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葛亮從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到香港攻讀碩士、博士，爾后在香港浸會大學教書。到今天，他在香港生活的時間正好和他在故鄉南京的歲月一樣長。

曾經青澀的青年，經歷了江南人到嶺南人的“蛻變”，如今已是南方文壇炙手可熱的作家代表。在香港工作生活的二十余年間，他以學者和作家的雙重身份，成長、成熟、成名。他從事的文化研究和小說創作互為呼應，賦予他的作品渾厚的文化底蘊，也讓他的寫作風格自成一脈。

葛亮對歷史情有獨鐘，以至于朱天心說他有一個“老靈魂”。從成名作《朱雀》《北鳶》，到今年8月新推的《燕食記》，無不是以遼闊的大歷史作為人間悲喜劇的舞臺。在當下，他以現代人罕有的勇氣和雄心去嘗試歷史敘事，但從不沉迷于史實的鉤沉。他重視生活的本色，堅守嚴肅文學的民間立場。歷史和時代在他的小說中影影綽綽，反襯出煙火人間的樸素力量。

近日，葛亮接受羊城晚報「青聽·非凡十年」欄目專訪，讓我們一起了解他的歷史觀和他的中國故事。

我的十年

羊城晚報：2011年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朱雀》第一次出現在內地讀者面前，到今年8月你的新作《燕食記》發布，中間整整跨越了十年的創作歷程。對你而言，過去十年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葛亮：過去十年是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從青澀走向成熟的過程。在香港浸會大學教書，利用業余時間寫作，其實我在做的學術研究和小說創作是互為一體的，我已經習慣了在研究和寫作兩種思維模式之間自由切換。過去十年，我想我最大的收獲是一直在最大化地體驗生活，尋找各種寫作的可能性，特別是嘗試我的歷史觀在文學作品中的沉浸和表達。針對我感興趣的題材，我做了大量訪談和田野調查，同時也通過虛構的寫作去充實史料的空間，努力表達“常情”在歷史邏輯中的力量。

羊城晚報：你是到香港后才開始寫作的，香港對你的文學審美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你剛剛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飛發》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真實的香港，滬上移民文化和在地文化在這座小島上沖突、較量，最終達至和解，這是否反應了你對香港這一“文化熔爐”的體認？你是不是很喜歡富有文化撞擊力的東西？

葛亮：2000年我從南京到香港，在港大讀完碩士、博士，在求學的過程中，我開始寫作，我想是香港這座城市給予我創作的滋養。香港的文化形態和人文環境，和我的家鄉南京很不一樣。可能因為南京本身是六朝古都，它的氣韻已經融入日常生活。南京的生活安逸而又文藝，就像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說的，“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即使平凡人，收了工都要跑去雨花臺看日落。這樣的生活形態在我看來本身就是一種文學的表達，所以我在南京一直到大學畢業，都沒有開始寫小說。到了香港后，實際上是進入另一種迥異的氣韻，一方面這座城市多元混雜，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形態在其間沖擊對撞。這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一種相當強度的刺激。香港和我的“家城”南京的差異如此之大，讓我有落筆的沖動，去回望我的來處。我的處女長篇《朱雀》講的就是一個蘇格蘭華裔青年回到他祖父的故鄉南京留學，以“外來者”的眼光追尋南京往事，這種躬身反照的立場為我后來的寫作奠定了基石。我開始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質，以及不同的文化對人產生的沖擊。這些思考融入我的寫作中，一直激發著我的創作活力。

羊城晚報：這十年，你和香港及內地讀者的互動越來越頻密，這種互動對你的寫作意味著什么？

葛亮：我非常感謝我的讀者。一方面寫作被稱作孤獨的事業，而讀者的陪伴還是很重要。我每本長篇寫作的周期都比較長，有時在新書發布會上會遇到以前的讀者，出版上一本書時相見他還在讀大學，再見時已是一家三口，其間經歷了立業成家等人生階段。這讓我覺得感動。我不是一個互動性特別強的作者，包括社交媒體也不怎么會玩，但總有一些讀者在默默地陪伴著，任憑歲月流轉，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反過來說，我堅持寫作也是為了陪伴這些讀者，這是一種互相之間的成全和守望。香港和內地的生活經驗不一樣，對作品的共情點肯定也會因個體經驗而有所不同。我在香港出版第一部作品是《相忘江湖的魚》，雖然寫的是故鄉人事，卻受到香港讀者的喜愛，還有幸獲得不少獎項，包括第一屆的香港書獎和香港藝術發展獎。所以我相信，文學的意義是足以匯通地域的。此后我創作了包括《浣熊》在內的一系列以香港題材的小說。我一直都在尋找表達香港的恰當方式，因為香港本地的文學形態和流脈還是非常有特點的。

歷史與虛構

羊城晚報：你是一個歷史意識很強烈的作家，從《朱雀》《北鳶》到《燕食記》，你都選擇將大時代的開闔作為故事展開的舞臺。對你來說，歷史是什么？

葛亮：我對歷史的興趣，要感謝香港。很多人對香港的印象還停留在明信片式的城市印象，無外乎維多利亞港灣的璀璨樓宇所形成的天際。但我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發現香港人對歷史有一種天然的敏感和尊重。其對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 群族理論的一個術語）的重視讓我很受觸動。也是在香港，讓我體會到歷史對一個寫作者的珍貴。老實講在我的家城南京，歷史“俯拾即是”，三百多年前的古城磚就堆積于巷陌，這種歷史的豐厚給人帶來一種錯覺，以為歷史就是日常。這種環境下人也許會顯得矇昧一點，因為體會不到歷史之重。可能正因為香港沒有那么綿長的歷史，香港人珍惜每一處歷史的留痕。我會留意到香港仍然保留著一些古老的節慶，如大澳的侯王誕等，很多本地的年輕朋友未必知道。可見，香港不止有現代一個面向，其實它還是有很多銜接于傳統的積累，等待我們去發掘。

我們經常責怪大城市千人一面，歸咎于全球化對人的掃蕩。但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個體可能也需要去檢視自己，我們心里到底有沒有歷史？歷史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這很重要。一旦我們的生活沒有了歷史感，每個人都會感到彷徨，每個個體也無法體會到自身的意義所在。作為一個寫作者，重塑歷史最終是為了幫每一個體尋找自我的文化身份。

《燕食記》這本最新的長篇小說，以粵港之間的文化流轉為敘述主線。我試圖采用非虛構與虛構并置的結構，去實現現代人與歷史的對話。這對話間必然有砥礪、迷惘、共情與和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代表我本人接觸與接近歷史的過程。在我看來，嶺南是個很好的文化容器，在于它海納百川的氣象。圍繞它的歷史也就呈現出自由而開放的海洋性特征。這無形中使得上述的對話也就具有了多義性。每一個閱讀者可由自身的閱歷去代入和詮釋，去參與豐富解讀歷史的可能性。

羊城晚報：但和傳統的“大歷史”敘事不同的是，你熱衷捕捉歷史的“分岔小徑”，以人間煙火知著于歷史的“大動脈”，這種書寫的興趣是怎么來的？

葛亮：這里我必須提到一位史學家，微觀史的代表人物卡洛·金茲堡。他的研究對我的歷史觀帶來影響。其關注“自下而上”的歷史，也就是和宏大史學、權力史學相對的“小歷史”。“小歷史”根植于日常生活，反對對個體生命經驗的忽視。另一方面，“小歷史”不局限于復刻或還原過去，而是從具體的個人和經驗出發，走向更加廣闊的語境和時代。金茲堡的觀點對我觸動很大——他說，歷史最基本的單位是人。這種關于歷史的闡釋仿佛為我打開了通向全世界的通道。我也是在這一歷史意識的前提下開始寫《北鳶》，《北鳶》中主人公的原型是我外祖父，他一個人身上富藏了很多歷史，通過《北鳶》的寫作，我發現歷史敘事最終都是可以回歸到人物個體生命的基底。包括歷史的判斷和結論，其實都歸結于個人的選擇。因此，作為歷史的書寫者，要有納天下于日常的信心。

羊城晚報：早在二十年多前，作為一個年輕作家，你是如何培養自己面對歷史敘事時的勇氣的？當下在具體的寫作中，你又如何處理非虛構和虛構的關系？

葛亮：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個習慣，寫作前需要做充分的資料準備，要做得特別扎實，我才愿意動筆。在我看來，面對歷史，“格物”之舉是非常必要的。雖然說小說是一門虛構的藝術，但我總覺得在長篇小說寫作里必須要以充足的案頭工作作為寫作的底氣。比如《北鳶》中有一處寫“祭孔大典”，只是一小段，但我花了很大功夫去研究文獻，包括對府縣兩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辭格式、祭服的具體樣式都做了詳盡查證。這個時間對我來說是值得花的，一切從史料和田野考察中得來的細節最終都會在小說中有恰如其分的落地。“格物”不僅僅是為了接近歷史的真相，也是為了構筑文學的意義。

我頗喜歡歷史學家王笛的作品。在晚近《那間街角的茶鋪》這本書里，他引用的大量文本其實都是文學作品。他提到一個觀點，說有時文學所提供的歷史細節的豐厚甚至超越了歷史本身。關于這點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說的更直接，他認為文學就是歷史的一部分，就是在歷史的語境里去塑造人性的力量。而蒙特羅斯(Louis A. Montrose)也講過，文學的意義未必是對所謂歷史場景的復原，而是為了表達歷史的邏輯，為什么歷史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因此，我會非常注重歷史細節，不是為了搭建出一個最客觀的歷史場景，供人觀摩，而是通過這些細節去闡釋歷史，讓歷史自己來說話。

傳統與現代

羊城晚報：有出版人評價你，在快時代寫“慢東西”，在新時代寫“舊東西”。評論界也給你貼上“新古典主義”的標簽。你認為自己是一個“逆潮流”的作家嗎？你如何理解傳統和現代的關聯？

葛亮：我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抗拒“潮”的。也不認為是在刻意往哪種類型的寫作靠近，一切都是自然發生的。每個中國人都負載著現代與傳統的辯證，因為我們的歷史底蘊太濃厚了，你得面對，而不是逃離。但也正像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能因為仿佛我寫的是舊時人事，就推斷我是懷舊型趣向。我相信每一個當下都能在歷史中找到它發展的起點和淵源，所以我的很多小說其實都是現實對歷史的逆推。

羊城晚報：你的文字在當下有著非常清晰的辨識度，如白巖松評價，“干凈但稠密，仿佛從遙遠之地而來”。這是你精心錘煉的結果還是你內心氣質的自然外現？

葛亮：每個人的文學氣質都是歲月養成的，我沒辦法具體解釋我現在這種寫作風格是怎么來的。成長環境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受我少年時代的閱讀影響。我父親經常引導我看中國古代的筆記體小說，《閱微》《耳新》之類，那種精簡的文學審美培養了我對古典文字傳統的敏感與語感。胡適先生說，筆記小說的價值，可補正史之不足，恰也是和我目下的史觀銜接的部分。再加上身處香港這座快節奏的國際大都市，我寫作時會刻意讓自己慢下來。寫作其實是我日常生活里的沉淀之道，可以讓我安靜下來。體現在作品風格上，可能就是文字比較舒緩，或者帶有古典的審美取向。

羊城晚報：但是從《朱雀》到后來的《飛發》《燕食記》，你的語言風格其實還是有所變化的，一開始可能有點文藝腔，現在日趨成熟和自然。

葛亮：我覺得這個變化可能是嶺南這片水土賦予我的。嶺南文化強調經世致用，它的表現力很強，煙火氣也很重。浸潤在這種文化中，可能對我的語言鍛造是有好處的，這可能就是你說的自然。正如剛才所說，嶺南文化是海洋性文化，海納百川，非常地自由和開放。我在寫作《飛發》和《燕食記》時，會不時用到一些粵語，語言風格上由此顯出利落且接地氣，因為保留了中古唐音，粵語本身是一種古典又精謹的語言，又有飽滿的民間感。對粵語的使用不僅讓小說的語境變得更加鮮活，表達上也會更加地爽利。

羊城晚報：你的小說大多以城市為背景，但城市似乎永遠在流變之中，因此你總是試圖去捕捉這流變中不變的東西，比如匠藝，比如美食。李敬澤說你書寫的對象“最難留住”卻“最具根性”，你是否有意識地在通過小說寫作接續傳統文脈，以文化重建抵達最可靠的共情？你覺得有哪些嶺南文化元素仍有待被挖掘和弘揚？

葛亮：可能最初會有一點文化挽救的心思，覺得有些東西應該留下來，但隨著我真正深入了解這些行業、這些人，我慢慢放棄了這種想法。我發現一切舊的東西在新時代里都會產生遞變，我開始更加在意它們變的趨向，換句話說，我更加關注這些舊東西在當下的時代會產生哪些新的價值。《燕食記》講的就是這種遞變，隨著食物的流轉，我們的文化傳統在怎樣嬗變。

我手頭在做的另一個非遺項目的考察是木雕佛像。澳門有位傳承人，他對所謂傳統的保留，觀念其實很通達。他兒子在香港做會計，他也不在乎家族傳承這種事。科研所幫他做口述史，對他的手藝也做了建模，將來想恢復的時候隨時都可以恢復。非遺的事業并不是那種即將失傳的岌岌可危的狀態。包括嶺南非遺文化中的廣繡、廣彩、外銷畫等都帶有很重要的時代印記，但我覺得它們也會有自我更新的過程，我比較在意的是這個過程，而不是把舊東西強留下來。對待非遺文化，如果只是抱著文化挽救的心態，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一曲挽歌，下一步就over了，實際上你是不夠愛它的，也就無法真正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