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葉落長安》是吳文莉以小說形式完成的“西安傳”。《葉落長安》聚焦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西安城的一批“意外”的闖入者、異鄉人，敘寫相應個體、家庭與西安這座古城在特定歷史階段的互動關系，以及在此期間顯現出的“變”與“不變”。在《葉落長安》里，依循歷史脈絡而來的“古”與新時期以改革精神為主基調的“新”，構成了西安城市精神的兩條脈絡向度，而“人”與“人”的生存方式則是關乎西安城市精神的核心。借由《葉落長安》可看到，吳文莉晚近的小說創作試圖積極拓展當代文學史之于西安城市書寫的新維度。

關鍵詞：吳文莉 《葉落長安》 西安城 西安城市精神 改革開放時代

吳文莉的長篇小說《葉落長安》，寫的是1949年以來西安城內一隅的悲喜世相，而與此同時，我們又可以將《葉落長安》視為吳文莉以小說文體形式完成的“西安傳”。吳文莉寫郝玉蘭如何從瘦弱的姑娘成長為支撐整個家庭生計的可敬的母親，寫梁長安從身世成謎、孤獨窘迫的少年至之后有雄心有才能的企業管理者，寫一個始于貧瘠的家庭怎樣扎根西安、開枝散葉，寫錦華巷從1949年前后作為暫居西安的省外逃荒者的棲息地到改革開放階段的變遷……這些個體、家庭與地域的生長與延展，其實體現出西安城在進入特定歷史語境下的非同尋常的演變軌跡，而演變軌跡背后則是一座城市自有的溫度與氣度。

從小說主要人物的身份類型角度來看，《葉落長安》同其他以西安本土人情為題材展開的小說作品有著區別之處。郝玉蘭、老梁木匠、梁長安、老蔫媳婦等人，他們在千年西安所形成的的城市傳統、社群結構、習俗風尚等面前，都是“意外”的闖入者、異鄉人。如郝玉蘭一家，就是因河南省內大范圍的饑荒而逃難至西安討生活。她們在倉促之中來到這座城市，因此相較于其他以西安本地人日常生活為聚焦點的小說創作，《葉落長安》還需要細致地處理那些闖入者、異鄉人如何與陌生（甚至在最初具有對抗關系）的城市空間彼此凝視而又相互聯系，最終將自我與家庭內化為西安城市精神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曾經在一篇談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如何敘述“地方”的文章里①，引用了汪曾祺的一句話，“只有這樣的地方，才有這樣的生活”②。現在重新來看待這句話，還應注意到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趨于定勢的板塊格局，反而可能戕害“這樣的地方”與“這樣的生活”。以當代文學史而論，寫西安，賈平凹、陳忠實、高建群、陳彥都提供了頗具代表性的面向，而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在當代文學史層面的經典化論證，卻恰恰使現今部分研究者涉對及文學維度的西安與文學維度的西安城市精神的認知觀念逐漸狹隘化、扁平化，西安的復雜面目也屢屢被收束在有限的概念詞匯或文學作品里。而《葉落長安》所描寫的特殊時期出現的特殊環境場景，如在苦難歲月里接納了郝玉蘭、白老四一家，老梁木匠與梁長安祖孫倆的西安小東門錦華巷，則是種種關乎西安書寫的文學作品當中的一個異常獨特的文學空間。錦華巷不僅是從省外逃荒而來的個體與群體的生存場所，其也以超乎想象的包容姿態承載著源于現實與歷史雙重作用的那些難以言說的沉痛記憶與坎坷命運。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有錦華巷“這樣的地方”，才會有郝玉蘭、白老四、梁長安、白蓮花、白牡丹等人的“這樣的生活”。錦華巷外在結構形式之逼仄崎嶇（在老梁木匠眼中，錦華巷是西安城這一“舊綢襖”的“補丁的中間”③），卻在另一個層面拓展了當代文學史中西安城市書寫的時空維度。

我對于《葉落長安》的在意，一方面是吳文莉有充分愿景要寫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西安城的氣象格局，除此之外，《葉落長安》也以頗具深意的角度重新解讀半個世紀以來一座城市與城中相關人群之間的纏繞關系。千年古都在這部小說里并非是可有可無的“敘事背景板”，而是人們可彼此依存的另一種生命體。因了這座城，從不同地域而來的幸存者們有了遮風擋雨之地，也有了將望不見盡頭的艱難日子坦蕩過下去的念頭與勇氣。吳文莉在《葉落長安》的“后記”《從西安城到黃金城》里談到：“從河南省到西安城，從八十年代到現在，他們每個人本來都有一百個死法的，可他們愣是從死人堆里走了出來！居然都微笑著活下去了！”④而如郝玉蘭、梁長安等人，西安城自1949年以來的變遷也同時影響著他們演繹出自己新的人生理路、新的百態生活。他們曾經是這座城市的倉促來客，而今卻是憑著赤手空拳打拼的城市英雄。

吳文莉關注西安的“城”與“人”在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演變與互動，但她聚焦的并非僅僅是短暫出現爾后消失的“變”，而更多的是變遷過程中被保留下來的“不變”，以及“不變”為何能夠經年累月地傳承下去。所謂“不變”者，亦如白家“掌舵人”郝玉蘭在為人處世方面長久的堅守。以此而言，《葉落長安》提供的是一種關于西安城的“執拗的低音”。“執拗的低音”并不因時代浪潮漫卷而來就輕易地被抹去或隨波逐流。其不易被發現，卻安穩地隱于西安城，映照著西安城的日與夜，這也構成了“西安之為西安”的城市精神底蘊之一種。“執拗的低音”又聯系著小說《葉落長安》里相關人物所遵循的“活法”（即使其中的若干“活法”未必能被現世所認可、所接受），這些“活法”是屬于西安城的涌動的現實主義精神，而也因為形形色色人物各不相同的“活法”，使得《葉落長安》這部有意為西安作傳的長篇小說生出了多樣的煙火氣息。

還是在《葉落長安》的“后記”里，吳文莉談到寫作《葉落長安》的一個主要初衷，源于外婆向自己坦誠的過往：“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外婆曾和我訴說了整整一天又大半個晚上，我永遠無法忘記自己面對真相時的震驚和悲痛，使命感至今依舊如影隨形并令我痛徹骨髓。”⑤《葉落長安》是以小說形式為半個世紀以來的西安作傳，也是作者本人為一個因時代因素輾轉至西安且定居下來的家族作傳。祖輩與父輩的切身經歷與復雜情感交織成為小說的基底。這些沿著家族脈絡而來的“聲音”以特殊的方式匯聚于吳文莉處，但吳文莉在這部小說里的敘事任務不只是道出這些“震驚和悲痛”的過往，她同時也要從“個體”與“自我”的視角出發，梳理沉潛的記憶碎片，以此為內核再建一座“我的西安城”。

值得注意的是，從大致年歲、成長環境、教育背景等方面進行對照，吳文莉與《葉落長安》里梁長安與白蓮花的女兒文文應處于相似的角色位置。文文的少年時代，正是其父親梁長安脫離公職，“下海”創辦鑫鑫皮件廠的時期階段。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也對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趨勢與潮流風尚，每個有志者都在鉚足勁勘探著人生的更多可能性。而文文，包括塑造了文文的吳文莉，都無疑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兒女們”。她們依據具體的視角路徑去為親人、家族、城市作傳，而她們筆下創造的天地也以意味深長的途徑方式顯現出改革開放時代浪潮的發展邏輯軌跡，講述著改革開放背景下充滿熱力的人事風景。郝玉蘭開辦胡辣湯的經過，梁長安、白蓮花夫婦在創業中的起起伏伏（包括這一過程中梁長安與方俊翔等人的商場“斗法”），白牡丹與呂方夫婦從事“不足為外人道”的營生的前后變化，都是改革開放時代當中西安城內相應群體對象的精神結構的體現。《葉落長安》沒有忽視西安承接千年古城而來的“古”的特質，也沒有抹去西安城自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新”的因子。依循歷史脈絡而來的“古”與新時期以改革精神為主基調的“新”，構成了西安城市精神的兩個考察向度，這也是吳文莉創作《葉落長安》的落腳點。

考量《葉落長安》的西安城市精神，“人”與“人”的生存方式依舊是不可忽視的重心。梁長安對白蓮花說“西安人嘛，只要有饃，啥不能泡著吃？”⑥這是一句戲謔之言，指涉西安人在飲食習慣上的眾所周知的偏好，同時卻也包含著西安城經年累月所形成的獨特氣質與包容胸懷，能容一切之所不能容，而又能將“所容”化為城市主體的內在肌理。來自五湖四海的男女因各自隱秘的經歷情感來到此，并最終坦然地“葉落長安”。而時間，是《葉落長安》里“人”與“城”的催化劑，《葉落長安》寫的是時間潛流下的西安，寫的是時間與人、時間與城市之間悠悠長長的你來我往。時間，讓西安城有了積淀，有形的，無形的，熱烈的，恬淡的，皆是西安城之源流、血脈、風尚。從這個角度講，吳文莉的《葉落長安》可看作西安城市精神的一塊文學拼圖，而西安城半個世紀以來形成的新的城市精神，因這塊獨特的文學拼圖顯出格外開闊的意義。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項目編號：19ZDA27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何平：《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如何敘述地方》，《上海文學》2010年第1期。

②汪曾祺：《代跋：讀〈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曹乃謙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頁。

③⑥吳文莉：《葉落長安（增訂本）》，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21年版，第3、356頁。

④⑤吳文莉：《從西安城到黃金城》，《葉落長安（增訂本）》，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21年版，第423、421—422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