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七絕《滁州西澗》，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佳作。一類讀者只是愛重詩人那“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的妙筆，沉醉于詩中的天機野趣。另一類讀者的理解便與此相左。如謝枋得曰：“幽草、黃鸝，比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帶雨晚來急，乃季世危難多，如日之已晚，不復光明也。末句謂寬閑寂寞之濱，必有賢人如孤舟之橫渡者，特君不能用耳。”（高棅《唐詩品匯》引）楊慎、黃生、章燮的詮釋模式，均與此相類。這種認定該詩確有寄托的觀點，在當代仍屬常見。倪其心先生的看法頗具代表性。他認為：“幽草安貧守節，黃鸝居高媚時，其喻仕宦世態，寓意顯然……（春潮帶雨二句）蘊含著一種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無奈而憂傷的情懷。”（程千帆等主編《唐詩鑒賞辭典》之《滁州西澗》賞析文）黃天驥先生雖不主張將該詩用意如此坐實，卻依然表示從詩中“可以看到韋應物牢落無助的心影”（《說韋應物〈滁州西澗〉》）。據筆者所見，“寄托說”在當下中小學課堂關于此詩的講解中，也是屢被采用的。

《滁州西澗》到底是否在優美的景語背后別有寄托？追問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在追問合理地說明《滁州西澗》的寄托意是否可能？欲明辨之，首先需對該詩的文本表意特征細加分析。

先來品讀“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要想判定這兩句確有寄托，至少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幽草”（或“憐幽草”）、“黃鸝”（或“深樹黃鸝”）在創作傳統中具備穩定的托喻義，兩句形成之文本語境具有明確的褒貶意味、反差效果。情況是否如此呢？

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某些物象或表達程式確有相對穩定的托喻義。當松、竹、梅、菊或“思美人”“嫉蛾眉”“浮云蔽日”在詩中現身時，讀者心中油然而生“寄托”之揣測，并不屬牽強。不過，“幽草”“黃鸝”似不在此列。《詩經·小雅·何草不黃》：“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鄭箋以為“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方玉潤從中讀出“一種陰幽荒涼景象”（《詩經原始》）。韋應物本人則在《賈常侍林亭燕集》中以“凌露摘幽草，涉煙翫輕舟”抒寫士大夫雅集情趣，在《過昭國里故第》中以“池荒野筠合，庭綠幽草積”渲染感舊悼亡的氣氛。不難看出，“幽草”在古人筆下并不專守某類寓意。既然如此，徑把“幽草”（“憐幽草”）坐實為“君子在野”或“安貧守節”，就有我說即是之嫌。（按：此句“幽”異文作“芳”。古代詩歌中的“芳草”或“尋芳草”“憐芳草”在不同語境中或托喻理想，或托喻歸隱，或表達惜時、戀物華等情思，亦不可一概而論）至于黃鸝（也即倉庚、黃鶯），自《詩經》以降，便一直是古人表現生機勃勃之春夏佳景時常用的物象，且唐人尚常以“遷鶯”喻進士登第、官職升遷一類美事。由此可見，恐怕并不存在什么以黃鸝為惡鳥、以之喻指“小人”的傳統。而“黃鸝深樹鳴”這一意象，或系從王維《瓜園詩》點染山中論道情境的景語“黃鸝囀深木”化出。一定認為其另有所指、尤其是“小人在位”之指，同樣未免牽強。

那么，“幽草”“黃鸝”所在的前兩句整體語境，是否具備某種特別的文外之意呢？倪其心先生分析道：“詩人獨愛自甘寂寞的澗邊幽草，而對深樹上鳴聲誘人的黃鶯兒卻表示無意，置之陪襯，以相比照。”在筆者看來，這一理解仍是存在商榷余地的。一則，一韻詩中，一句處理“仰觀”，一句處理“俯察”，乃是古人空間描寫的常見路數，該對比結構本身并不必然包含抑揚意味。二則，“上有黃鸝深樹鳴”是否上隸于“獨憐”，或有見仁見智余地，但該句至少并未表現出對黃鸝的無視甚至厭惡。按古人常見寫法，“但恨黃鸝深樹鳴”或“何必黃鸝深樹鳴”才會形成揚幽草而抑黃鸝之意。值得一提的是，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上”異文作“尚”。如果此句作“尚有黃鸝深樹鳴”，那么倒確乎是在表達對黃鸝的喜愛了。三則，“澗邊幽草”“深樹黃鸝”并無強烈反差感、沖突感，很難令人聯想到褒貶寓意，因此就更難令人把前者定向理解為“君子”（或“安貧守節”）、把后者定向理解為“小人”（或“居高媚時”）。與之相比，左思《詠史》中的“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這種描寫，才是在意象間形成巨大張力的。即便不以“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云云承之，讀者也自會察覺其中隱藏的褒貶意味與怨憤之情。

下面來看“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這兩句是否為“危難”“失遇”之喻，是否包含著“無奈而憂傷的情懷”呢？“春潮帶雨晚來急”句中物象，在古人景語中均屬常見。就如“幽草”“黃鸝”一樣，“春潮”“急流”并不必然攜帶某種具體托喻含義。故而認為其實指某種具體人生境遇、社會環境，或許依然有失武斷。至于此句整體語境是否蘊含動蕩、危難等意味，且令“野渡無人舟自橫”在其映襯下別有微旨，還值得多論幾句。如黃天驥先生所說，“春潮帶雨晚來急”的意趣，的確不同于“幽靜寧謐”的“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不過細玩之，此句描寫潮、雨之動勢、力感，畢竟僅用一個“急”字，點到為止，別無渲染。且在常規想象中，西澗似非浩瀚巨流，“晚來急”亦到底不同于陰幽意味更濃重的“夜中急”。因此，“春潮帶雨晚來急”固然未必是“幽靜寧謐”的，卻也終歸與驚濤迅雨異趣，更和韋應物筆下“山郡多風雨，西樓更蕭條”（《送中弟》）、“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登樓寄王卿》）這類鮮明地呈現荒疏、凄冷色彩的詩境大有不同。這樣看來，黃天驥先生將其等同于“潮急雨驟”“潮水急涌而來，勢如奔馬”之境，進而據此將下句中的“舟自橫”想象為“無人料理，孤孤單單，可憐巴巴，任由顛簸”（《說韋應物〈滁州西澗〉》），或許便略欠斟酌。再專門玩味“野渡無人舟自橫”。“野”，郊外，離城市較遠之處也，又常有真樸自然、閑散不羈一類含義，與“荒”“空”意趣并不完全一致。故“野渡無人”寫出了遠離塵囂的滋味，又和情感傾向更加明確的荒涼、空寂一類情境存在微妙差別。而“自”字在古人詩中，常用于表現物象、人情自我經營、與他者無涉。此句中的“舟自橫”，當然是具備這類意趣的，不過其表意終歸到此為止，無涉其余。它和《詩經》中“泛彼柏舟”、《莊子》中“不系之舟”的關聯，均在有無之間，難以辭逮。讀者固然可從這樣的意象聯想到“不在其位，不得其用”或“無奈而憂傷”，但又何嘗不能聯想到“安閑自在，超然物外”等其他意味呢？

言說至此，已可發現，《滁州西澗》呈現給讀者的，乃是虛靈、微妙、不落言筌的意義空間，而不是旨趣非此即彼的托喻結構。正因為此，一旦試圖通過語義分析來確定某種寄托之意，就可能窄化其意義空間，也常難免有增字作解之失。值得注意的是，持寄托說的詮釋者，通常還會動用“知人論世”之法。與韋應物創作《滁州西澗》直接相關的信息既已無存，則通過揭示安史亂后詩人沉郁、失落的時代病及韋應物在滁時“有志改革而無力，思欲歸隱而不能”（見倪其心《滁州西澗》賞析文）的個人心境來推論此詩深意，便是唯一可行之舉了。可問題在于，人之精神世界并非時空中有形跡之物，且系世間最為幽深復雜、變化多端者。即便我們能夠掌握明確記錄《滁州西澗》創作動機的可信文獻，也至多會得出“合理的”“有說服力的”詮釋結論，難以如明鏡映物般還原詩人所思所想。至于目前詮釋者只能倚重的時代精神、個人典型心境，本就來自“簡單枚舉歸納”，系或然性推理的結果。以之作為大前提推測《滁州西澗》用心，結論自也是或然性的，且常陷入決定論的窠臼。當詮釋者把作家“或然之意”認定為“必有之意”的時候，對《滁州西澗》的理解便可能受控于這類心理定向。于是在其眼中，不落言筌的詩篇，就越發顯得別有深意；而文意解讀時的獨斷，恐亦越發難以被其覺察。

總而言之，品味《滁州西澗》，讀者當然可以“各以其情而自得”，生發出多種聯想。但歸根結底，無論從文本表意特征還是從與“知人論世”相關的現存信息特征來看，想要令人信服地坐實該詩“確有寄托”，都是不太可能的。通過本文的辨析，讀者或許還可發現，若要使“探求寄托”這種詮釋行為獲得合理性，有幾個基本前提當得到重視。其一，在缺乏可信文獻旁證的情況下，對文本托喻義、隱指義的判定，應遵守“合慣例原則”。其二，應對文本在文獻形態上可能存在的多樣性保持警覺，尊重異文可能導致的詮釋多元性。其三，應盡可能自覺地辨析與“知人論世”相關之文獻信息的性質、效力、限度。

（作者：徐楠，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