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是一個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民族，長期以來，漢語是土家族的主要書寫工具。土家族作家的漢語書寫中，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個體或群體對中華民族的心理認同，是對中華民族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的統(tǒng)一體。1956年，土家族的民族成分被國家確認，土家族作家不斷深入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資源，應用漢語表達本民族的母體文化精神，創(chuàng)作出許多優(yōu)秀作品，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百花園里獨樹一幟。

所謂“母體文化精神”，就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它是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魂。在不少土家族作家筆下，土家族傳統(tǒng)文化精神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的母題。孫健忠、李傳鋒、葉梅、蔡測海、蕭國松、顏家文、冉仲景、劉小平、周建軍等眾多土家族作家的作品，從土家族的文化根脈出發(fā)，將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緊密結合起來。如李傳鋒的長篇小說《最后一只白虎》《白虎寨》、葉梅的短篇小說《撒憂的龍船河》、孫因的中篇小說《麝香樓》、冉仲景的詩集《從朗誦到吹奏》、劉小平的詩集《鄂西倒影》等作品，都具有這樣的特征。

土家族作家們通過對土家族地域風光的描畫、民俗風情的展現(xiàn)、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對土家族民族精神的弘揚、歷史文化的追溯等，表達了建構土家族族群符碼的強烈愿望。在此基礎上，作家們將自己的民族命運與國家進程融為一體，書寫土家族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日新月異的生活變化，凸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背景下土家族的廣闊社會生活圖景。如李傳鋒長篇小說《白虎寨》具有一定的民族精神尋根意識，將土家族白虎文化與時代改革精神融會貫通，在傳統(tǒng)與改革、歷史與現(xiàn)代的激烈碰撞中展示民間文化的豐厚底蘊。小說書寫以幺妹子為首的回鄉(xiāng)打工青年，全力追趕時代步伐，突破傳統(tǒng)思維桎梏，艱難探索、不懈奮斗的歷程。民族文化意味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全書，表現(xiàn)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家國意識。

蔡測海的小說無論是《母船》《麝香》，還是《今天的太陽》《穿過死亡的黑洞》等作品，都是在揭示本民族在新中國語境中的歷史文化和民族命運。蔡測海的小說創(chuàng)作長期深植于土家族現(xiàn)實生活的土壤，緊緊依附土家族的文化母體，努力開掘土家族歷史文化的內在精髓，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土家族歷史文化的亞文本，是對土家族生活的藝術描寫和藝術概括，同時也是國家歷史進程中土家族人家國情懷的藝術彰顯。

在詩歌方面，汪承棟將武陵山區(qū)土家文化、藏族文化、漢族文化等融為一體。汪承棟是土家族，青少年時代接受漢文化教育，20多歲扎根西藏，長期使用漢語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主要反映藏族地區(qū)的生活，這使汪承棟的詩歌成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詩壇上的多重文化相互滲透的多民族交相輝映的文學風景。時代的主題、濃郁的民族情調在其詩歌中得以充分表達。同時，也反映藏族與其他民族的團結與融合，體現(xiàn)了鮮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蕭國松的《老巴子》是一部具有史詩特質的敘事長詩，共15000多行，約50萬字。詩中敘述一個家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fā)展變遷，表現(xiàn)出土家人前仆后繼、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存狀態(tài)。該作品融合了多種民族的藝術表現(xiàn)手法。顏家文寫過散文、小說，主要成就是詩歌。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采用“竹枝詞”格調，以土家族民歌的傳統(tǒng)形態(tài)，朗朗上口，歌唱時代精神，反映時代情懷。如《歌聲好似壩中水》，講究韻律，具有現(xiàn)代格律詩歌的情調。

孫因與冉莊是重慶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重要代表。縱觀孫因的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題材涉及歷史與現(xiàn)實等多個維度。其長篇小說《秦良玉》以石柱土家族女土司秦良玉的抗金事跡為題材進行創(chuàng)作，將民族情懷與愛國精神熔為一爐，凸顯出土家族人一以貫之的家國情懷。冉莊的詩歌以山水為主，表達詩人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無比熱愛之情。吉狄馬加在《堅實的足跡——序冉莊文集》里認為：作為一個少數(shù)民族詩人，冉莊以創(chuàng)作大量的山水詩篇贏得了詩壇的普遍關注。冉莊在創(chuàng)作中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美，追求明朗清新的風格，詩作大多簡潔而富于韻律，注重語言的錘煉，把一種地域的文化精神延伸為民族的審美狀態(tài)，傳達了詩人內在的生命感受。徐必常的長詩《畢茲卡長歌》以土家族歷史搬遷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題，在家國背景下展開民族命運的書寫，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

葉梅在《中國作家》發(fā)表短篇小說《撒憂的龍船河》，自始蜚聲文壇。此后，她連續(xù)推出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說，顯現(xiàn)出獨特的創(chuàng)作特色。葉梅的散文聚焦現(xiàn)實題材，對生活的描摹貼切自然，具有溫度和質感。她的散文集《根河之戀》突出表現(xiàn)不同民族在改革開放中的巨大變遷，同時以文學的筆調袒露真性情，以赤子之心擁抱山水、生靈、人間，超越了世俗的功利和狹隘，呈現(xiàn)出中華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團結互助，展露了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懷。甘茂華的散文集《穿越巴山楚水》以文化意象為經(jīng)緯結構全文，折射了土家族民族文化精魂和土家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在現(xiàn)代意識下對民族文化的執(zhí)著守望。覃兒健的《匪酋》《一個鄉(xiāng)黨委書記的手冊》《張家界掌故》《故鄉(xiāng)的河》等文學作品集多以湘西土家族生活為題材，書寫地域社會變革與民族命運變遷的緊緊相連。

龔愛民的長篇小說《尋親》講述一個紅軍家族歷時近80年，將在長征途中失散的親人及其后裔一一尋回的曲折動人故事，從民間的視角出發(fā)，巧妙反映了我黨在長征時期、抗日戰(zhàn)爭時期、解放戰(zhàn)爭時期帶領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建立紅色政權，以及在和平時期建設新中國的艱難而輝煌的歷程，凸顯了家國共存亡的現(xiàn)實主題，被評論界稱為“一部由犧牲、淚水與尋找編織的土家族紅色家史，一部由土家族草根百姓詮釋家國意義的生命傳奇”。黃光耀的“土家族三部曲”《土司王國》《虎圖騰》《白河》都是探尋土家族文化精神的作品，力圖從土家族傳統(tǒng)文化精神中找到一種影響民族進程的密碼。向迅的散文集《鄂西筆記》真實記錄鄂西歷史的文化變遷，書寫在改革開放背景下民族意識嬗變的歷程。

總之，當代土家族作家積極通過作品表達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靈魂所在，傳達出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堅守。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中，還有很多土家族青年作家積極書寫新時代的生活變化，反映民族意識在新時代的變奏，以文學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