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間不是線性的，如果世界的維度不止我們所見，任何人都會和任何人有機會相遇，在無數地點，相遇無數次。

“四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在原宿后街同一個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過。”村上春樹的遇到百分之百女孩的時空會充塞整個宇宙。“我們最接近的時候，我跟她之間的距離只有0.01公分，57個小時之后，我愛上了這個女人。”王家衛定格的這個瞬間，用去年流行的一部電影標題來說，也可以是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這個片名有很多譯法，“瞬息全宇宙”“全部世界同時一切”“天馬行空”……“媽的多重宇宙”是我很喜歡的妙譯）。

楊紫瓊因此獲得金球獎——歷史上第二位獲得金球獎影后的亞裔女演員，第一位是三年前的林家珍。頒獎禮的黑人主持正告觀眾：有我在這兒是因為好萊塢記者協會過去八十年沒有過一個黑人會員（因為種族族裔風波，金球獎兩年前停辦）。楊紫瓊獲獎之后的感言讓全場多次大笑，卻也讓人感慨萬千——“時光荏苒，我去年就六十歲了……”由此種種，我們不得不承認，楊紫瓊的“多重宇宙”是唯一的。

在唯一的宇宙中，才有相遇，偶遇，巧遇。

紐約是一個比較容易發生巧遇的地方。我在家門口的菜場，抬眼看到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教授端莊地拎著籃子取西紅柿，我不敢打擾，轉身去拿茄子。在一個春天的午后，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里走著，正好在洛厄圖書館和圣保祿教堂之間，一條沒有人的綠蔭小徑上，正對面走過來一位女士，看著眼熟，我立即認出她來了，她也看出我認出她來，臉上浮現出一個得體又顯真摯的微笑，我沒有停步，繼續走過去。沒有想到找她要簽名，沒有打擾她，這也是我最體面的表達。她是一位中國人都知道的大明星，我就不說她的名字了。那是二十年前，她正如日中天。那一個微笑中盡顯她的善良和尊嚴。

香港是一個大邂逅，是一個奇跡性的大相遇，這是上海作家王安憶在《香港的情與愛》中寫的，其實上海又何嘗不是呢？2001年夏天，我和朋友們去上海博物館，慢慢的我走得落了單，看一個青銅器還是其他遠古藝術品，余光突然看到對面的人，當時唯一的念頭是：這個年輕女子真美，像天使一樣。我們最接近的時候，我和她之間的距離只有最多36英寸，隔著一個玻璃罩。我認出了她是蘇菲·瑪索（Sophie Marceau），她的目光也從青銅器轉到和我對視。那一刻發生了什么：我認出了她，我沒有說話，她看出了我認出了她，她也沒有說話。然后像奇跡一樣，她對我抿嘴一笑，像是電影里那樣優雅地轉身離去，身后立即圍上了七八個黑衣男子，一分鐘之后，這個展廳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遇到村上春樹，既不是紐約，也不是上海，是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廚房。那一天我在小廚房弄飲料，直覺身后有人在等，于是回過頭，想說一聲抱歉，但怔住了，因為我身后站著的那人，是村上春樹。他個頭不高，皮膚黝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像是在認真地看著我，但其實又沒有在看我。我沒說話，只點頭向他致意。他像是才看到我，也點了一下頭。我就走出了廚房。費正清中心那一層在那個時間沒有什么人。我走回到辦公室，也沒有人。

知道村上春樹喜歡波士頓，是后來看他的書。但偏偏我在波士頓之后又去了夏威夷。在瓦胡島上，日本人很多。我中間去過一次東京，回來的飛機上，隔壁坐的日本中年人，對我說他去夏威夷打高爾夫球。為什么？因為夏威夷的高爾夫球便宜啊。真的嗎？真的啊。

在夏威夷，我常去一家本地的大超市，這一天（每一天都是夏天的一天），我在超市門口，看到了那個個頭不高，膚色黝黑，臉上沒有什么表情的男人。我跟他走對面。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還是矜持住，只微微低頭致意。他似乎這才看到我，直到我走過去，回頭偷看一眼，他正往我這邊看呢。也許他在等太太在超市里購物，不然，還有什么別的原因能讓他那樣一動不動站在超市門口呢？

于是我知道村上春樹也在夏威夷。有一天我跟研究日本文學的喬說了這事，還告訴他我在哈佛和在夏威夷的兩次偶遇。喬是我出生的時候就從哈佛畢業來到夏威夷工作的，他是一個謙虛得要命的學者，有點像我極其尊敬的韓南教授。喬不動聲色地說，那我介紹你們認識吧。

于是第三次遇到村上春樹，不是巧遇，而是約見。在系辦公室里，村上君看到我，這次定神看了我兩眼，用清楚的英語說：原來是你啊，從Cambridge一直追蹤我到夏威夷啊？喬說：當然你也可以反過來說，是你追蹤他。

那天村上春樹在夏威夷大學的露天體育場舉行了一場演講，之前，喬先朗讀了英文的《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輪到村上演講，他告訴我們：我每天八點睡覺，四點起床。當時正好是八點，全場笑翻。

那天下午，我已經告訴村上春樹，我要離開夏威夷了——要回到東部馬薩諸塞州，去韋爾斯利學院教書了。他說：那是女校嗎？只有女生嗎？我說：是啊。他說：有一天我要去你的學校看一看。

我沒有想到的是，過了17年，他真的要來了。下個星期他就要來我的學校，擔任考奈伊講座教授，我也有幸抽簽選中，成為他開設的25人的小型seminar（研討會）的一員。今后會經常見面了。

我們在夏威夷碰面的時候，他正在北岸寫作《1Q84》。他那時對我說，他總是在離開日本的地方開始寫一部小說，等寫到有把握了，就回到東京去完成。離開夏威夷以后不久，我就讀到《1Q84》，小說寫出了我們時代的惡。幾年后，我在《刺殺騎士團長》中，見到了更令人恐懼的惡。

在見過村上春樹君之后，我閱讀他的小說，都是讀的英文的，我甚至又讀了此前曾用中文讀過的一些作品的英文版。還是在夏威夷的時候，在那間辦公室里，村上君和我閑聊著，他突然眼睛發亮地看著我，很嚴肅地問我：你怎么看我的小說的中文版？在唯一的與村上春樹有過三次相遇的宇宙中，我沒有搪塞，說出了我誠實的看法。我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年，村上春樹在大陸地區換了譯者。我相信這是一個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