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

隨著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公布，我聽到了一個熟悉而遙遠的名字，腦海中浮現出一張親切的面孔，一連串溫和細膩的聲音。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

1999年9月我的第二本法語小說《柳的四生》在巴黎出版發行；2001年9月，我的第三本小說《圍棋少女》在巴黎出版，在此之間，我遇到了安妮。

2000年3月安妮出版了《事件》。這本小說借用了她在1963年至1964年寫的日記，用新聞報道的口吻講述了自己在23歲那年懷孕的事件。當時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墮胎是被法律禁止的，直到1975年，墮胎在法國才合法化。

這年秋天，21世紀剛剛過了一歲，巴黎城中，荷蘭栗子樹金黃的落葉一片片地在空中旋轉，飄落在潮濕的地面，空氣洋溢著咖啡、法棍、巧克力，還有松木的香氣。出版社專門負責外省事務的女士，在電話里對我說，一年一度外省簽書活動又開始了。每個出版社都有珍愛的作者，緊緊地用預付稿費和預簽出版合同拴著我們。作家們被稱為出版社的小馬。因為我們會為出版商參加銷售競賽。

波爾多，馬賽，南希，圖魯斯，圣馬洛，多維爾，都是歷史名城，不過我更對名單上的小城感興趣。深知如果沒有書展，也許這輩子也沒有機會參觀這些小城，比如馬延、南特、布里夫拉蓋亞爾德。公關幫我安排好的日程，又發來詳細的名單，出發這天，她打了出租車來接我，手里拿著我的火車票。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什么都不需要想，被她一陣風似地卷走了。上了火車，公關舉著票，一路摸去，進了頭等車廂，一進門，就像走進了文學史的長廊，里面人影綽綽，晨霧蒙蒙，充滿咖啡和紅茶的氣息，仔細看去，作家、學者、歷史學家、記者，主持人，出版人，個個都是掛在文學館墻壁上的肖像，電視屏幕上出現遙遠而熟悉的面龐。有人在寒暄聊天，有人在閱讀報紙。有幾個公關助理在焦急地打電話：有人走錯了車廂，有人遲到，還有人坐錯了火車，已經出發了。

這時我才明白為什么公關熱情地來接我。不迷糊不成作家，她怕我找不到火車站。

公關悄悄地對我說：“看到那位作家了沒？他去北部城市參加售書的時候，由老婆陪同，去南部的時候，由情人陪同，你以后不要弄錯，兩位夫人長得很像。”

這是一位身材高大頭發花白的男士，身邊站著一名同樣高大的女性，男士正在與一位編輯高談闊論。

原來外省售書還有很多心照不宣的秘密！

車廂深處，金黃頭發的安妮安靜地坐在一個角落里，正在和人輕聲聊天。

在華語地區，文學受到網絡文化沖擊，地位日益下降，而在歐洲，尤其是法國，文學依然霸占著文明的舞臺。文學，在法國，是國家和讀者推崇的文化，文學人，尤其是社會的精英。在法國外省，一年一度的書展、圖書節是當地重要的文化節日，得到省政府、市政府的經濟援助。作家們的來往車票、吃住，書展志愿者的吃飯，以及專門為書展搭起的帳篷，都是地方政府機構出錢。

火車一到站，就有志愿者在站臺上等候，微笑著幫我們拎行李；出了火車站，上了大巴車，我們就直接被拉到書展上，按照作家們的話說，“開始干活”。書展都是周末舉辦，作家們所出售的作品由當地參展的書店提供，在某些小地方是“網紅打卡”的必經之地。整個地區的人，拖家帶口，扶老攜幼，都會前來看書買書。書展上人頭攢動，還會展示當地豐富的農產品，安置開放式酒館：如果在北方，就會提供奶酪、咸肉、紅白葡萄酒、特色巧克力和餅干；如果是南方，會多出粉葡萄酒、火腿、蛋糕、松茸、鵝肝、生蠔。

作家按照名字打頭的第一個字母排序，各就各位，書店的老板們熱情地送上一杯杯紅酒，空了再續。無論是早晨還是下午，法國作家們絕不拒絕，直接開喝。安妮的字母開頭是E，我的字母是S,我們之間相距13個字母，因此她坐在離我較遠的位置。雖然我于1999年出版處女作后，參加過幾次書展，但是因為與她距離甚遠，和她從來沒有交往。

法國的文壇也分三六九等，按資排位。離我較近的作家都是當年的明星。

法國的文化中心是巴黎，巴黎的精英作家往往也是巴黎上層社會的精英。

我的鄰居，Gonzague Saint Bris，他是著名記者、專欄作家、小說家，一頭亂發，不修邊幅，說話時帶著貴族的矜持；他母親的家族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的出版商。他出生長大在城堡里，這座城堡原是法國國王弗拉索瓦送給達芬奇的府邸。五百年前，達芬奇在里面生活創作。Jean-Marie Rouart，既是作家，也是費加羅雜志的專欄記者、法蘭西學院院士。他的祖輩出過多位印象派大師。他熱情多話，總是偷偷抱怨說，來找他簽名售書，纏著他聊天的都是上了年紀的阿姨。他很羨慕我書桌前排隊的年輕人。曾經任費加羅雜志主編的Jean d’Ormesson已經是文學泰斗，法蘭西學院院士，是我見過的最有魅力的法國作家。雖然個頭不高，他有一對深邃的藍眼睛，似乎總想從對方身上挖掘什么陰暗之處，嘴角上總是掛著親切而略帶諷刺的微笑。如果他不是作家，他頭銜是伯爵，父親和母親各給他遺留了一座城堡。他一出現，還沒有坐下，就被熱情的讀者簇擁起來。

除了這些古老的文化世家、文壇霸主，還有以銷量說話的青壯派，他們的桌前都排起了長長的粉絲隊伍。

這天下午，我的桌前空下來。人來人往的過客直奔周邊幾位當紅的作家桌前排隊，沒有人在我的桌前駐足，更沒有人瞥一眼我的作品。面對空曠的大廳，我覺得特別尷尬。遠遠地，我看到了50米開外斜對面的安妮。我能看到她，正因為她的桌前也沒人，桌面上放了一杯紅酒。然而，在她的字母行列里，有美麗的女作家Dominique Bona，她的父親是著名政治家，還有英姿不減當年的Florence Delay，父親是著名學者，20歲的時候主演了成為電影經典的《圣女貞德》。

安妮目視前方，十分淡定。安妮在20世紀70年代踏入出版界，一直住在巴黎郊區。她出版的小說不算多，但有自己的讀者群。她不是記者，沒有報刊上的文學專欄，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學教師，更沒有銷量上百萬的業績，她的生活依靠工資而不是微薄的稿費。

在這個Who is Who，誰是誰家的孩子的文壇上，安妮卻挺直腰板，大膽地訴說自己的故事：父親出身農民，成了工人，參了軍，退役后在小鎮上開了一間小小的雜貨店。從20世紀70年代起，安妮就在幾部自傳體的小說中炮轟這位以文化為恥辱的父親，用文字清算那個世俗壓抑的小鎮。

2000年，還沒有智能手機這種高科技。桌前沒有人排隊簽書是無法排解的無聊。我看了看她，不清楚她是否也看了我，然后繼續抿上兩口礦泉水，玩玩手上的筆，把長發編成辮子。

在我正不知干什么好的時候，桌前來了一個人，正是安妮·埃爾諾！

她翻了翻我的書，告訴我去年她應邀去了中國，特別喜歡蜿蜒在工地之間的北京小胡同。她的聲音柔和細膩，迫切地給我講訴她在中國的見聞，似乎通過訴說，她好像再一次回到了中國的土地。最后她買了我的書，讓我簽名，歡天喜地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她解了我的圍，我心中十分感激，我那時還不了解她的作品呢。過了一會兒，我看她的桌前繼續沒人，我也起身走過去，買了她的兩本書， 請她簽了名。

那年，我20多歲，而安妮已經60歲了。其實她的身材很好，一點不顯老，在我20歲的眼睛里，她也就是40多歲。她的穿著打扮很隨意，臉色特別蒼白，從不佩戴明晃晃的珠寶，隨意地披著金黃色的頭發，似乎總也沒有梳頭。盡管如此，安妮的舉手投足都顯現出法國知識女性特有的風韻。她的藍眼睛，占了上半臉的大部分，里面射出的光，既有女人的溫柔也有知識分子的堅定，還有幾分少女的天真。安妮最大的特征就是淡定。

外省簽書活動斷斷續續持續到第二年春天，而巴黎市政府組織的巴黎圖書節為法國現代文化畫上最輝煌的感嘆號。巴黎市政府是法國政壇的孤島、堡壘，是插在執政黨心臟的楔子。巴黎市政府永遠要和政府唱反調。巴黎市政組織的圖書節顯示了行政機構的威力和威風。圖書節選擇的日期是圣誕節前的一天，這是全國圖書銷量的高峰期，因為法國人有互送書籍作為圣誕禮物的傳統。巴黎圖書節干脆在金碧輝煌、壯麗無比的巴黎市政宮的大廳舉辦。

幾個月過去了， 我的《圍棋少女》爬上了法國的暢銷書榜，并獲得了青少年龔古爾文學獎。我步入了“青壯派”的行列，桌前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再也沒有時間走動聊天。

Gonzague Saint Bris打斷我和讀者的交流，邀請我參加他在自己家鄉舉辦的小書展，說夏天到來的時候，他的城堡前，栗子樹蔭里擺起長桌，作者們喝著小酒和讀者見面。我看他特別希望我參加，就一口答應。沒想我就此暫離文學圈子，走進了專注體驗畫家的旅程，在世界各地參加畫展和藝術節，錯過了幾次栗子樹圖書節。我迷上了普魯塞爾、倫敦、迪拜、阿布扎比、紐約、邁阿密，東京的城市獵奇。再后來，傳來噩耗，Gonzague在一場車禍中去世，在我心中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和內疚。

安妮也來了。依然坐在按照名字打頭字母安排的座位上，也就是比較靠門的位置，那個位置有冷風，容易感冒。她的面前，沒有多少人，她依然很淡然。沒有人知道20年后她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法國第一位獲得此榮譽的女性作家。

安妮的寫作不是為了取悅讀者；她的寫作是讓讀者不愉悅。她用干澀簡單粗暴的詞匯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父母、童年的社會、傳統家庭、傳統價值觀。雖然是一名女性，她卻是勇敢的戰士，希望“文字能像石頭一樣，讓它們擁有現實的力量”。

Pierre-Jean Remy去世了。還記得他在上手術臺前，興奮地告訴我，他看到了我即將出版的小說，一部科幻小說！Maurice Druon去世了。記得他和夫人邀請我去波爾多他的葡萄莊園小住，80多歲的他興奮地給自己心愛的小毛驢套上車，邀請我坐著驢車在他的葡萄園里兜圈，還能聽到他吆喝：“駕！快跑！卡羅琳娜！”Jean d’Ormesson 去世了。永遠忘不了他自信和智慧的目光。Paul Lombard去世了，至此法國的司法廳中少了最洪亮精彩的辯論聲。

安妮已經82歲，聽說她患上了癌癥，卻依然在戰斗。去年，她的作品《事件》被搬上電影屏幕，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今年她和兒子一起制作了紀錄片《超8歲月》。從非法墮胎到參加反政府游行，從落魄貧窮的女學生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不在乎銷量、讀者、媒體、文壇、政壇，她追求真實公正、雖然身為孱弱的女作家，依然是敢于給社會動脈放血的突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