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讀長篇小說《寶水》，我們驚喜地發現，作為“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重點篇目，作為一部書寫“美麗鄉村”的敘事長卷，喬葉的寫作其實并沒有讓小說題材的“加持”顯得太過“顯眼”。也就是說，在讀者這里，題材大于敘事的“刻板印象”，注定會在小說閱讀過程中落空。而仔細看來，這一切想必都得益于小說中的“我”這個別有意味的敘事中介。在此，主人公地青萍這位內心纖細的女性角色，有著不為人知的內心創傷。小說也正是以“我”的隱微心曲與寶水村的建設故事，這一靜一動的穿插跳躍來獲得一種錯落有致的敘事節奏。再加之小說以季節為序的松散結構，以及作者刻意展現的片斷寫作法則，都使得鄉村振興與新農村建設的堂皇故事中，其實包含著綿密粘稠的小說細節與自由伸展的敘事枝芽。這一切都使小說終究呈現出一種獨特豐饒的敘事格調。

事實上，《寶水》中的那個“我”——主人公地青萍——與“返鄉”敘事中常見的以深入生活之名出現的鄉村觀光者并不相同。對于在福田莊長大，而后去往城市的“我”來說，作為“美麗村莊”示范村出現的寶水，算得上一個既無比熟悉又全然陌生的所在。熟悉的是，這是久違的鄉村，寶水如鏡，一直都能讓她看見自己的福田莊，而后者正是那個埋藏在個體心靈深處，凝聚著無以言表的創傷性體驗的，一個讓人既愛又恨的地方。因此在地青萍這里，個體郁結所疊加的城市病癥，都使得適時出現的寶水村成功扮演著自我危機的緩解之地和精神療愈的廣闊家園的角色。從這個角度來看，寶水村的“美”，對于鄉村的“他者”——現代城市——的意義便不言而喻。事實上，小說也確實能夠讓人自然聯想起酷烈的現代性之中“鄉愁”所寄予的撫慰功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難理解小說為何一次次駐足，不厭其煩地描摹鄉村的自然風景、方言土語、禮數習俗和歲時節令。在喬葉這里，鄉村寫作中流行的風情、風俗和風景，以及鄉情、鄉誼和鄉愁等諸多元素，其實并沒有缺席，當然，作者也并沒有過分耽溺。就小說整體而言，在“我”的燭照之下，“地方性”的元素得以有效呈現，而“我”的適時消失又讓這種“地方性”點到即止，從而顯示出一種難得的節制感。

當然，《寶水》中的“我”，更多還是為了獲得一種現實的見證。而對于很多讀者來說，這種現實感可能還是全然陌生的。對于“我”來說，寶水村的陌生感在于，這是一片不事稼穡的“新農村”。從風景區到農家樂，從文創開發到傳媒加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老鄉村終于集體告別世代辛勞的傳統事業，開始堂而皇之做起了“美麗鄉村”的大生意。盡管這里的鄉村景觀早已超越了人們對于傳統農村的想象和認知，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當下正在發生的轟轟烈烈的新現實。也正是這一點，讓這部《寶水》在當代小說一派“鄉土文明崩潰”的“寓言”式寫作中顯示出它獨特的新意。

然而在此，更為具體的新意或許在于，小說借“我”之眼所見證的全新的人物形象。這就不得不提到寶水村關于“美麗鄉村”鄉建項目的總設計師，人稱“孟胡子”的孟載了。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當代文學中從未出現過的一個人物。他既區別于過往文學中常見的土改工作隊或合作化運動中的農村新人，也不同于時下小說中流行的駐村干部等形象。他并非基層黨政干部，卻能游走于村干部、鎮長、縣長書記乃至市長之間；他顯然也不是資本操盤手或土地開發商，卻又有能力四處協調，引來各路資本，其廣泛的人脈令其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形跡可疑的“掮客”。而事實上，這位體制外的職業規劃師與寶水村的關系，僅僅只是依附于一種與地方政府簽署鄉建合同的契約關系。表面看去，這是因項目而來，“利來而聚利去而散”的金錢關系，但他顯然并非逐利之徒。小說為我們生動展現了孟胡子對事業的全情投入，盡管他的敬業與專業，或許只是基于契約而來的某種崗位意識，但他為地方發展殫精竭慮，與地方群眾打成一片的熱情態勢，終究讓人聯想起過往文學中的諸多典型人物。盡管在這位農村發展專家這里，其遠景規劃之中的意識形態色彩極為薄弱，但小說還是極為生動地強調了他的智慧與經驗，突顯了他對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的獨特看法，以及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中所涉及的對于鄉村人情事理的透徹理解。

小說最后，在辦理完項目尾款的手續之后，完成“三年帶建，三年幫建，三年觀察”合同使命的孟胡子就和寶水“不沾邊兒”了，這位有意愿，有能力，有智慧的鄉建專家即將投奔新的戰場。然而，這并沒有為寶水村的未來發展蒙上絲毫的陰影，因為在孟胡子身后，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新型農民正在崛起。尤其是這里的“我”地青萍，這位城市生活的失敗者，不僅被寶水村治愈了失眠這個文明的病癥，也終于在它將來的更大發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小曹和青藍等更多的年輕人，也將與“我”一道扎根農村，建設家鄉，去努力實踐《朝陽溝》所熱情呼喚的關于“農業科學家”，以及新時代“知識農民”的偉大夢想。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小說中的“美麗鄉村”，雖然只是地方發展的重要產業，基層政府的形象工程，抑或精明商人的牟利手段，卻也為未來的鄉村發展指明了方向。

《寶水》最后結束于九奶的“喜喪”，寶婺星沉，這位年邁的老者終于安詳地離去了。盡管在她莊嚴的葬禮之上，也曾出現一段意外的插曲，但“慈棺落地是不舍”的虛驚，終究讓人領略了土地的包容與溫暖。與此同時，這也似乎意味著，在鄉土文明的終結之后，鄉村所孕育的“蔭佑兒孫代代昌”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