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內蒙古文學的起始階段，以納·賽音朝克圖、瑪拉沁夫、韓燕如、敖德斯爾、巴·布林貝赫為代表的作家們就以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熾熱之情，為新生的內蒙古文學奠定明亮飽滿的愛國主義基調。這一優良傳統在不同歷史時期一脈相承，不斷匯聚成時代的強音。這些由多民族作家展開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創作實踐，抒發守望相助深情，喜看綠水青山新變，記載脫貧攻堅勝利，頌揚團結奮進精神，為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出了重要貢獻。

近十年的內蒙古長篇小說大約有100部，作家們深耕草原沃土，重視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互鑒，十年創作征程步履鏗鏘。其中，馮苓植、阿云嘎、路遠、包麗英、薩仁托婭、海倫納、白金聲的歷史敘事，或回望祖先往事，追索草原文化性格的雄健與豁達，或再現草原上黨領導下的革命歷史，鏤刻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在暗夜里尋找光明的不屈不撓。這些創作帶著中國北疆高原的持重高遠、草原的明快清新、山林的深邃神秘，成為內蒙古豐富文化與多樣地貌的文學鏡像。

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家們深刻感受到現實生活所發生的巨變。力格登、李廷舫、薩娜、張凱、烏力吉布林、格日勒圖等作家對時代大潮推動的社會變遷有著敏銳的體察和深刻的思辯，既將那些嬗變放置于宏闊的時代背景，也具體而微地落實在生活細節和情感末梢。他們的文學實踐持守現實主義精神，大膽拿來現代主義技法，表現本地區一日千里、闊步開放的發展態勢。經由多民族作家的十年之功，涌現出許多奔流著新時代踔厲奮發血液、滿載著民族復興激情的人民史詩。

新時代讓內蒙古的作家們有了更多的機遇，能夠在多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場域之間輾轉遷移。這成為新時代內蒙古中短篇小說佳作頻出的密鑰。例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居處的文化場域更為復雜，多重文化讓他擁有開闊的寫作視域。《請喝一碗哈圖布其的酒》中那個遠道而來感受脫貧攻堅巨變的異鄉人，《巴桑的大海》中從草原出發航行世界的巴桑……這些新時代的遷徙故事，是發生在祖國各地的鮮活的中國故事。

新時代內蒙古文學的進取革新氣象，還表現為對各種文學手法的探索。“80后”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七角羊》《醉駝》以隨處可見的通感手法、多變的敘事視角精準寫出在沙漠生存的粗糲的生命經驗。“90后”蒙古族作家渡瀾在《傻子烏尼戈消失了》《去看烏嘎跳舞》中，以魔幻、荒誕、意識流和身體經驗，反復書寫生命的消失和重生。新銳作家們那些變形與荒誕的文學景觀最終呼喚的，是人在自然中的詩意棲居。這始終都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主題。

新時代十年，內蒙古報告文學作家立足時代現場，書寫現實的巨變。生態建設、文化建設、脫貧攻堅和抗擊疫情，是這十年內蒙古報告文學的重要主題。為偉大時代留下生動寫照，講好中國的發展故事，同心共筑共有精神家園，報告文學迸發的藝術力量令人驚嘆。

生態主題的報告文學集中書寫沙漠變綠洲的傳奇故事。《毛烏素綠色傳奇》《額濟納河畔》《裝點此河山》《達拉特·金色與綠色變奏曲》書寫內蒙古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高質量發展之路。曾經的荒蕪，被幾十年如一日地攻堅克難，轉化為一篇篇綠洲，體現了團結奮進、開拓創新的時代精神。

烏蘭牧騎造就了中華民族文藝百花園中獨特的文藝景觀，也是內蒙古文化建設的一大創舉。以《紅色文藝輕騎兵——烏蘭牧騎紀事》《開往赤峰的K896次列車》為代表的報告文學講述了烏蘭牧騎的發展歷程。北方幅員遼闊，通過烏蘭牧騎，黨和國家將溫暖的關懷、共有的精神追求傳遞給廣大農牧民，數十年來不曾變過。細寫這一過程，也就寫出了共有精神家園怎樣一磚一瓦建成，又如何以美的方式有效傳播。

共同的精神追求，同樣是凝聚人心的強大紐帶。脫貧攻堅主題和抗疫主題的報告文學在書寫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價值認知的同時，就凸顯出了愛國為民的精神追求。以《春風染綠紅山下》《讓世界看見》《袁隆平與興安大米》為代表的報告文學書寫內蒙古各族人民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等硬仗中打出來的永不服輸的時代精神。劉春作為深入武漢抗疫一線的親歷者，他所寫出的《天使出征》記錄了內蒙古醫療隊千里馳援武漢的那些心手相牽、同心抗疫的難忘現場，讀來總令人震撼。

宛若石榴花開，無論是哪一種主題，新時代十年內蒙古的報告文學匯聚成一個總主題：愛國團結，守望相助。當這些時代新章匯入到新時代中國故事書寫的洪流中時，本就牢固的共同精神歸屬便更加清晰溫暖了。

新時代十年的內蒙古詩歌和散文，同樣展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觀。在這些作品中，家國情懷深沉，文化底蘊深厚。阿古拉泰、白濤、溫古等以草原詩人的自覺編織詩歌的夢想，形成新時代10年內蒙古詩歌的多維創作取向。阿古拉泰的詩歌磅礴悠遠，堅定的國家觀、民族觀和歷史觀構成詩歌的內在筋骨。《百年尋夢》以潑墨之筆渲染黨如何帶領人民走向光明的雄壯歷史，又如何在今天“手挽著手，將圓一個民族的夢”。《仰望一匹騰飛的駿馬》書寫內蒙古的發展速度，“請祖國放心內蒙古騰飛的腳步/將永遠伴隨著時代的脈搏/和祖國的愛一起跳動”。《黃河，我想》具象地表現了五十六個民族親如一家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鄉愁在內蒙古詩人筆下以故園之思進行表達。白濤以《短調或長歌》隱喻身在都市者對古老游牧生涯的向往，這鄉愁帶著民族特性，但更具現代性。溫古的詩筆依循農事經驗行進，“土地替我們馴化農具/農具替我們馴化一雙笨拙的手/手替我們馴化一顆心靈”，這讓農業文化的秘密不再深藏。這是新時代草原詩歌的特點：傳統和現代、都市文化和游牧文化、城市文明和鄉村物事，都是其詩歌肌理飽滿豐厚的源頭活水。草原詩人的視線從未自守在草原，而是視野遼闊。這正如中華文化從來都兼容并包、海納百川，也正體現著一個現代化中國的時代氣質和復興氣象。

一直圍繞草原、河流等世間萬物走筆的，有特·官布扎布、艾平、蘇莉、楊瑛、安寧、劉志成、王樵夫等散文家。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的草原文化，強調珍愛和敬畏自然。新時代10年的散文作者跨越民族和區域限制，不約而同地伏身草間、靜聽萬籟，又從山川俯瞰世間四季輪回、天地萬物生長、時光長河奔流。例如，艾平在草原古老的游牧文化中發現其與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境界的契合。她在蒙古族的長調中寫出了《聆聽草原》《隱于遼闊的時光》等格局開闊的散文作品。達斡爾族作家蘇莉在散文集《萬物的樣子》中從萬物中回到自己，繼而發現萬物最令人動容之處在于用韌性面對、接受和化解困境。蒙古族作家楊瑛的散文集《河流》中諸篇，以中華美學的“靜趣”觀照萬物，表達出一種生命之嘆與時光之思。正是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同，才讓多民族的散文家們把握素材、表現世界時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之風度。

總之，新時代十年內蒙古文學實踐向心力的強化，與黨和國家的引領、關懷和扶持息息相關。無論是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少數民族作品重點扶持項目還是定點深入生活項目都在激發創作的熱情，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更是為少數民族作家的成長注入強勁動力。新時代新征程，那些愛國主義的深情、團結互助的笑顏、永不止歇的奮斗、波瀾壯闊的巨變，將會不斷匯聚成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