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成立新的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年，在新的文津街館舍建成后，隨著辦館條件的改善，開辦經費的穩定，組織管理的有序進行，國立北平圖書館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為了進一步充實館藏，實現《國立北平圖書館之使命》中“中華文化之寶庫，中外學術之重鎮”的目標，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館員于20世紀30年代開展了諸多訪書活動。他們的辛勤搜訪，為今日之國家圖書館蔚為大觀的古籍文獻存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頻年奔走，苦索冥搜

北平曾為故都，琉璃廠等地舊書業極為發達。青年學人趙萬里入館后，常跟隨亦師亦友的前輩徐森玉先生到琉璃廠訪書，極大地開闊了眼界。趙萬里當時身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采訪部中文采訪組組長、購書委員會中文組委員兼書記，在購書上擔負重要之責。由于該館購書日多，琉璃廠的書價望風而漲。1930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鑒于江南書價較廉，且多善本，于7月派趙萬里赴寧、滬、蘇、杭等地，采訪古書。趙萬里此行所獲甚多，所訪之書經編目后供眾閱覽。1932年，趙萬里通過陳乃乾為該館購得吳興蔣氏密韻樓所藏明刊明人別集500余種。1933年7月，趙萬里重到寧波天一閣觀書，此一經歷在其所撰《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從天一閣到東方圖書館》二文中記錄甚詳。此次觀書，趙萬里還發現前人所編書目中未能著錄的二百多種書，記錄下了重要善本古籍的行款、邊口、版心大小、序跋和內容特點，以備日后撰寫善本書志作參考。趙萬里編有未定稿《重整天一閣現存書目》，收2000種古籍，惜在抗日戰爭時期遺失。為保護這一江南名樓，趙萬里還曾建議重修天一閣，代擬了《重修范氏天一閣募捐啟》。在南下訪書時，趙萬里經傅增湘先生介紹，拜望了張元濟、徐乃昌、劉承干等前輩，與藏書家們建立了廣泛的聯系。

在訪書的基礎上，趙萬里也對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古籍完成了編目工作，于1933年編輯出版《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傅增湘在該書的序中肯定了趙萬里在訪書上的成就，認為他“夙通流略，尤擅鑒裁，陳農之使，斯為妙選。頻年奔走，苦索冥搜，南泛苕船，北游廠肆，奮其勇銳，擷取菁英，且能別啟恒蹊，自抒獨見，于方志、禁書、詞曲三者，搜采尤勤”。在古籍采訪方面，趙萬里確實“頻年奔走”，花費心力極多，為的就是將古籍善本收歸公藏，加以保護。該館豐贍的典藏，也為趙萬里開展研究提供了完足的文獻資料。如1932—1933年度該館采購金石拓片843種，1935—1936年度該館館藏魏齊以來墓志達約4000余種，這些均為后來趙萬里編《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條件。

除為豐富館藏訪書、購書外，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為個人研究亦可外出訪書。1930年謝國楨為撰寫《晚明史籍考》，受國立北平圖書館指派，到江浙訪書，其所撰的《三吳回憶錄》一文對此有詳細的記錄。這一訪書著書的方式，也伴隨了其整個學術生涯，后謝國楨還著有《江浙訪書記》。

遠渡重洋，攝影而歸

除在國內積極搜訪外，該館還將訪書視線拓及海外。1934年王重民遵照副館長袁同禮指示，赴歐洲訪書，收獲頗豐。其訪書的重點是：敦煌遺書、明清間天主教士華文著述、太平天國史料、古刻舊鈔以及經史子集罕傳本，且以敦煌遺書為重中之重。這些文獻國內不能輕易得見，有著獨特的文獻研究價值。王重民在海外訪書工作強度很大，約每日看一百冊，邊看邊著錄這些文獻的基本信息，重要稀見的則手抄下來，特別珍貴的則采用攝影的方式復制。雖積年勤苦，但以此為樂。經其一番努力，王重民對海外存藏的敦煌經卷、天主教、太平天國史料等，基本瀏覽一過，并將其中的奇書異帙，采用攝影或手鈔的方式采擷而歸。其所拍攝的照片為數可觀，共選照了三萬余張敦煌遺書及其他珍貴文獻的照片。由于傳抄罕見本的工作較為繁重，同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青年館員的王重民夫人劉修業女士也曾參與其中，劉修業后撰寫了《王重民1935—1939 年英德意諸國訪書記》一文記錄這段海外抄書的經歷。為將訪書成果盡快報告給國內學術界，王重民在《大公報》先后發表《海外稀見錄》《巴黎敦煌殘卷敘錄》《記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文獻》《羅馬訪書記》等。其個人學術成就的取得，實有賴于多次海外訪書。

1935年向達亦受國立北平圖書館之派，到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做交換館員，替該館整理中文圖書。1936年秋，在結束牛津大學的工作后，向達至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國文書。1937年冬，又由倫敦轉赴巴黎，在法國的國家圖書館繼續研究該館所藏的敦煌卷子以及明清之際天主教的相關文獻。向達還曾到德國柏林普魯士科學院看吐魯番出土的古文書等。其用小楷抄寫了200萬字的敦煌卷子，被趙萬里、王重民稱為“向抄本”。向達所訪之書，涉及多種少數民族語種文獻，如回鶻文、粟特文、東伊朗語、藏文等，也采用攝影的方式選擇西域古文字完整者進行拍攝。這些資料，有利于我國學術界在東方學上卓然自立。此次訪學也為向達打下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向達于1936年至1939年寫出了《記牛津（英國）所藏的中文書——瀛涯瑣志之一》《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錄》等重要論著。

其他赴海外訪書者，還有不少。1931年謝國楨赴日訪書，為該館調查及采訪日文書籍。同年9月，該館又派特約編纂員孫楷第赴日本調查小說、戲曲等書籍。孫楷第抄錄日本內閣文庫中各種中國小說，并閱讀尊經閣的藏書。胡適稱孫楷第“專為了看小說而渡海出洋，孫先生真可算是中國小說研究史上的哥倫布了！”1934年于道泉奉派赴歐留學，也為該館拍攝了一箱敦煌古書膠影片。這些學人的海外訪書工作，可謂開啟了今日“海外中華古籍回歸”的先聲。

細流匯海，化私為公

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不僅為該館積極訪書，還向該館捐贈書籍。20世紀30年代每年度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中的“贈書人名錄”記載下了“平館”學人們的捐贈情況，如1931年7月至1935年6月四個年度共有：于道泉、王庸、王祖彝、王重民、江瀚、朱士嘉、岳良木、茅乃文、袁同禮、徐鴻寶、趙萬里、蔣復璁、劉節、謝國楨、譚新嘉、爨如僖等42人次的捐贈。僅趙萬里一人而言，自1929年7月至1935年6月五個年度共捐贈圖書32種50冊。通過文獻捐贈的形式，進一步豐富了該館的文獻典藏，也體現了學人們的一片愛館之情。

除此外，學人們外出期間，亦不忘為該館謀求文獻。如1933年4—5月，徐森玉、向達、王庸、劉節四人受國立北平圖書館資助，進行了為期40余日的秦豫訪古考察活動。他們在陜西重陽宮發現的宋金元碑30余座，被認為是研究道教的重要史料，其中有元代蒙古文詔書十余種，皆涉及也里可溫（元代基督教）事。四人通過碑帖傳拓的方式，為該館拓制了珍貴的拓片資料。

經這些學人的共同努力，國立北平圖書館之藏書漸為豐富。僅1931—1932年度，由于經費倍增，實力增強，入藏之文獻頗多孤刊原稿，其中有海源閣遺書60余種、天一閣、汲古閣、稽瑞樓、宋元明別集、《宋會要》、宋刻大字本《詩集傳》、金石拓片和輿圖等。每年度都有大量新增文獻源源不斷匯入館藏。隨著館藏的日漸豐富，該館于1933年8月又設立善本乙庫，庋藏自清初以來精刊、精印、孤本、稿本、批校及罕傳之書。此后，甲乙二庫，分級庋藏，琳瑯滿目，洋洋大觀。

通過積極的訪書、購書活動，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推動了私家藏書流向公藏機構、海外古籍文獻回歸中華故土的進程。豐富的館藏為這些學人開展研究提供了充分條件，日后這些學者均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內成名成家，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學術群體。一部分學人成了多門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一部分學人成為各領域杰出的學者，而更多的成了知識生產的服務者，形成了一個由眾多學人構成的獨特思想世界。他們的訪書活動更是為中國圖書館學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群體研究”負責人、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