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作為一個特定歷史人群，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隱士”身份。他們因在秦末漢初同隱商山、同出輔漢的歷史事件中表現出的政治智慧，經過歷代史論、文學層累的加工塑造，不斷被賦予道德內涵，最終定型為特定的“隱士”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傳統的表征之一。

歷史本事：“隱”作為“商山四皓”的政治智慧

“商山四皓”，早期亦稱“南山四皓”，是以群體形式出現的歷史人物。“四”者，指的是四位賢人，即東園公唐秉、夏黃公崔廣、綺里季吳實、甪里先生周術。《史記索隱》引《陳留志》曰：“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后，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他們并非來自同一區域，但秦末漢初之際皆在商山隱居，時年八旬有余，須眉皓白，故稱“商山四皓”。歷史上對“四皓”的稱呼還有“四人”“四老”“四公”等，有時也直接用“商洛”指代“四皓”。

“四人”是“商山四皓”最早的稱謂，他們的歷史本事是作為張良事跡的陪襯載于《史記·留侯世家》的，繼而被《漢書·張良傳》沿襲。劉邦“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太子之母呂后向張良求助，張良說：“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建議呂后為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后來劉邦見到“四人從太子”，認為太子“羽翼已成”，終于放棄易儲的想法。

據《陳留耆舊傳》“圈公（東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及其他史料，“商山四皓”隱居前的身份相同，皆為“掌通古今”的“秦博士”。《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言記載：“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而在解釋“辟逃”劉邦之召時，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太子繼位后要報答四人，他們又“不受而去”。

可見，作為劉邦看重、張良推重、太子倚重的“四人”，“商山四皓”之“隱”，在秦末是避“亂”之“隱”，在漢初是避“辱”之“隱”，在定儲安邦之后是避“功”之“隱”。“隱”的行為蘊含著對時勢的精準判斷、對政見的委婉表達、對身份的自覺定位。所以在歷史本事中，“隱”主要是體現“商山四皓”與張良類似的政治智慧。

文史主題：“隱”作為“商山四皓”的道德情操

道德情操是史論、文學歌詠贊嘆的永恒主題。“商山四皓”歷史本事的文本內容有限，恰恰為后世史論、文學對其進行形象塑造提供了深廣的想象空間；他們在政治事件中所表現出的對名利的明智取舍，成為歷代文人雅士津津樂道、孜孜以求的高風亮節。

《史記·留侯世家》《漢書·張良傳》提到“商山四皓”“義不為漢臣”，而“上知此四人賢”。“義”與“賢”這種表現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和品德，隨著歷史的演進，被后世賦予了更為充實的道德內涵。班固認為，四人“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揚雄在《法言·重黎》中以“四皓”為例，釋“賢”為“為人所不能”，并將其歸入“美行”之列；在《后漢書·鄭玄傳》中，孔融以“四皓”之“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為例，解釋“公者仁德之正號”，敬稱鄭玄為“鄭公”。從“賢能”到“美行”到“仁德”，“商山四皓”的形象隨著“激貪厲俗”的道德內涵的充實而更為豐滿起來。

政治智慧與道德情操兼具，“商山四皓”成為歷代文人雅士歌頌的對象是必然的。東漢崔琦《四皓頌》記載，“四皓”作歌明志，有“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之句。三國曹植以《商山四皓贊》贊揚他們，“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的道德操守和歷史功績；東晉陶淵明以《桃花源記》抒發與他們“賢者避其世”的精神共鳴；晉皇甫謐《高士傳》描述“四皓”“修道潔已，非義不動”，“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葛洪、陶弘景還將“四皓”納入了道教神仙體系，這正是二人通過吸收儒家“忠孝”道德來完善神仙信仰理論的體現。

唐詩宋詞中更不乏吟詠“四皓”的篇目。白居易尤其推崇“四皓”維護禮制的政治擔當和功成身退的高風亮節，認為歷史上的巢父和許由、呂尚和伊尹，都不及“商山四皓”的操守。李白則因“四皓”“歸來商山下，泛若云無情”的達觀灑脫，表達與他們“意氣還相傾”的精神共鳴。宋代王禹偁撰《四皓廟碑文》稱，“四皓”是“知亡”“知存”“知進”“知退”的“全德者”。明清時期以樹碑、建廟、方志、民俗表演等形式為“四皓”歌功頌德更是蔚然成風，延宕不衰。

顯然，在史論與文學層累性的塑造中，“商山四皓”之“隱”，是無為有為的賢德之“隱”，是利國利民的仁德之“隱”，是富貴不淫的廉德之“隱”。“隱”的行為被賦予了修身自重、清廉自守、淡泊自適等豐富厚重的道德品質。

文化符號：“隱”作為“商山四皓”的精神傳承

圍繞“商山四皓”的隱士身份與隱逸品格，除了史論與文學作品，歷史上產生了一系列繪畫、書法、雕塑、碑刻等藝術作品，大大豐富了“四皓”文化的內容和形式。同時，由于被賦予特定的精神含義，“商山四皓”以不可分割的整體成為隱士文化的特定符號之一。在中國學者看來，成為文化符號的“商山四皓”，是政治智慧和道德情操的象征，更是理想人格和精神抱負的寄托。

“商山四皓”的“隱”，上承“古之逸民”，下啟后世歷代隱士，無疑是隱士文化精神傳統中的重要一環。依《小隱書》《新唐書·隱逸傳》等典籍，在具備政治能力和道德操守的前提下，與朝堂仕途的距離決定了隱士的品類，有拒聘不仕者，有仕隱自如者，也有以隱圖仕者。顯然，“商山四皓”完美演繹了“泛然受，悠然辭”的仕隱自如的最佳狀態，其生存方式最為古代知識分子所認可、推崇和效仿。

隨著古代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文化發展趨勢，“隱”的“定路岐”“正根宗”的政治意味逐漸淡化，而“標趣味”的文化屬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彰顯。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擔當精神，道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坦蕩襟懷，佛家“四大皆空”“高蹈出塵”的價值取向，共同為隱士文化提供了豐沛活潑的文化源泉，構建出“隱士”文化兼容的基本生態結構。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以來，還出現了為專攻術業而離群索居的人，一般也被視為“隱士”，其中不乏在文學、藝術、學術、科技等方面取得深厚造詣的事例，他們無疑也為“隱士”注入了文化內力。由上可見，“商山四皓”這一文化符號對于“隱”這一精神傳統而言，是其必然產物，是其重要環節，也是其抽象表征。

在“商山四皓”從歷史事件到文化符號的演變過程中，“商山”無疑是不可忽視的地域因素。習慣上，秦嶺在陜西境內的區段稱為“南山”或“終南山”，南山在商洛境內的區段被稱為“商山”，“商山”是因其中一座形似“商”字的山而得名。早在春秋時期，通過穿越商山形成了一條連接陜西與湖北的交通要道，即商於道，秦時稱武關道，唐時稱商山道，如今泛稱秦楚古道。如果說，“四皓”選擇商山作為隱居地，是因為商山與秦都咸陽或漢長安城不遠不近的距離，便于他們實現仕隱自如的目的，那么，秦楚古道作為連接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通道之一，作為古代文人士子穿梭往來的必經路徑之一，在傳播四皓故事、演繹四皓文化、宣揚四皓精神方面無疑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商山四皓”作為獨特的文化遺產，促使地處“秦楚古道”咽喉的商洛成為彰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人格魅力、精神境界的地域載體，為講好商洛故事、講好中華傳統文化故事，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文化素材。對“商山四皓”文化進行系統、準確的挖掘整理，開發建設相應的文化品牌，為地區發展營造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氛圍，可以說符合歷史邏輯，也符合現實需要。因為，在“商山四皓”之“隱”這一地域性歷史事件衍生出中華民族精神傳統文化符號的歷史過程中，本身客觀地蘊含著一種歷史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歷史規律和歷史經驗，從而也蘊含著其在當代不斷取得新發展的現實可能性。

（作者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