文明社會階段。

在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僅僅從陵園就可以看出皇家建筑設計之精心。近兩年，在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考古人員新探明王陵區有兩個東西并列的圍溝，圍繞在殷商大墓及祭祀坑的外圍，圍溝各有兩個缺口以供出入。考古學者通過綜合判斷，認為兩個圍溝是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隍壕即“兆溝”，是護墓的干溝，起著界定與護衛墓園的作用，通常只有王陵才有。以往的考古中發現，陜西鳳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時期秦公陵園在各組秦公大墓周圍有隍壕。此次殷墟王陵區隍壕的確認，將此規制上推到了商代晚期。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教授雷興山認為：“這兩個‘兆溝’的確認，對研究墓地制度、王陵制度有一系列的啟發，比如兩個兆溝確定了兩個獨立的墓區，可以確知墓地分區現象是真實存在的。”

民族交往：持續不斷的交流

從古至今，中原對邊疆地區或管控治理、或交流交往，各族文明在交流中百川歸海，形成如今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

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是一處周代至秦漢時期的大型遺址。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800多枚官印、私印的封泥及千余枚帶字簡牘殘片。封泥是印章按于泥上作為實物和木制牘函封緘的憑證，是一種古代的保密措施。此次發現的不僅有如“益州太守章”“益州長史”“楗為太守章”等郡級官吏的封泥，而且包括“滇池長印”“谷昌丞印”“同勞丞印”等益州郡下轄屬縣的官吏封泥，目前已發現西漢益州郡下轄24個縣中20個縣的長官封泥。此外，還發現了帶字的簡牘，比如“罪當死”“律令”等公文類簡牘。

考古人員根據封泥、簡牘等文書資料，以及河泊所遺址發現的道路和疑似的大型建筑遺跡，可以初步確認這里是西漢益州郡郡治所在。出土的漢代文書資料反映出西漢時期漢代政府對邊疆實行的有效管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云翔說：“河泊所的考古發掘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證個案。漢武帝時期在滇池地區設立益州郡，成為滇池地區社會歷史發展上重要的轉折點，由此當地進入漢王朝政治版圖，開始了郡縣制的治理。”

在南陲，考古闡釋了云南地區從多元走向一體、最終融入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而在塞北，位于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的蘇峪口西夏瓷窯遺址見證了中原與西夏的交往互動。

蘇峪口瓷窯遺址為一處西夏時期精細白瓷手工業生產遺址，具有西夏“官窯”的性質。遺址出土瓷片數量47萬多件，瓷器產品主要為胎白細膩、釉色溫潤、白中微泛青，玻璃質感和透光性超強的精細白瓷。可能是受到宋朝統治階層、士大夫的影響，西夏統治者也喜歡白瓷，西夏官窯生產白瓷，這說明西夏即使在和宋朝激烈交戰時，也還是吸收了不少宋朝的文化。

除了審美上對白瓷的偏愛，技術上，蘇峪口瓷窯遺址在北方傳統窯業技術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鎮湖田窯、越窯等窯先進的窯業技術，創造了別具一格的“賀蘭窯”，反映出兩宋時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認為：“如果蘇峪口瓷窯遺址以煤為燃料成立，那么它和定窯在北宋晚期的轉變是同步的。蘇峪口瓷窯遺址在釉料里面加石英，和北宋晚期汝窯的加瑪瑙又是一個同步。放到大的時代背景、幾個政權下對比幾處官窯，它們在瓷器生產、管理、皇家用瓷的品質追求上是同步發展或稍微滯后的。雖然政權在對峙，但我們可以看到以瓷器為代表的文化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