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文學成就毋庸多言，她引起廣泛關注的創作大致可分兩類。一類關注女性成長與女性命運，揭示、批判社會文化中形形色色的性別暴力。這方面，《使女的故事》因其成功的影視化，最廣為人知。此外，2022年由文匯出版社、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神諭女士》《荒野女士》《貓眼》等都在此列；另一類關注的則是生態環保主題，這類創作以“瘋癲亞當”三部曲為代表，表現的往往是科技對人的異化。《羚羊與秧雞》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奠定了“三部曲”的敘事框架與敘事基調，充分表現了阿特伍德透過現實問題建構想象世界的卓越能力，以及她對于人類在日漸技術化文明背景下的處境的思考。

這部小說顯然從《弗蘭肯斯坦》得到了一定啟發，且風格上都帶有一種哥特式的陰冷、黑暗，書中也不止一處提及瑪麗·雪萊的那部小說。可以看出來，與瑪麗·雪萊一樣，阿特伍德也是有極寬闊、深邃視野的作家，她以科幻敘事的方式全景呈現了對人類文明癥結的觀察。若說“弗蘭肯斯坦”是出于極致的求知欲、探索欲而制造出了“怪物”，主人公對此不無懺悔之意，“秧雞”則壓根不在乎“上帝”或自然規律。換言之，弗蘭肯斯坦式的狂妄尚且是人類求知的天性使然，“秧雞”們的技術天賦則服務于貪婪、逐利的資本，是現代世界物質主義邏輯發展到極致的結果。

在小說中，人類無度的欲望推動了科技進步，但也導致了一幅幅悲慘的末世圖景。出身東南亞某貧困鄉村的女孩“羚羊”自小被當成商品買賣，先是作為童工去兜售鮮花，再是被“挑揀”去拍色情電影……這些經歷令她明白了“什么東西都有價錢”；吉米的父母曾經所在的奧根農場、荷爾史威瑟大院都是從事生物基因研究的機構，研究人員的工作、生活都在其中。這些機構看起來井然有序，購物街、醫院、俱樂部、學校等一應俱全，自成一個世界，將貧窮、細菌、混亂等統統隔絕在農場之外，但這些人造“主題公園”毋寧更像是監獄；在奧根農場，生產“器官豬”是“根據客戶要求定制的”，這種被基因改造得面目全非的生物“經濟”“高效”，腦部萎縮（因為無用），而“有用”的部分則可以反復生長；在“秧雞”的沃特森-克里克學院，隱形的資本更是控制了這個學院運作的每一環節。學員們既可以憑借具備市場轉化潛力的研究項目獲得充足的經費支持，而當他們研發出如羊蛛、假巖石、雞肉球、狼犬獸這類極其“高效”的生物品種，他們便可以從巨額贏利中得到可觀的“分紅”；在“天塘”，應“雷吉文”一類買家的需要，一種全新品種的“完美人類樣本”被制造了出來，他們膚色各異，一律漂亮、溫順，無懼死亡，天生吃素，大都會在30歲左右猝死……這些人類基因統統可以在“雜市”買賣。“性別、性取向、身高、皮膚與眼睛顏色”成為其中最受關注的賣點。作為這背后的核心技術力量代表，“秧雞”并非是只知道埋頭研究的純粹學者，他十分關注自己的技術能否轉化為商品，以及這些商品在市場銷售中所占份額，他是很有商業競爭意識的科學天才。通過這些描寫，阿特伍德已不僅僅在思考科技倫理問題，而是試圖揭示出科技倫理的墮落必然伴隨著生態觀念的崩壞，以及造成這種崩壞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對此，“秧雞”心知肚明：“人總要追求更多更好的東西，這種欲望之潮會壓倒它們。這種欲望控制著局面，操縱著事態發展，歷史上的每次變故都受其左右。”“秧雞”們，以及雷吉文們，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順勢而為”。

如果說弗蘭肯斯坦尚能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某種“僭越”而不乏罪惡感，“秧雞”雖也有人性的掙扎（僅限于夢中），但他對此心下坦然。在“狼犬獸”一節，“秧雞”和吉米之間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吉米看到那些經過生物基因改造的動物，不由得反感惡心：“他有點心不在焉，他正在為雞肉球和狼犬獸犯愁。他為什么會覺得好像有某道線被逾越了，好像發生了什么越軌的事？到了什么分上算過分，走了多遠算太遠？”“秧雞”顯然洞穿了吉米的內心，作出回應：“墻垣與籠欄的存在自有其道理”，但“并不是要把我們擋在外面，而是要把那兩者關在里面。人類在這兩種情況下都需要屏障。”“秧雞”所說的“那兩者”指的是“自然和上帝”，并稱自己并不相信它們。人無法超越生命的有限，而世界由復雜人性構成，人性的復雜是自然規律之一種——對“秧雞”來說，他顛倒了這一類法則，試圖進入那不被允許探知的禁區，改寫天賦自然的基因密碼。這種理性的狂妄，較之弗蘭肯斯坦，已遠遠過之。另外，在“秧雞”身上，這種屬于人類原罪般的狂妄又疊加了資本似乎無所不能的操縱，這一切綜合起來導致了最后的末世景象。在文明的廢墟中，“雪人”（也就是吉米）這個唯一的智人反倒成了最大的不正常，他向“秧雞”哭訴：“我為什么會在這塊土地上？怎么會只有我一個人？哪里有弗蘭肯斯坦為我造出的新娘？”對比《弗蘭肯斯坦》，不得不說，這是很具諷刺性的顛覆。

阿特伍德在小說中思考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人總是將理性作為人性發展的高級甚或終極階段。而近代以來技術主義的迅猛發展，人的物質欲望對技術的依賴都助推了這一認知。在這部小說中，人文藝術思維較為發達、情感豐富的吉米自小成績平平，尤其對于理科顯得較為愚鈍。因此，他之后就讀的瑪莎·格雷厄姆學院也并不“體面”，該學院曾經輝煌，但日益發達的數字技術使得它蕭條衰敗。畢業后，吉米進入了一家同樣不太體面的企業，充當文字勞力，為某些商品寫促銷文案；與吉米完全相反，理科思維出眾的“秧雞”則是世人所謂天之驕子，憑借出色的學業進入名校，接著成為科研領域的佼佼者，最終掌握了左右人類文明存續與否、以何種方式存續的關鍵技術，進而與幕后的資本集團媾和，最終卻導致人類文明幾乎全盤毀滅的惡果……在小說中，秧雞和吉米分別成為文、理思維的代表，形成了一種富有意味的對照。

阿特伍德的作品所描繪出的現代世界的荒誕、陰冷使我想起卡夫卡。如果說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地洞》一類小說以近乎“杞人憂天”式的悲觀揭示出個體在現代世界所要面臨的種種異化、恐懼與絕望，阿特伍德則以更加感性的、纖毫畢現的方式，勾勒出這個世界某些令人驚異的方面。換言之，卡夫卡精妙繁復的想象偏于指向個體心靈，阿特伍德的想象建構更偏于指向外部世界。跟卡夫卡相似的是，阿特伍德的寫作也充滿隱喻意味，建構出了屬于她自己的符號世界。“奧根農場”“荷爾史威瑟大院”“雜市”“秧雞人”“器官豬”等極富概括性，反科技烏托邦的意圖是顯然的。

阿特伍德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過，自然可以療愈人的心靈，整個生態環境是一個有機系統。面對現代世界包括生態問題在內的種種危機，她不無憂心，但她認為，“失去希望”這句話不成立，因為希望本就是我們作為人的一部分。阿特伍德正是將這一信念注入了作品，她對人文學科的存在亦有相同的信念，她借吉米之口說：“藝術是唯一能幸存的東西。形象，文字，音樂。充滿想象力的建筑。意義——指人類的意義——就是由它們充當注腳的。”抑或是在《洪水之年》的最后吉米所說的：“你不能消滅音樂。”讀之感動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