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一般都要于當年12月赴斯德哥爾摩領獎，并發表獲獎演說，談談自己的作品和藝術歷程，然后在授獎后的晚宴上致答謝詞。2022年獲諾獎的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淡泊名利，得知獲獎之后說她有時寧愿忘記諾貝爾獎，不想成為一座貼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標簽的雕像。不過話雖如此，她還是去了斯德哥爾摩領獎，而且發表了政治性的獲獎演說，“因為文學就是政治”。她甚至覺得自己演說時會很緊張，似乎全世界都在注視著她，為此提前寫好了講稿。在赴瑞典領獎的前一天，她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接受采訪時，表示她的獲獎演說將是“介入的”，而且受到了加繆獲獎演說的啟發。

“介入”一詞的原意是指作家對當代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表明態度和采取行動。薩特在《現代》（1945）創刊號的社論里提出了“介入文學”的口號，意思是指文學必須干預生活。他指出筆桿子是作家的武器，一旦開始寫作就已經介入了生活。薩特本人身體力行，積極投身于社會和政治活動，同時用小說和劇本表明了他反對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立場。埃爾諾是扎根于現實的進步作家，對“介入文學”自然完全贊同，而且她就是在波伏瓦的《第二性》的鼓舞下走上創作之路的。她始終關注人民，特別是婦女的命運，畢生都在為維護女性的權益而奮斗，所以她肯定自己的作品是“介入的”，因為“文學不是中性的，從來都不是”。

當地時間202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舉行的盛大晚宴上，埃爾諾面對2000名貴賓發表致謝演說：“我在65年之后站在這里，為得以與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爾貝·加繆并列于獲獎者名單上而深表驚訝和感激。”她特別提到加繆的獲獎演說是“我最難忘的作品之一”，因為他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和感受。加繆在獲獎演說《寫作的光榮》中回顧了他那一代人遭受的戰爭和苦難，認為寫作之所以光榮，是因為它迫使自己和所有人一起承擔共有的不幸和希望。作家除了“戰斗者”沒有其他頭銜，必須永遠朝著真理和自由的目標前進。埃爾諾的獲獎演說與之相呼應，開宗明義地闡明了她在20歲時就在日記里寫下的諾言：我要為我的種族復仇而寫作。她的種族，就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包括無地的農民、工人和小商販，因舉止、口音和沒有文化而被蔑視的國內移民，也就是來到巴黎的外省人，特別是婦女。“在發表于1974年的第一部作品里，我當時尚未意識到，已經確定了我將要寫作的領域，一個既是社會的又是女性的領域。從此為我的種族復仇和為我的性別復仇就合二為一了。”

埃爾諾指出加繆根本不喜歡獲獎，他獲獎之后從未好過。確實如此，加繆生長在阿爾及利亞，祖籍是法國，這種處在兩個祖國之間進退維谷的處境，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哀。1957年，年僅44歲的加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卻同時受到了來自左翼和右翼的抨擊。他從此保持沉默，不再創作，并且在普羅旺斯農村購置了一所住宅，以避開獲獎之后的煩惱和城市的喧囂。1960年底，他邀請老朋友米歇爾·加里瑪一家到鄉下來過元旦。1961年1月4日在返回巴黎途中不幸因車禍去世。加繆一生研究荒誕，卻年僅47歲就以最荒誕的形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使人不禁感慨命運的荒誕。

與加繆相比，埃爾諾恐怕更為不幸。她知道自己經常被人詬病，有些人始終認為她是社會的反叛者，對她寫作的主題總是感到不快。她認為在法國，文學是男性的，女性作家受到的對待遠不如男性作家。這是始終存在于法國文化的無意識之中的殘余。女性作家尚未獲得創作的合法性。一些男性對女性作家的作品視而不見，從來不引用它們。但是埃爾諾無所畏懼，在《巴黎人報》舉行的座談會上，針對以文筆大膽著稱、獲諾貝爾文學獎呼聲很高的小說家烏勒貝克，她直言不諱地指出：“是的，他有一些完全反動的、反女性主義的觀點。這沒什么可說的！我非常喜歡他的第一本書《爭斗領域的延伸》……但是后來我不讀他的書了，因為他書中的妻子、母親和成熟婦女的形象，以及他描寫皮膚和下垂的乳房的方式……鑒于他的有害觀念，坦率地說，還是我獲獎更好。”

埃爾諾的獲獎是對她的作品的認可，也是給所有的女性作家帶來的希望，因而受到了許多人特別是婦女們的熱情歡迎。她表示“我沒有把授予我諾貝爾文學獎看成是我個人的勝利，我認為它在某種意義上是集體的勝利”，并且要“繼續為反對任何形式的非正義而斗爭”。她說到做到，獲獎后幾天就和她一貫支持的左翼政治家梅朗雄一起走上街頭，參加了抗議物價上漲的游行。

在法國文學史上，從拉伯雷到伏爾泰，從雨果到薩特，法國作家前赴后繼的斗爭傳統，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羅曼·羅蘭、法朗士、馬丁·杜加爾、莫里亞克、加繆和薩特等都由于反戰的活動和創作而先后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21世紀獲獎的勒克萊齊奧、莫迪亞諾和埃爾諾，用他們的創作繼承和發揚了這個光榮傳統。這些優秀作家代表了法國文學的主流，正是由于他們的杰出貢獻，法國文學才日益繁榮和始終充滿活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