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歲的紅領巾》 董宏猷 著

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 出版

2022年12月第一版

精裝：67.00元 平裝：45.00元

要談及兒童閱讀的本質，與兒童的思維特點、兒童感受世界的方式、兒童的審美意識是分不開的。兒童長期處于注意、感知和記憶的階段，由此，兒童主觀地感受和體驗著這個世界，他們的感性思維強于理性認識、形象思維強于抽象思維。這造就了兒童閱讀最為重要的部分為兒童文學，其年齡特征決定了在閱讀過程中對故事的渴望和重視，兒童閱讀很大程度上是對文學的期待閱讀。

同時，精品兒童文學應該有著更為寬廣的價值緯度和藝術維度。價值緯度即思想藝術性，兒童文學應與更為開闊宏大的社會歷史宏觀框架和價值觀念鏈接；藝術緯度即文學藝術性，作品應該有著超越故事層面的詩性情懷、審美內蘊和感染力度等。

一直以來，少兒主題出版在孜孜探索更具溫度的文學性、人文性表達，更為可感可染的創作形式和出版方式，更加開放、多元的圖書主題、題材和呈現方式。長期以來，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是少兒主題出版領域的扛旗者，而此次獻禮中國少年先鋒隊百年的主題圖書《一百歲的紅領巾》，更是少兒主題出版的兒童文學創新性表達，由知名兒童文學作家董宏猷先生創作。這既是一部展現了強大文學性、審美價值和鮮活度的少兒主題圖書，也是一部展現了寬廣價值維度和藝術維度的兒童文學精品——它既與開闊宏大的社會歷史框架相鏈接，也展現了強大的詩性情懷和審美內蘊。

在當代兒童文學作家中，董宏猷有著開闊的創作視野、勇于探索的藝術精神和豐富的創作實績，展現出了豐厚的審美意涵和獨特的創作特質，可惜，很少見到對其作品的深入研究。由此，筆者借對董宏猷先生遺作，也是集中體現宏猷先生創作特質和審美意涵的《一百歲的紅領巾》的三點分析，以一覷董宏猷兒童文學創作的三大特質。

其一，文體的創新和文本的開放性

在當代兒童文學文壇，董宏猷對兒童文學敘事邊界的突破，為兒童文學帶來的更為豐富和開放的文學樣本，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給我們的重要指引是，兒童文學創作文本的多元、自由度、想象力及可能的實踐范圍，為童年的書寫狀態和生命體驗提供了更為多維的尺度，賦予了童年書寫更為豐富厚重的內涵和體驗感，也讓童年的文學意象更具張力。

從1922年，中國少年兒童的第一個革命組織——安源兒童團成立至今，紅領巾已經走過了風雨一百年。《一百歲的紅領巾》雖是為中國少年先鋒隊的百年歷史而作，但它本質上是一部優秀的兒童文學原創紀實作品，更構建了一個開放的具有多重美學風貌的紀實性敘事文學空間。它在以紀實性敘事為基礎文體特征的基礎之上，充分融合和調動散文的抒情性、詩化的語言風格、兒童小說的細節敘事，突破了報告文學或者說兒童文學中非虛構文體的文體邊界，給兒童呈現了更為廣闊的世界和人生的書寫。

作品從微觀上看，是一個個充分與時代風云緊密相連的少先隊（兒童團）員的故事，正如徐惟誠先生所言，是一部“史詩般的中國少年兒童運動百年史”，當然，其中更有人的命運存在，有鮮活細節的勾勒，還有詩和散文般澎湃的氣勢和氣韻，氣象萬千；然而，從宏觀上看，該書又是一個整體的系統，將中國少年先鋒隊的百年史，統合在了中國現當代史的百年發展進程中。通過那些如群星閃耀的少年英雄們的故事，該書以撫百年于一瞬的框架和格局，展現了百年中國兒童的精神、意志與力量，同時，不矯飾，不作偽，勇于揭示百年來的動亂歲月中，兒童們所遭遇的苦難，及為爭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為爭取自身的解放與自由所付出的犧牲。從更高層面來看，這更是一種對生命價值和本體意義的追問。在百年社會歷史背景下，我們重新認識和發現了兒童的力量。

董宏猷一直致力于兒童文學文本的開拓與創新，并卓有貢獻。以董宏猷最具代表性的兒童小說《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和《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為例，這兩部作品就是一個多棱鏡式的長篇小說，多層次、多情節，且有意識地運用了蒙太奇、意識流、內心獨白等手法，是一部“夢幻體”小說，突破此前的童話模式和兒童小說模式，構建了一個開放的小說藝術空間。其近年來的代表作之一《鬼娃子》，也體現了“夢幻”與“現實”相交織的“浪漫現實主義”的特質與實踐，為兒童文學的文體實踐提供了新鮮且成功的經驗。在筆者看來，其“夢幻現實主義”的本質，即巧用夢境來實現兒童天性的釋放，真誠而宏觀地反映當代中國孩子的生存狀態、人生意識和深層心理，重新發現和體悟童年價值和生命意涵。

其二，濃郁的詩性情懷，作品富于音樂美和詩意美

在《一百歲的紅領巾》中，每個章節的前面，都有一段瑰麗華彩的文章，以充滿浪漫色彩的大自然景象，隱喻著每個章節故事的主旨，寄托作品的意義。同時，整部作品語言優美，具有濃郁的抒情性和節奏感，在這部即使是以敘事為主的紀實性兒童文學作品中，也充盈著抒情詩人的氣質，回旋著美妙的樂聲意境。

比如這一段：“一路鏖戰，一路前進，一路拼殺，一路犧牲。就這樣，歷時近一年，行程兩萬余里，進行大小戰斗一百一十多次，彭俊明和他的父親跟著紅軍，完成了偉大的長征。”其語言極富音樂性，形式整齊，節奏和諧，富于音韻美；而排比句式的運用，構成了回環般的詩性美感。

再如這一段：“孩子，你知道長江吧！滾滾長江從青藏高原發源，匯聚百川，呼嘯而下……前浪奮力沖決，粉身碎骨，化為漫天飛沫；后浪緊接而上，一浪接一浪地撞擊，一浪接一浪地消失，卻不屈不撓，永不停息。中國的革命斗爭史，何嘗不是一部長江奔流史。紅領巾的百年歷程，何嘗不是一部長江奔流史。”哪怕是一部紀實敘事作品，也會帶讀者進入一個美輪美奐的意境之中，這是敘事與詩歌和散文的審美交織。

董宏猷的童年是寒冷的、灰色的，父親早逝，六歲的時候，他跟隨母親搬去了漢口，下有弟弟，為生活所迫，過早地背上了為家庭謀生計的重擔。他拉過板車，曾經在武漢碼頭當過小纖夫，是一個孤獨的孩子，也比一般孩子更早進入到坎坷的現實人生中。但這并沒有讓他冷漠、厭世，當輾轉歷經人生的悲歡之后，他的作品更充盈著悲憫的情懷，更大濃度的善與美，如《鬼娃子》《牧歌》《虎伢子》等，總能以曲折的故事情節將人引入到敘事之下的情感漩流之中，充盈著對人類所有美好情感的召喚，讓小讀者感受到滾燙的人性，感受到撫慰與溫暖。

其三，作品富于苦難意識和書寫力度

原始森林，經常作為董宏猷筆下主人公活動的場域出現，如《山鬼》《好大膽和好小膽》《鬼娃子》《虎伢子》等。其作品充滿原始之力的莽荒氣息，得益于作家對湖北地區雄奇險峻的原始森林景觀的描摹。對莽荒、充滿原始之力的原始森林的書寫，包括對在自然苦難中堅強成長的少年兒童的關注，使董宏猷的作品展現出了充沛的苦難意識、強者意識和憂患意識，而這些特質在《一百歲的紅領巾》中也得到了展現。

作家正視童年生命存在的困境和苦難，不回避，不偽飾，書寫首個兒童團——安源路礦工人兒童團的成立時，并不回避安源工人運動先驅黃靜源先生的被害；在烈士被害的地方，小礦工、兒童團員王耀南將烈士殉難時的血衣撕成布條，分給兒童團員們，他們把紅布條系在自己的脖子上，以表達對烈士的哀思。從此，染著烈士鮮血的紅布條成為安源兒童團的標志，也成為紅領巾的由來。比如，《小紅軍：地球上的紅飄帶》并不回避那些十一二歲的紅小鬼的犧牲；《紅纓槍：抗日兒童團》書寫了太行山腳下野場村兒童團團長王璞的被害。我們為這些如此年輕就消逝的生命扼腕痛惜時，又不能不發問：是怎樣的憤怒，又是怎樣的不得已，讓這些孩子也拿起了槍？同時，作家也書寫兒童頑強的意志，他們對苦難的抗爭，對生命的進擊的精神，比如迎戰暴風雪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在汶川大地震中本已脫險卻返身而回營救同學和老師的英雄少年……

董宏猷曾說，“我的作品可能更沉重些，它反映了生活中不盡如意的地方，現實中的苦難……人要經歷風雨，我們要讓孩子去直面現實，不要把他們束縛在真空中”。那種生命與意志勃發的精神，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尋，與“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充沛楚地精神一脈相承，形成了董宏猷作品中獨特而厚重的苦難意識。

在《一百歲的紅領巾》中，董宏猷的文本創新探索，極具感染力的詩性情懷和審美意蘊的彰顯，富于苦難意識和書寫力度的寫作特質，均為少兒主題圖書的兒童文學創新性表達提供了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