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出版圖書，體例很要緊。古人編“總集”，可據朝代、文類、派別、地域等細分；今人出“別集”，則有單刊、選本、文集、全集之別。全集之所以不好編纂，難就難在那個無法名副其實的“全”字上。

誰都知道，“全集”不可能全，于是各種“集外集”“補編”“拾遺”等層出不窮；而每回增訂或重編《魯迅全集》，最著意的便是增加了幾篇佚文。而且這是個無底洞，只要不斷發(fā)掘，必定能有所“發(fā)現”。問題在于，“全集”為何“不全”，到底是不可能、不必要，還是不應該？那么多具體的、斷裂的、破碎的、偶然存世的文本，能否拼接成一個完整的作者？我們的任務是繼續(xù)拆解，還是假裝承認，既然全集在此，這就是作者的全貌了？

福柯的質疑

記得福柯在1969年的專題演講《作者是什么？》中，有這么一段話：

假定我們是在談一個作者，那么他寫的和說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當中？這既是個理論問題又是個實際問題。例如，如果我們想出版尼采的作品全集，我們在什么地方劃定界限？毫無疑問，一切東西都應該出版，但我們能對“一切東西”的含義看法一致嗎？當然，我們會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東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頁邊的注釋與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滿警句的日記里，我們發(fā)現某種參照符號，某種關于約會的提示，某個地址或一張洗衣賬單，那么這其中什么應該包括進他的作品？

對于“天真地承擔出版一個作者全集”，福柯明顯不認可。我這里采用的是王逢振的譯文，見20世紀90年代刊行的《最新西方文論選》。對于編全集的人來說，“日記”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更何況還加了個修飾語——“充滿警句”，為什么福柯會質疑呢？近日讀網上流傳的李康、張旭譯福柯《什么是作者》（2008年發(fā)布），發(fā)現關鍵字句翻譯有別：“如果在一本滿是格言的筆記本里，我們找到一段引文、一紙約會備忘錄、一處地址，或者是一筆洗衣店的帳（賬）單，這是不是也該算成他的作品？”到底是“日記”還是“筆記本”，這可關系重大。請教法文教授，得到的答復是：福柯原文用了“carnet”這個詞。這個詞是“記事本”“小本子”的意思，翻譯成“筆記本”應該更準確。我這就放心了——對編全集的人來說，日記不能遺棄，記事本則未必。同樣編全集，對魯迅可以巨細無遺，別的大家、名家，其實沒必要錙銖必較。

錢鍾書的答復

始終旗幟鮮明地反對編全集的，當以錢鍾書的說法最有趣。香港作家潘耀明（筆名彥火）早年訪問錢鍾書，提及整理出版文集，錢先生的答復很精彩：

一個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頭路時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跡的地點聞一聞、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樣做。有些作家對自己過去寫的文章，甚至一個字、一段話，都很重視和珍惜，當然，那因為他們所寫的稿字字珠璣，值得珍惜。我還有一些自知之明。

這俏皮話說得太漂亮了，難怪很多人喜歡引述。錢先生對于自己過去的寫作不滿意，坦言“在寫作上，我也許是一個‘忘本’的浪子，懶去留戀和收藏早期發(fā)表的東西”；夫人楊絳也專門做了解釋，稱錢鍾書“不愿出全集，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

悔其少作，那只是個人趣味；反對出版全集，則兼及整個文壇或學界。在寫給原江蘇文藝出版社編輯張昌華以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鄭文林的兩封信中，錢鍾書所談，其實已超越具體的批評標準與編輯策略：如此立說，洞察人情世態(tài)，包含技術能力與審美判斷，兼及個人意愿與社會接受度，還有一句潛臺詞沒說出來，那就是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限制。

何以入“集”

讓人預想不到的是，極力反對編全集的錢鍾書，日后竟有中外文手稿集面世。商務印書館2003年至2015年間陸續(xù)刊行的《錢鍾書手稿集》，包括《容安館札記》3冊、《中文筆記》20冊、《外文筆記》48冊。如此海量的手稿，包含大量讀書筆記，對于了解錢鍾書的視野、趣味及學養(yǎng)非常有用，日后有沒有可能被擇要收入全集呢？

既然全集注定不全，那就干脆改稱“集”——如《錢鍾書集》《陳寅恪集》《廢名集》《金克木集》等。“集”與“全集”的主要差別在于，前者拒絕“求全責備”，不刻意收集竹頭木屑，且可借此回避某些難堪或無聊的話題。三聯(lián)書店版《陳寅恪集》共13種14冊，其中包括3冊“讀書札記”；而目前作為著作刊行的《錢鍾書集》僅10種，包括《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七綴集》《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槐聚詩存》等，若比照《陳寅恪集》的體例，將來部分手稿升格入集，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么說，有點騎墻的味道，因為站在學界的立場，應該入集的，很可能不是“部分”而是“全部”手稿。可若這么苛求，合適嗎？廈門大學教授謝泳認為：

全集的編纂目的，一是保存作家的創(chuàng)作成果，一是方便研究者使用這些成果，所以完備是基本前提，全集要努力做到盡可能全，除非特殊情況，不能因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把已知的文獻放在全集的外面。

所謂“已知的文獻”，除了創(chuàng)作及學術成果，還包括“作家的未刊手稿、往來書信、日記等”。可這么一來，包羅萬象，如何處置，非三言兩語所能打發(fā)。

全集何以不全

浙江大學教授吳秀明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談及全集不全的原因，除了佚文難以窮盡、作者仍在寫作、前后版本差別等技術性因素，最關鍵的是以下三點：“為尊者諱或因愛惜羽毛，有意不收某些篇章”，“因避時忌而不敢收錄”，“認為沒有價值而不愿收錄”。這些說法都很有道理，但具體處理起來，你會發(fā)現，問題比這還要復雜。比如，同一著作（文章）不同版本若出現較大差異，是兼收還是擇要？草稿及修改狀態(tài)如何呈現？收入全集的應該是初版本、修訂本還是定本？最后一點其實沒有一定之規(guī)，比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應該收1935年第10版；郭沫若《女神》無論收1921年初版還是1928年修訂版，都必須加以說明，因其中的《匪徒頌》變化巨大；老舍1954年后出版的刪節(jié)本不能要；曹禺1949年以后多次的修改本也都不行……這些都是中國現代文學界經由多年摸索得出的結論。至于同題著作或文章，能否以匯校本或并置的方式入集，我曾舉章太炎、毛澤東以及錢鍾書的著作為例，說明學術價值、政治權威以及本人意愿等，都制約著你我的思考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