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的最新小說《五湖四海》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說以改革開放為時代背景，以修國妹和張建設這對“貓子”（水上人家）的創業歷程為“貓眼”，從生活細微處窺見時代巨變帶來的機遇及其給個人家庭帶來的震蕩。張建設憑借著自己“稍稍比別人多看一步”的眼力，靈敏地嗅到了轉瞬即逝的商機，靠著自己的勤懇與擔當從默默無聞的“船老大”成為時代“領潮人”。與此同時，他和修國妹也一步步托舉著他們背后的大家庭“上岸落地”，過著安穩的生活。這是小說的主線，但王安憶其實并沒有細致描摹張建設與修國妹這對夫妻的創業過程，時間在這部小說中安靜而迅速地流淌著，她只從中抓取了幾個節點：拆船賣零件、貸款買船成為船東、成立拆船廠、成立運輸公司并將業務擴張至海外，通過這幾個主要事件凸顯五零后這代“年輕人”敢闖敢爭、四海為家的恢弘氣勢，也在旁逸斜出的部分勾連了知青返城、出國留學這些不同年代的社會風潮，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納了廣闊的歷史空間。

一直以來，王安憶的寫作沒有將焦點放在那些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身上，而是用細密的文字去塑造在時代浪潮中逐漸被邊緣化的人物，展現平凡生命的韌性與光澤，在世情百態中沉淀出恒常不變的道理。《五湖四海》也不例外。如果要將這部作品視為一部小人物創業史或是一首改革開放的時代頌歌，我想這僅僅是一本小說大綱。王安憶本人對小說的命名是“心靈世界”，她認為小說是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的心靈景象。《五湖四海》的另一條線索在小說的后半部分逐漸顯現，那就是女主人公修國妹探知丈夫出軌的隱秘幽微的心路歷程。這個“心靈世界”中的心靈世界無疑更抓人眼球，也折射出了女性與時代、女性與家庭、女性與其他女性之間的復雜關系。

如果說去年的《一把刀，千個字》寫的是社會動蕩引發個人生活的不斷“變軌”，那么，《五湖四海》則重在展現，當時代列車承載著個人與家庭平穩地運轉著，當物質方面衣食無憂甚至足夠豐盈時，如何處理這條既定軌道上發生的情感意外，如何面對精神世界的空虛？這是王安憶留給修國妹的難題。《五湖四海》將張建設與妻妹、與弟媳袁燕之間的情感糾葛寫得若隱若現，足見功底。最后夫妻二人在房間攤牌，我們終于得以確認這個家庭內部并非像外表那樣嚴絲合縫，存在著不少微孔，忍不住回頭再翻閱那些看似細碎的日常片斷，會在簡潔凝練的詞句中發現暗流涌動，并驚嘆于王安憶對生活材料純熟的處理能力。她不浪費任何一處筆墨，每一場對話、每一次家庭聚會都像是在平靜的湖面上投入了石子，到后來，她投石的頻率逐漸加快，力度也不斷增加，人物的內心撕扯則藏在石子入水后泛起的一圈圈漣漪中，等待著細心的讀者去發現、去體察。

第一處石子投放在小弟與袁燕的訂婚宴上，修國妹敏銳地發現袁燕從開朗變得矜持，心中已自覺有了警醒。盡管這點警醒因為醉酒暫時退去，但王安憶迅速埋下了另一處伏筆，家庭并不優渥的袁燕竟拿出了三十萬陪嫁。這錢從何而來？還未來得及深究，作者的筆觸已轉移到小弟的就業問題上。類似的線頭在后文中不斷累積，比如張建設兩次給袁燕父母安排住房卻并未與修國妹商量，比如袁燕和小弟的結婚證遲遲未領……等到所有的線頭纏繞在一起不得不解開時，王安憶選擇了臥室這一私密空間讓雙方進行坦白也頗具意味，精準地刻畫出夫妻之間熟極而生的狀態。最親密的人早已陌生疏遠，只能沒話找話，他們先由房子聊到了宏大的發展話題，“山不轉水轉”，“不發展的人，沒有紅利吃”，這樣簡單明晰的對話既是個人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道出了修國妹當下的情感危機。言至此，不用喋喋不休的爭吵，不用聲嘶力竭的質問，只一個動作，一聲語氣，兩人便對對方的心事了然于胸。于是，這場交流又順理成章地轉回到了家庭問題上，那些不堪的人和事借著夜色終于浮出了水面。隨后，王安憶用寥寥幾筆讓生活靜悄悄地回歸到了波瀾不驚的狀態——“仿佛有意讓修國妹清靜，一段日子里，小弟不來，小妹不來，袁爸袁媽遷走，她搬進公寓，單立門戶，袁燕也不來。似乎覺得修國妹養息好了，小弟來了，小妹來了，袁燕重新走動起來。”這個靠修國妹大力粘合支撐的家庭冷靜地旁觀著她處理心傷，簡筆勾勒帶來的留白在此處讓人回味無窮。

緊接著，王安憶的第二塊石頭落了下來。小妹忽然要讓女兒核桃進上海國際學校，姐妹之間的較量暗藏鋒芒，一些隱匿卻又熟悉的懷疑涌上了修國妹的心頭。張建設給小妹買房安家，小妹對張建設毫不避諱地直呼其名，字里行間的“我們”和不倫不類的玩笑隱約透露出一點修國妹不曾知道的秘密。然而，這次的石頭并沒有掀起過大波瀾，修國妹沒有太多反應，僅是答道，“唯有我和他做夫妻，才會有你，有小弟，有爹媽，有眾人。”作者在前文中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小妹秉性里缺少忠厚，并給出了解釋——“某種程度上，是要歸于社會的潮流。自我覺醒，個性解放，啟蒙運動往往這里開花，那里結果，思想革命普惠大眾，總是最利己的那部分。”在小妹的語境里，修國妹是那類稍顯“過時”的，沒有緊跟時代腳步的人。兩相對比之下，社會潮流似乎給人的隨心所欲提供了正當的借口，情感背叛乃至倫理逾矩在個體心中和家庭內部也開始變得合理，甚至愈來愈光明正大。可這真的正確嗎？王安憶借由修國妹這個寬厚仁義的女性的不幸處境提出了對“潮流”的懷疑與質問。但是，個人顯然無法抵擋時代列車的前進與“潮流”的蔓延，也無法對其他人將時代潮流賦予“百無禁忌”的含義這一行為進行有效辯駁，于是只得“認命”。面對丈夫的兩次出軌，修國妹從喪失理智到平淡接受，她也認了命。她意識到，“生活已經上軌道，單憑慣性就足夠排除阻力，一往無前。”那些滯后于變化的人終于認識到了慣性的力量，只能學會以不變應萬變，在世事的錘煉下變得波瀾不驚。簡單的一句話，概括了修國妹面對情感困境時的內心動蕩和自我療愈，飽含著個體在發展帶來的慣性面前的無奈與辛酸。

幸好，王安憶對修國妹不算殘忍到底，在她荒蕪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陽光。修國妹與女兒園生、養女核桃之間的情感描寫十分細膩，讓人動容。園生青春期時，母親小心翼翼地試探著與她拉近距離，摟她入懷；年節家宴結束后，三人身影相伴而立，與那些稱為親人的客人道別；園生結束美國游學后，面對母親的擔憂落淚，她一邊跺腳一邊安慰母親，強調“哪個要在美國”。在布滿迷霧的日子里，下一代的女性陪伴修國妹守在原地驅散陰霾，用實際行動告訴她，“不變”、“不隨潮流”是一種選擇，并不是一種錯誤，并不應該作為被忽視、被背叛的正當理由。由此，《五湖四海》中的女性敘事也更顯豐富。修國妹、小妹、袁燕、園生與核桃這些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女性人物性格迥異，個性鮮明，也不全是完美的。她們之間既有不動聲色的爭斗，也有真情實意的寬慰與幫助。

王安憶對時代癥候的剖示和人性倫理的探析存在深刻聯系，但不同人物的選擇似乎也表明，那些灰暗部分的出現或許不應完全歸咎于社會潮流，更與本心有關。小說結尾，王安憶粗暴地安排了張建設的意外死亡，也給文本留下了更多闡釋空間。

時代列車滾滾前行，有著它的速度與慣性。生活的種種意外就像這條軌道上的小石子，它們不會改變或阻礙列車前進的步伐，甚至可能在車廂還未完全經過時就已被碾碎。然而萬事萬物總有痕跡，王安憶在《五湖四海》中書寫的，就是時代列車因為它們產生的難以覺察的微小震動，并在這些震動中展現女性的失落、柔韌與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