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寶忠（1850—1908），字伯葵，號定廬，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職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南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禮部尚書等職，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并曾任湖南學政、順天學政及多次兼鄉、會試考官、閱卷大臣等學差、考差，是晚清時期典型的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官僚。

《陸寶忠日記》（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 李子然、李細珠 整理 中華書局2022年11月出版

陸寶忠勤于寫日記，惜乎大多散失。《陸寶忠日記》（中華書局2022年出版）輯錄現存未刊稿本八種十四冊，起于光緒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85年9月9日），迄于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8年2月1日），斷斷續續歷時二十余年，內容豐富，是研究晚清政局與社會變遷難得的珍貴史料。

陸寶忠所處的時代，是近代中國動蕩與變革的時代。他長期任職南書房、內閣、禮部、都察院等衙門，有較多接近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及當朝王公重臣的機會，可謂天子近臣、朝中顯貴。作為晚清官僚體制中的重要成員，他對時局的觀察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時代的縮影。

陸寶忠現存部分日記涉及晚清歷史上戊戌變法、己亥建儲、丙午官制改革、丁未政潮等牽動清朝政局變動的重大政治事件。盡管他可以近距離觀察這些政治變動，但他非常謹慎，在日記中惜墨如金，只是有所涉及而并沒有太多的記載。對此，陸寶忠自己曾經吐露了心聲。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月初一日，陸寶忠記載給好友張曾敭（小帆）寫信時有謂：“寫小帆信，中多傷時語，此后亦宜謹慎，末世人心，不可不防也。（小帆乃素心人，屬其閱后即焚。）”可見陸寶忠并非漠然無視一切，其實毋寧說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只因其對時局的判斷不容樂觀，深感人心莫測而不得不謹小慎微。正因為陸寶忠相關記載的文字不多，可知其下筆時是如何字斟句酌、左右權衡，如此發自肺腑的慎重表達，其所透露出來的蛛絲馬跡，或許可謂其內心觀感的真實寫照，因而益顯珍貴。

關于戊戌變法。當時陸寶忠丁母憂賦閑居京，其日記幾乎沒有記載變法的舉措，有少許涉及政變的文字，都是用小字寫在每天日記正文中間或后面，顯然是事后補記。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本日慈圣自園還西苑。”初六日，“本日拿康有為，已先日出京矣。”初九日，“本日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拿問，電旨拿梁啟超。”十三日，“本日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正法。”只是簡單記事，沒有任何評論。

盡管如此，但陸寶忠對于變法之事并非無動于衷。有兩則日記可見其對變法的憂心：一是當年七月十八日所記看湯壽潛《危言》的感受，有謂：“午后，看湯蟄仙《危言》，可采處多，然亦有書生之見，能說不能行者。世變至今，真五千余年第一創格，天殆將混一全球乎？然中華民智未開，人心太壞，浩劫將臨，其慘殆不忍言，不知我生能免見之否？”二是七月二十三日閱讀《宋史》王安石變法的感受，有謂：“閱《宋史》荊公變法，引用小人，卒釀徽欽之禍，其時宋尚承平，且有正人與之爭論，荊公雖執拗，而其學問甚辨博，貽禍且然，況遠不如彼者乎？”顯然是針對時事有感而發，而且對康梁變法并不滿意。

后來還有一些日記，也可見陸寶忠對于康梁變法是持反對態度。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三日，“看湘人所刻《翼教叢編》，彼康梁固罪不容誅，而刻書者事后自居正士，仍是一派求名求利之心，未可為真君子也。”十月二十八日，“在稚夔處借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閱之，令人憤憤。”十一月二十九日，“訪燮老，……去夏參康片引喻切當，臨遞時抽去，不免有觀望之心，殊可惜耳。”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六日，“季樵來答，憶戊戌初變法時，見其熱中，即屢規之，今罷官以山長自活，亦可憐已。”說康梁“罪不容誅”，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很氣憤，惋惜孫家鼐（燮臣）當年參劾康有為臨陣退卻，屢阻王季樵（錫蕃）參與變法，均表明陸寶忠與康梁不是同路人。

關于己亥建儲。陸寶忠服闋之后重回南書房不久，近距離觀察了冊立大阿哥儀式。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記載：“晨起。先祭神畢，入直。辰正初刻，偕同事至瀛秀門外伺候。巳初叫起，同詣儀鸞殿東暖閣。太后、皇上并在南窗北向坐，阿哥侍立在太后旁。諸臣齊跪。太后玉音甚低，聽不分晰。上親遞紅絨結頂帽，令阿哥換戴，免冠碰頭后，太后命：‘先與我叩頭。’阿哥叩頭畢，復向上叩頭，隨侍立在旁。太后將朱諭交慶邸，令諸臣同閱。即出，在外略待，同至軍機聽起屋內恭閱畢，復同至書房吃飯，散。瞻仰天顏，清瘦已甚，不禁泫然。歸后料理瑣事，寫劬庵信。竟日如醉如癡，國運至此，后憂方大，何生不逢辰耶。”這則日記透露三個重要信息：一是慈禧太后非常強勢，冊立大阿哥是其強勢所為；二是光緒皇帝很可憐，陸氏深表同情；三是陸寶忠對朝政非常擔憂，暗自慨嘆前景不妙。

關于丙午官制改革。官制改革涉及人事安排與權力分配，各派政治勢力明爭暗斗。陸寶忠深為憂慮，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二十四日記載：“適徐菊人來，談東三省情形甚悉，俄之魄力最大，日之心志最齊，吾則事事腐敗，受制于兩大，已無自強之望，而京中士大夫不知公益，不思國恥，專為蝸角之爭，可為嘆息痛恨！”

關于丁未政潮之后的政局。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發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凱勢力擊敗瞿鴻禨、岑春煊等人，進而牢固掌握清朝中央政權。陸寶忠站在同情瞿、岑的角度，對奕、袁勢力頗為不滿。其七月二十日記載：“傍晚，馬景山軍門（玉崑）來拜，談時事，亦知當國者無主宰，用人不當，專以張皇無據之言哃喝兩宮，大局殊為可慮云云。武夫所見如此，則政府之不愜人望可想矣。”在此他借馬玉崑之口，批評“政府之不愜人望”。七月二十六日，陸寶忠從邸抄看到大學士張之洞、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均補授軍機大臣，便發出“從此朝局將大變矣”的感慨。陸寶忠擔心袁世凱入樞之后與首席軍機大臣奕劻狼狽為奸。七月二十八日記載：“北洋楊士驤署，川督放陳小石，鄂督趙次珊調，張小帆調蘇撫，馮汝骙驟得浙撫。此皆項城之措置也。時局至此，專用私人，所謂勵精圖亂，破格用己，甫執政柄，即毅然為之，勢不至亡天下不止，可為痛哭！”袁世凱甫入樞，便在督撫中安插私人，使陸寶忠頗感政局可危。

強烈的“末世”感。這是陸寶忠親身經歷與近距離觀察政局變動及社會變遷的深刻而痛苦的體驗。治近代史者往往津津樂道同治六年（1867）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那段著名對話，并驚嘆趙烈文對清朝國運驚人的預測。

據趙烈文日記記載，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與趙烈文閑聊，“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再問：“然則當南遷乎？”趙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其實，在晚清時期，清朝統治在內憂外患之中風雨飄搖，有識之士對國家前途與命運深感憂慮不足為怪。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張之洞就曾致書守舊派首領人物大學士徐桐大發警世危言：“若不急謀自強，恐有再圖十年之安亦不可得。”

陸寶忠日記則有多處表露清朝國運將盡、已到“末造”“末世”的悲憫心態。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七日，“燈下，仍看《政書》（引者注：《胡文忠公政書》），不禁感慨系之。當咸豐末年，粵匪蹂躪半天下，繼以庚申木蘭之狩，大局岌岌可危，然卒能力持危局，馴致中興者，以外有胡、曾諸公（文忠為首功，惜年不永，然規模宏遠，志慮忠純，勘定東南，皆基于此。是為不世出之杰，曾尚亞之，左以下無論矣），內有恭邸及李文清、文文忠皆力主公道，不掣將帥之肘。今時局日非，設胡文忠生此時，恐未必能行其志，況顛倒錯亂乎？當日人心吏治已日非，亦尚未落今之甚，今糜潰至不可收拾矣。外患內憂，相逼而來，必至內訌由外患而起，外患即乘內訌而來，瓜分豆剖之局成矣。中原兆姓將為人之魚肉，為人之奴隸，為人之狗彘，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劫也。欲挽回之，非改弦更張，力持定見，齊心協力，濟以猛毅不可。先節國用，求將才，清吏治，結民心，庶有支撐之望。生非其時，體又日弱，此恨殆付之終古矣。漫記于此，以寄吾悲憫之心。”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初十日，“得王紫翔信，謂吾婁三百年來，以京官躋一品者，惟王顓菴一人，今繼其躅，務善自樹立云云。顓翁當康熙盛時，雖以建儲觸怒，而天下想望豐采。今當末造，內憂外患，相逼而來，自問既無學問，又乏經濟，浮沉其間，徒速官謗，可愧可愧！”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8年1月27日），“傍晚，夢陶來談，亦述陳瑤圃之言，與鳳老所云適合，斷無再出之理。宦海風波，古今人經此者不少，惟須心有把握耳。所述蘇省公呈，請親貴出了路事，聞之可嗤。末世人心如此，焉得不敗？”

陸寶忠晚年“以朝局日壞，益形憂憤”，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四月病逝，其時距清朝覆亡僅三年多時間。應該說，其多年來“末世”感的準確度并不亞于趙烈文隨口一說之預測。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