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接到市里影視家協會劉秘書長電話，說協會今晚飛機飛貴陽，學習加民俗采風，當然主要是民俗采風，去七天，去十位骨干藝術家，我是一個，問我沒問題吧，沒問題一會導游會聯系你，你把身份證號碼報給他。

有點受寵若驚，這種好事能輪到我這個小會員頭上。我遲疑了一下，對秘書長說，一會我回復你，看看我的時間安排。

其實我沒什么事，我遲疑，是因為和一幫陌生人出去玩合不合適。因為工作原因——我干電影剪輯的，宅得不能再宅，倒不是說害怕或者社交恐懼，是不習慣一堆人共處那么多天，吃飯啊、談笑啊、寒暄啊。

但我還是決定去。因為父親說他今天要坐高鐵過來我這里住幾天，他在湖南老家的那個舊改小區正式拆房子了，他還沒租到合適的房子。

找房子都找了一個月了，還沒租好！就我對他的了解，再找一個月，都未必能找到。又要便宜，又要采光好，又要挨近菜市場，又要有公園，還要安靜，干脆讓市長給你在市政府邊上蓋個免費別墅好了。

我趕到機場時，大家已經登機了。

每個人都是自選座位，沒坐在一起。大家第一次寒暄是下了飛機后的晚餐上。

除了劉秘書長我認識，其他九個藝術家，還真第一次聽說。其實也不怪，這幾年影視業大發展，網劇、網大項目馬蜂窩一樣不計其數，從業人員激增，同時門檻降低。會寫段子就可以當編劇。會開機然后遠、中、近、特鏡頭各來一條，你就是攝影師。拉得到錢就是導演，因為導演會喊“咔”就可以了。相反，剪輯的技術含量還高一點，那么多軟件你首先得會、得熟啊，更別說還有很多技法和觀念了。

大家開始自我介紹，張三李四王五，順著座位挨個來。有的人很高調，說下一個項目票房完全有可能超過《戰狼2》，有的人很低調，說三年拍了三個片子，沒有一個過審，最新的片子關注的是公民政治參與。低調也是為了高調，大家會隨之附和：“你這個牛叉，真正的藝術家”、“來，為中國電影未來，干一個”。

我一直在干剪輯，這幾年獲過兩個最佳剪輯獎和一個最佳剪輯提名，但可惜都不是知名的獎，說出來還得解釋半天，只好潦草帶過：“剪輯師，張守剛。”

沒想到一幫藝術家對我的發型感興趣。我是長發。我今年四十五歲，我這二十五年都是長發。最長的時候，到半腰，最短的時候就是現在這樣子，搭在肩膀上。

劉秘書長說，守剛兄，長發飄飄，還微微發白，一看就是藝術家氣質。

然后大家開始吐槽。張三說，哎呀，我年輕的時候，也想留長發，老爺子反對沒留成，好遺憾。李四揶揄一句，你幸好沒留，不然人家會以為哪里來一乞丐。

一個編劇小女生倒是很認真問我：“為什么想到留長發，有什么故事嗎？”

我說，我是七零后，我們那時候，偶像是齊秦，很多男生都跟著他留長發，我是上了大學后開始留，中學肯定沒有機會留。工作了，我分到老家的省文聯，編一書畫雜志，不用坐班，一個禮拜去一次，去的目的是想念食堂的紅燒肉，領導也沒說不準留長發。后來轉型做剪輯，來了深圳，單干，頭發長也不影響接活。習慣了，短了反而不適應，就是這樣，我也不寫詩，也不玩搖滾。

小女生又問，留長發有什么遺憾嗎？

沒有吧。

我不知道別的中年人如何。我從今年開始喜歡思考人生。思考人生，換了以前，會覺得“哇，好矯情”的一個詞，呸呸呸，滾一邊去。但現在我開始覺得它不但不矯情，反而十分寶貴。

編劇小女生問我留長發有沒有遺憾、有什么遺憾，我說沒有，這不是實話。

什么遺憾？跟我兒子當當有關。

當當十歲的時候，有天放學回家，脫下書包，站在我面前，很認真地跟我講了一句話：“爸爸，你能不能不留長發了？”

我當時正窩在進門墻邊的沙發里。如果沒記錯，父親正在廚房里殺魚。他每天要為當當做一道魚，他的鬼扯理由是孩子十歲前必須每天吃魚，而且是新鮮的魚。跟著兒子天天吃魚的結果是，我到了深圳這個沿海城市很少吃魚，膩啊。

我沒有回應當當的要求。

第二天，他放學回家、脫下書包，我從睡房里鉆出來。他看到的我，長發依舊。他也沒說什么，搬著小木凳，坐在餐桌前，按開電視，調出動畫片頻道。那臺二十一英寸的康佳彩電，不知道為什么聲音一會大一會小，大的時候像打雷要爆炸，小的時候像卓別林的默片。

父親在廚房里喊了：當當，把電視關了。

當當不理會。

我走過去按黑電視，然后回到沙發里。

當當看了我一眼，又打開，然后迅速地把聲音調成靜音。

那時候我正跟前妻吵得精疲力盡，連過去揍一頓的力氣都沒有。我豎躺在沙發里，頭枕著當當的書包，默默地跟著他看一堆小動畫飛天入地、各種變身。

不是編劇小女生的問題，讓我回憶起這個往事。而是，這段往事，最近這些年一直浮現在我記憶中。

這些記憶牽扯著我，像乳白色的釣魚線，久不久浮出水面一次，水面漣漪散開，讓人意識到時間存在。

說這些，倒不是因為當當出了問題。當當很好。自自然然地成長，小學、初中、高中，長到今天的十七歲，成為一個愛看漫畫、不愛運動、學習一般、有點特長（英語不錯，英文歌唱得超溜）、爆過青春痘、暗戀過女生但不敢表白（我偷看過他的日記，那個女生居然是外校的，還是練舉重的，媽呀）、身體發育算正常（十六歲那年冬天，床單上一團慌張處理過的精斑被我發現）、跟他媽媽感情不錯、跟他后媽感情也還行……

為什么一個孩子會要求他的父親改變發型？

一定是他覺得自己的爸爸跟別人的爸爸不一樣。別的爸爸都是短發，平頭、三七開、六四開、中分，為什么我的爸爸長發及腰？

一定是有小伙伴跟當當說，你爸爸的頭發好長啰，像個鬼咧。

十歲那年的當當，一定是受了刺激的。

我的我行我素，也一定是刺激到了少年當當的。

貴州行程的第一站是黃果樹瀑布。日寒水枯，瀑布像流浪漢身上的破布條，稀稀拉拉地耷拉著，一陣大風過來都可以吹得飛起。

黃果樹出來，大伙上洗手間的時候，收到丹娜的微信：老爸現在又在搞“收藏”呢。

丹娜，我現在的妻子，是一家重點中學的語文老師。她發微信特別注重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然后就是特別討厭使用表情包和使用表情包的人。這樣也好。看到“收藏”二字加了雙引號，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父親是個破爛王！家里所有東西他舍不得扔就罷了，他還往外頭搬東西回家。小時候，他帶回的東西不僅占滿他的睡房，還侵占我的睡房一角。我一度懷疑母親的肺癌就是呼吸了這些破爛散發的氣息導致的，不然母親怎么會五十不到就突然重病離去。我也一度認為妹妹之所以大學一畢業就遠嫁倫敦，也是破爛逼的。舊輪胎、舊書報、舊酒瓶、舊布娃娃……他尤其喜歡撿帶鐵的小東西：螺絲釘、螺桿、螺帽、鐵條、鐵塊。他都會收集起來，放在一個盒子里。他的理由是，因為這些東西太小，真正要用起來非常難找。

我小時候戴過的第一頂皮帽子就是他撿回來的。是一頂掉了一只“耳朵”的雷鋒帽。掉了的“耳朵”，被他縫上一塊黑棉布，以示對稱。他用火烘暖和后，罩在我頭頂上。那天大雪紛飛。我跑到很遠的地方，在一個田野里，用小手刨出一個深深的洞，把帽子埋起來，然后站立在一邊，看大雪落木蕭蕭把地上的痕跡全部覆蓋。這是我第一次反抗父親。那年也是我的第一個十歲。

多少年過去了，我的父親大人啊，你還是癡心不改。以前在湖南老家如此，現在隨我搬到深圳仍如此，我真的是受得夠夠的了。

就在我不知道該不該打個電話給父親，讓他暫停“收藏”這一興趣愛好時，丹娜微信又來了，是一截視頻，視頻里是父親的聲音：“都九點了，小區幼兒園旁邊還有人在跳廣場舞，音響把天都要炸了，你們說這樣會不會干擾到幼兒園教學，你們說要不要制止！我今天第一天住進來，就發現了問題，你們就沒發現？”

丹娜讓我打電話勸走父親，讓他別在物業據理力爭了，廣場舞擾民這事，小區的歷史遺留問題，哪是物業一下兩下能解決的。

我撥通了父親手機。父親在手機里重復著視頻里的話，幾乎一字不差。

我把手機放下來。他的聲音照樣字字入耳。

我說了一句就掛了：“行啦！回去吧。”

關于父親，我不知道該如何談起。

談他在老家的師專（后來改成了文理學院，二類本科）教了一輩子書都沒評上教授？談他處處愛管閑事、伸張正義？這都是太大的話題了，容易把他往高大上方面引，不如就談談我和他。

就談一件事，還是關于我的長發。

我是大二第一學期留的長發。也不知道父親從哪里知道這個事，總之那個十月，父親突然闖到了我的宿舍。他手里握著一把大號剪刀。宿舍幾個同學都嚇壞了，以為命案要發生。狗日的一個個膽小無比，不但沒有勇奪兇器，連個刀下留人的請求都沒有，全跑出去了。等他們帶著校保衛科的一隊人馬回來時，父親已經人走刀留，我呢，毫發無損。

父親帶刀而入，帶著怒氣。他強行要剪我頭發，但身高夠不著。他氣得嘴唇打顫。他開始退而求其次——罵。作為大學老師的父親罵起人來，跟田間地頭的農民父親是一樣的，遣詞造句和語法都近乎一樣：要不要臉？你不要臉我要臉；丟不丟人？你不覺得丟人我覺得丟人；男不男女不女，你這什么意思；你讀的是什么書，狗屎是不是。

我就不說話，反正你剪不到我頭發。

父親走了。走之前，他把嶄新的剪刀壓在我枕頭下。枕頭蓬松，剪刀外露，他又從桌子上拿了本大開本的書壓住剪刀。他以為我會自己手起、刀剪、發落。

父親帶刀怒闖宿舍之后，我和他再也不講話。大二寒假，我回到家里，盡量不跟他同桌吃飯。他吃飯，我就在房間畫畫。母親叫“守剛，吃飯了”，我就答“畫完再吃”。母親過來一看，我確實在畫畫。有時候肚子實在餓，提早出來，碰到父親在走動，我會刻意不讓他撞到我、挨到我。他坐過的位子我不坐，他拿過的碗筷我不拿。學費他遞給我，我不拿，讓他放在桌子上，我一會自己拿。就到了這個地步。

父親受不了。

大二暑假一回來，迎接我的是兩個省城記者。那時候，中國有檔很火的電視節目，中央電視臺做的，名字叫《實話實說》，把當事人請到演播室里面對面對峙。各省電視臺紛紛效仿，我們省電視臺就叫《有話好說》。

父親把電視臺記者（準確說是編導）叫到了家里，讓我們父子倆有話好說。

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電視臺和他們的工作。

在我回家之前，兩個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輕人已經在我家拍拍拍、拍得差不多了。拍我的房間、父親的房間、客廳里的全家福，還有我的完成的、未完成的、半途而廢的畫作。

我回來后，一個女記者跟我說，她是大我三級的師姐，還說了我們共同的幾個老師的名字。我哦哦地應著。師姐又說，請我們過去做節目，就是想探討下代溝問題，想說什么都可以，不想說什么也可以，一切自由。說得好就播出來，說得不好就不播。

父親站在一邊說：“守剛，咱們來一次平等的對話，直抒胸懷。”

父親不說還好，他這么一說，我就答應了：“好，對話。”

然后很快就有車子過來接我們。他們在市電視臺搭建了一個演播室。與其說他們真會節省開支，不如說他們害怕我中途變卦。

父親坐中間，我坐父親右邊，主持人坐父親左邊。燈光一打亮，這才發現錄節目像演戲，說著說著就會有很多人過來提示，你稍微坐攏點，對，就這個姿勢；你的腳稍微收進去一點，多了多了，對對對，是是是，舒服就好；當時情景你能不能講仔細點，對，最好再仔細點，多講點細節。父親是被提示最多的。平時說話滔滔不絕的父親在鏡頭前講話，慢，慢得仿佛每個字都被他嚼碎了再依依不舍吐出來。我的父親完全判若兩人。

從中午錄到晚飯時間，主持人似乎餓壞了，錄著錄著扭過頭沖一個領導模樣的中年男子打OK手勢。中年男子回打了一個OK手勢。好，結束了，收工。我的師姐突然從黑暗中沖上來，幫我們摘掉麥克風。父親非得自己來，結果麥克風的線繞在襯衫和白汗衫中間，半天扯不出來，急得他一頭汗。師姐幫我取下麥克風，我突然想起十歲那年我雪埋雷鋒帽的故事，問能不能補錄這個故事。師姐指指主持人的椅子。人去椅空。連攝影機都卸下來了。我只好作罷，很多天后都覺得遺憾。

半個月后，這期節目，名字叫《父與子》，在省臺播出，收視空前，據說感動了很多人。市里晚報還給報道了，其中有個小標題大意是，“理解”二字，從這一刻起，在這對父子心里萌芽。

看了覺得好笑。我一直都理解父親，關于他為什么不喜歡我留長發。只是我不愿意頭發剛留起來沒兩天，就要被他用剪刀咔嚓，這對長發太不負責了。

父親倒好像是真的理解我了，再也不過問我的長發。因為節目的播出，他成了小城名人，光市里晚報記者來來回回就采訪了好幾次。報道為他貼上了“真實”、“真誠”、“寬容”等標簽。

看到父親得意的樣子，我就不想把“理解”進行下去了。感覺自己被騙了。

貴州之行第三天，走馬觀花似的跑了好幾個古鎮。

中國所有的古鎮都是千鎮一面：靠著一條河，河兩邊建起木樓，木樓掛著紅燈籠，燈籠下是一群忙著自拍的人。街上呢，永遠的石板路，路兩邊是門店，賣各種仿古小玩意，以及“民族風”服飾、牛角梳、蠟染、銀器、假古董、木頭玩具。這些玩意都是從義烏小商品市場進的貨。至于景區里的民俗表演，甭管是這個民族還是那個民族，基本都是一個套路：迎親，新郎要見新娘，新娘閨蜜不讓，新郎兄弟們上，一番調笑，然后搞定。有的景區講究的還好，至少服裝、道具、演員表情還算到位，最可怕的是，在一個古鎮，當當當，鑼鼓敲起來了，有個演員還在看手機，一上到舞臺，他居然打了個大哈欠。胡編的劇情，錯位的歌舞，麻木的演員，加上一堆胃口奇好、照單全收的觀眾，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同行的，好歹也是骨干藝術家，品位尚存。大家站在石板路上掃了幾眼，便一致要求導游找了個臨河茶館，大家哈著白氣，捧起茶，聊起天。

大家由生到熟，話題也慢慢接了地氣。

有個作曲家談到房子。他說他剛買了一個市中心的房子，貴得要死，但還是要買，因為這是給孩子預留的房子。

在座的除了編劇小女生（劉秘書長補充介紹過，她是九二年的，九零后），大部分都是六零后、七零后，七零后中七五前居多。所以“房子”這個話題，對于一幫老屁股來說，是大家都感興趣的。

作曲老師的一番話強烈地撥動了大家的心弦：“咱們非官非富，能幫到孩子什么？什么都幫不上，除了給他預留一套房子。有了房子，以后他走上社會，至少不會有大憂愁了。至于有沒有出息、成不成大事，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大家都認同這個理，紛紛說自己也是早幾年就買了一套房，以后大房子留給孩子，自己和老婆就住小房子，只不過沒有作曲家有本事，敢在市中心買房。

“我怎么沒想到這一步！”我不僅心虛，我還有點羞愧。

但隨著九零后編劇小女生的一席話，我的羞愧立即又被瓦解了。

九零后編劇小女生對著一群大叔大媽說：“你們想多了。第一，現在大部分人買不起房，但十年二十年后，房價還會這么貴嗎？你現在吐血買一套房，到時候可能并不值錢。第二，十年二十年后，人的觀念還會一成不變嗎，還是要結婚就必須要有房嗎？可能那時候，租房的反而看不起買房的。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我非常崇拜地看著編劇小女生，喃喃念道。

夜宿黎平侗寨。

氣溫驟降。手機推送的信息說貴州四個地區或降小雪，包括黎平。

冷是冷，但這個行程，我最感興趣是這里。因為有侗族大歌。在所有少數民族音樂中，侗族大歌是我喜歡的民族音樂之一。侗族大歌是沒有指揮的，但卻那么整齊，三個不同聲部的配合是那么分明和圓融。一覺醒來，我們將去侗寨訪問一個歌王，還會去一個學校，了解侗族大歌的教學方法。

然而，當晚，中國大地發生了一件大事：西北某省，七個同村的塵肺病農民兄弟，十日之內，相繼自殺身亡。這讓人想起當年一家臺資工廠的N連跳事件。消息一爆出，此事立即瘋狂刷屏。看一些文章透露的信息是，這個村子里有六十多個農民患上塵肺病，他們肺組織硬化、石化，呼吸極為困難，行動艱難。但漫長的官司幾年打下來，這些農民兄弟并沒有從黑心礦老板那里得到很好的賠償。這些喪失了勞動力的壯年男子，每年都有人被活活憋死。這次傳染病式的自殺事件，有人說跟氣溫驟降、霧霾加劇有關，一些呼吸極度嚴重困難的患者，不堪忍受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提前結束生命。

微信里的圖片，黃土、斷墻、矮房、木然的臉、以及遠方孤零零沒有一片樹葉的樹，看得人極度壓抑！

第二天早上一醒來，看到當當把我和父親拉進了一個微信群里，群名叫“兩個父親”。

當當在群里發了五段語音。點開一聽，前三段語音講的是昨夜刷屏的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后兩段語音講的是，他和他的一個鐵哥們同學，準備晚上趕往北京，加入一個叫“清塵有愛”的NGO組織，然后一起出發奔赴西北，為塵肺病農民提供物資、法律與心理援助。

父親也有一段語音，點開，他機關槍一樣的聲音蹦出來：當當，我這個老同志加入你們的隊伍！

我在群里發了個微笑表情，以示我在了。

我@當當：你現在就把你、你同學、還有爺爺的身份證、手機號碼收集好，一起發給我，我現在就給你們買今晚直飛北京的機票。

發完，我先給丹娜留言，讓她抓緊時間到樓下的家樂福，給父親準備一套去北京穿的棉衣棉褲，買大碼的，還有一雙厚底鞋，他腳四一的。

然后，給當當的微信輸了一行字：“當當，明年爸爸給你在市區買一個房子，等你參加工作了好有住。”輸完后，我又猶豫了半分鐘，算了，還是別發了，矯情。

鐘二毛，湖南人，瑤族，小說家、電影導演，曾為警察、記者，中國作協會員。出版有長篇小說《小中產》《小浮世》《完美策劃》《我們的怕與愛》，短篇小說集《舊天堂》等。曾獲第二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及百花文學獎、《民族文學》年度獎、廣東省小說獎、深圳青年文學獎等獎項。編劇、導演電影作品有《死鬼的微笑》，獲美國羅切斯特國際電影節“小成本電影獎”，入圍美國亞利桑那國際電影節、加拿大埃德蒙頓國際電影節“全球最佳短片”單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