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陳建軍先生的《魯迅與〈Noa Noa〉》（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收入其論文集《撣塵錄：現代文壇史料考釋》），他談到魯迅以筆名“羅憮”翻譯《Noa Noa》的細節，其中有這樣的論斷：

其實，魯迅根本就沒有翻譯《Noa Noa》。所謂“羅憮譯”《Noa Noa》，僅僅是一則廣告而已。1

“羅憮”的確是魯迅的筆名，他曾在1933年、1934年和1936年以這個筆名發表過幾篇文章，包括：《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濤聲》1933年2月第2卷第5期）、2《“蜜蜂”與“蜜”》（《濤聲》1933年6月第2卷第23期）、《古書中尋活字匯》（《申報·自由談》1933年11月9日）、《家庭為中國之基本》（《申報月刊》1934年1月第3卷第1號）、《搗鬼心傳》（《申報月刊》1934年1月第3卷第1號）和《舊信新鈔之一》（《社會日報》1936年3月8日）。但是，魯迅是不是曾以“羅憮”這個筆名翻譯過《Noa Noa》，魯迅研究界一直存疑，并沒有明確的結論，包括《魯迅著作編年》和《魯迅年譜》。大多數研究者（姜德明、朱金順等）均持“沒有出版”之說，《魯迅年譜》記錄則認為可能翻譯，但并沒有出版過。3目前不管是在《魯迅全集》還是《魯迅譯文集》中，均不見《Noa Noa》這本翻譯著作，只有此書的相關廣告詞。這則廣告名之為《“文藝連叢”的過去和現在》，4收錄在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7卷附錄中。但是，羅憮翻譯的《Noa Noa》這本書真的沒有出版么？

此前的研究者主要以“文藝連叢”的廣告詞為線索，從已經出版的兩種書籍中做出特定的推定，認為這套書總計出版了3冊，分別是《不走正路的安德倫》（聶維洛夫作，曹靖華譯），《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盧那卡爾斯基作，易嘉譯）和《壞孩子和別的奇聞》（契訶夫作，魯迅譯）。《山民牧唱》（巴羅哈作，魯迅譯）和《Noa Noa》（戈庚作，羅憮譯）盡管列入“文藝連叢”這套叢書，但并沒有在魯迅生前出版。魯迅曾為“文藝連叢”叢書的出版寫過廣告，這則廣告詞涉及《Noa Noa》部分抄錄如下：

3.Noa Noa法國戈庚作，羅憮譯。作者是法國畫界的猛將，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社會，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名還未一定，或者就可以改為《泰息諦紀行》罷。里面所寫的就是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島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譯5是一個無名的人，但譯筆卻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畫十二幅。現已付印。6

很多研究者的學術判斷就是從這則廣告文字出發的，因為廣告文字里有“現已付印”的字樣。而且，這則廣告文字的后面還有一段話，更讓人信服《Noa Noa》曾經出版過：“本叢書每種印有道林紙本子三百本，較為耐久，而且美觀，以供愛書家及圖書館等收藏之用。本數有限，購者從速。”7筆者傾向于認為這是推銷書籍的廣告用語，畢竟從付印到真正上市、與讀者見面等，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最近筆者在翻閱30年代的報刊時，發現了一篇文章與《Noa Noa》這本書有關，現照實抄錄：

“文藝連叢”，就是連續出版文藝叢書的意思，這“文藝連叢”出版社，由曹靖華等所組織，專出翻譯書籍，介紹世界名著，為野草書屋發行。

“文藝連叢”所出版的書，大概與天馬叢書相仿佛，集子印得很小，每本最多不過二三萬字的樣子。他們所出版的書籍，選擇的標準，非常嚴格，務使讀者化了三四毛錢買了一本書，而不可有所損失，但他們也沒有什么過高的奢望，什么突破“X萬部”的雄圖，預備每本書籍只印數千本。

現在，已經出版的有西班牙巴羅哈作的，魯迅翻譯的《山民牧唱》。西班牙的作家，中國的一般讀者，大多數只知道伊本納茲，但文學的寫作的技巧與內容上，巴羅哈實遠在其上。魯迅先生的譯筆，忠實可靠，亦為我們所知道的。《死魂靈》的譯筆，早已有口皆碑了。

還有一本是法國戈庚作，羅憮譯的《NOANOA》，作者是法國的一個著名的畫家，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的社會中的一切，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就是那時的記錄，里面寫的是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這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用的情形，并及島山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這位譯者，雖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壇的讀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筆名。翻譯自然也靠得住。《NOANOA》中有木刻插畫十二幅。

以上的兩種的譯本，為道林紙精印，頗美觀，但每種僅有一千本，后購者恐難免有向隅之憾。

《山民牧唱》及《NOANOA》定價低廉，無論在形式與內容方面，均有可觀。在這投機之風彌漫了出版界的現在，“文藝連叢”的出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給讀者的一個優越的貢獻。

這篇文章以《文藝連叢：已有魯迅羅憮的譯品，是讀書界的滋補食物》為題目，刊發在《鐵報》1936年5月29日第2版，作者署名“野苡”。此前有關羅憮翻譯《Noa Noa》的材料線索均引自1935年以前，這則材料則完全不一樣，出現的時間是1936年5月29日。正是這個時間，才應該引起魯迅研究界注意。按照這篇文章的文字說明，包括《Noa Noa》譯書的內容簡介、書籍裝幀、定價、印數等等的細節描述，給人的印象是《Noa Noa》這本譯書已經出版。承接引文所說“已經出版的有”、“還有一本”等詞句，筆者的判斷傾向于認為，“野苡”是見過《Noa Noa》這本譯書（或者是熟知出版內情）才寫下這些文字的。而這個以“野苡”為筆名的作者，從文字的遣詞造句寫作來看，其實他/她當時也不知道魯迅有“羅憮”這一筆名，故才在文字中說及“這位譯者，雖然名字不熟悉，但熟悉文壇的讀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筆名”。“野苡”對羅憮筆名的這個判斷，的確是非常準確的。

可能是魯迅對小報并沒有什么“好感”，他也曾提及《鐵報》這份小報：“此即所謂‘左打左派，右打右派’，《鐵報》以來之老拳法，而實可見其無‘壘’也。”8魯迅以《鐵報》和“民族主義作家”進行類比，說明他對這份小報的憎惡情感。但我們也要看到，其實《鐵報》在新聞報道上還是有其可取之處的。比如，魯迅去世之后，它的相關新聞的報道，就顯得很公正和客觀。9那么，回到《鐵報》這則有關“文藝連叢”的文字，我們應該注意它表述中的相關史實。從全文的閱讀來看，其對于“文藝連叢”叢書的相關評價，還是顯得比較客觀而中肯（“在這投機之風彌漫了出版界的現在，‘文藝連叢’的出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給讀者的一個優越的貢獻”），并沒有如魯迅認為的那樣，有所謂言語的“中傷”。

或許，《Noa Noa》的羅憮（魯迅）譯本還真得靠有心的研究者繼續尋找，期待它能夠真正被“發現”。借寫這篇小文的機會，筆者也借此善意提醒一下研究界，不能看到一則材料就立即下判斷、做結論，并以此自勉。在筆者看來，不作結論的客觀描述其實也是一種客觀的學術研究態度，它更能接近文學歷史現場的某種真相。

注釋：

1陳建軍：《魯迅與〈Noa Noa〉》，《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2 收入《南腔北調集》時篇名改為《論“赴難”和“逃難”》。

3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增訂本）》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269頁。

4 葛濤曾對這則廣告的題目有考證，我認為他的考證是可信的，故此處采用了他的標題，特加說明。葛濤：《再談魯迅為“文藝連叢”撰寫的出版廣告》，《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4期。

5 此句應是脫了一個字，對照《魯迅全集》中收錄的廣告，應為“譯者”。

6 朱金順：《對〈魯迅與《Noa Noa》的兩點補正〉》，《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9期。

7 葛濤：《再談魯迅為“文藝連叢”撰寫的出版廣告》。

8 魯迅：《魯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04頁。

9 王吉鵬、臧文靜、李紅艷：《馳騁偉大藝術的天地——魯迅小說研究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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