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原諒我揚起灰塵”

這是多蘿西·帕克的墓志銘。多蘿西·帕克去世后，人們把這句話刻在位于巴爾的摩的一塊紀念碑上，那塊碑所在地就是多蘿西骨灰的安放之處。人們在多蘿西·帕克逝世50周年紀念日上概括了她尖刻的幽默，這種幽默使她在鼎盛時期成為美國文學界的寵兒。然而，最發人深省的當屬她建議的另一句墓志銘：“如果你能看到這句話，那么你站得離我太近了。”

和大多數有趣的平民百姓、批評家、詩人及短篇小說作家一樣，多蘿西·帕克是位頗有深度的女性。她尖刻的話語讓大家覺得她很高冷，甚至還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寫成了喜劇。1968年的《時尚先生》中，帕克的朋友懷亞特·庫珀寫了一篇文章，名為《無論你認為多蘿西·帕克是個什么樣的人，她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樣》。正如這篇文章寫得那樣，她“對苦難情有獨鐘”。不過，這樣來看，帕克童年的不幸倒也不是件多么不幸的事情了。

多蘿西·帕克的驚人才智與悲劇人生

多蘿西·羅斯希爾德·帕克1893年夏天出生于新澤西州的家中，她承認自己“相貌平平，脾氣不好，頭發細長稀疏，但渴望寫詩”。她早產了兩個月，母親是美籍蘇格蘭裔人，不到五周歲時母親去世了，沒多久她就多了一個令人厭惡的繼母。她父親是猶太人，曾是一名成功的服裝制造商，但是1913去世后生意便沒落了。帕克只能自食其力，先是在一所舞蹈學校演奏鋼琴，后來又去了一家冷漠而世故的紐約出版社工作。

帕克身材嬌小甚至有些嬌弱，但才華橫溢，這讓她一開始就脫穎而出。自從她將詩作《Any Porch》寄給《名利場》魅力超凡的主編弗蘭克·克勞寧希爾德，帕克就踏上了自己的好運之旅。不久，她就從《時尚》的作家晉升成為《名利場》的專職作家，最后成為該雜志的戲劇評論家。1920年，帕克卻因才思敏捷栽了跟頭，她經不住調侃了女演員比利·伯克——《名利場》最大廣告商的妻子，結果被解雇了。

即便如此，20世紀20年代是帕克的黃金時期。這十年間，帕克在各種雜志上出版了大約300篇詩歌和自由詩。1926年時，盡管《紐約時報》瞧不上帕克的詩集，將其定義為“隨意女郎詩”，但帕克的第一卷詩集成為了當時的暢銷書，并獲得各方好評。同時，她也給《紐約客》寫短篇小說，幫助從1925年開始創辦的《紐約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當然，也是在這幾年間，帕克站在了時尚潮流的最前沿，她參加了位于阿爾岡昆酒店的文學午餐沙龍，這種突然流行的非正式俱樂部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圓桌俱樂部。

未實現的渴望

不幸的是，帕克的作品主要反映當時那個年代人們憤世嫉俗和多愁善感，這種相互交織的情感近乎發狂，而經濟大蕭條期間，人們無心再開香檳，戰爭的陰影也逐漸籠罩了歐洲，這個時候，帕克的作品已經不能契合這樣的時代背景。這似乎預示著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將走到盡頭。帕克晚年和她的狗狗一起生活在曼哈頓島上東部的一家賓館，此時的她想寫的對一切最簡單的回應，就是她仍然活著是件奇事。（而這并沒什么用，她很多詩都跟開玩笑似的，滑稽又古怪，表達了自己想自殺的念頭）

有些批評家鄙視帕克本人，對其作品也嗤之以鼻。中年時期的帕克也看不上圓桌俱樂部的其他同事，她指出這一代的文學巨匠們，無一人參與其中——沒有菲茨杰拉德，也沒有海明威，以此來淡化自己的成就。隨著年紀變大，她開始否認那些話是出自自己之口，順便調侃自己說：“我一直效仿埃德娜·圣·文森特·默蕾優美的步伐，可是很不幸，我穿了雙丑陋的運動鞋。”

寫作絕非易事——任何好的作品都是如此。“越簡越好才是女士內衣的靈魂。”“如果你想知道上帝視金錢為什么，瞧一瞧那些有錢人就知道了。”“你可以栽培一個妓女，但你不能讓她思考。”大家可能覺得這些句子能夠脫口而出，信手拈來，而且又膾炙人口，讀起來朗朗上口，不會覺得矯揉造作，但帕克曾講過，每五個單詞她就要改動七次。

與此同時，帕克的私生活一片混亂。在詩中，她尖刻的諷刺之下，流淌著非常私密和未實現的渴望，那些懊悔的感悟背后是帕克艱辛的經歷，她和很多男性關系不清不楚。用我們現在的話說，這些人就是缺愛一族，或者閃婚族。帕克曾經寫道：“帶我走還是離開我；或者先帶我走，又離開我。”

她的第一任丈夫愛德溫·龐德·帕克二世是一位證券經紀人（多蘿西隨了他的姓氏），他酗酒成性、吸食嗎啡成癮。他們1917年結婚，1928年離婚，但在離婚之前，這段婚姻婚姻早已名存實亡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艾倫·坎貝爾是個雙性戀演員，也是一名作家，比她小11歲。人一旦對婚姻不忠誠，就會到處拈花惹草。他們的婚姻以離婚告終，但后來又復婚了，他們因跳舞重新走到了一起，在坎貝爾去世之前，他們一直相互陪伴。（和第一任丈夫一樣，坎貝爾死于藥物攝入過量。）她也一直自己服用藥物（她開玩笑說自己并不是一個酗酒成性的作家，而是一個癡迷寫作的酒鬼），而且一向對自己的財務管理不當。帕克曾有過兩次自殺的念頭，有一次是在流產之后。42歲時帕克又懷過孕，但沒幾個月又流產了。

獨立的靈魂

大概是質疑帕克在時尚及男人方面的興趣，女權主義者們小心翼翼地稱她為帕克夫人。即使她想要成為其中一員，修女會也會很快因為那些像“只要你的短裙夠短，很多晚會都會邀請你”這樣的話，把她拉入黑名單，說那些話可比說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字還奏效。帕克被指控對女性不忠，抨擊女性，專為男人寫作，不從女性視角女權主義看世界。第二代女權主義者對帕克表現出了更強的興趣，開始模仿帕克的幽默風趣，將其視為一種反抗男權公約的社會抗議。

當然，大家所熟知的大多數名言是帕克的詩句或者在圓桌俱樂部講過的妙語，但是她小說中描繪的女性角色們，則努力讓振奮人心的新選擇契合當時社會期望由來已久的束縛。她筆下的女性角色有些是單相思并且具有自殺傾向的酒鬼，但是不可否認，也有一些性格剛毅的女性。她們一時沉浸在20世紀20年代的享樂之中，生活矛盾重重，充滿挑戰——這樣的生活，21世紀的女性再熟悉不過了。

帕克的短篇小說涉及家庭問題、種族問題、戰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她的作品并沒有注明她對這些話題感興趣。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帕克混亂的私人生活成為了大家說三道四的談資，而她的公共生活卻被人拋在腦后。她這一生都積極參加運動，維護社會公正。1927年，她因參加了波士頓游行示威被罰款5美元，這次示威是為了抗議處決無政府主義者尼古拉·薩克和巴特洛·萬澤蒂。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她前往歐洲進一步發展她的反弗朗哥事業。帕克成了反法西斯聯合難民委員會的國民主席。按照她的遺囑，她把大部分的個人財產給了牧師馬丁·路德·金，這把我們帶回到巴爾的摩這個城市。

帕克并不知道自己會與巴爾的摩這個城市有所關聯，對在美國西海岸稍作停留的她來說，這也不可能會成為她的休息之地。像很多作家一樣，帕克來這里的目的是爭取好萊塢的稿費，但最重要的是她仍然是一個《紐約客》的作家。她去世后不到一年，馬丁·路德·金就被暗殺了。她的財產轉給了馬丁·路德·金所在的組織——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其總部位于巴爾的摩。

帕克的骨灰在一位律師的檔案柜里大概已經存放了15年，才有人去認領這些財產，這是多么令人悲傷卻不得不接受的命運。我們也許會認為她是圓桌俱樂部的明星，微醉而傷感的釀酒者。作為《紐約客》的作家，她定義了興旺的20世紀20年代。所有的這些身份都可以定義帕克，但是任何一個身份又不能完全代表帕克。就像她的朋友莉莉安·海爾曼在悼詞中說的：“除了做她自己，帕克既不屬于任何事，也不屬于任何人，她獨立的頭腦和精神才是真正的與眾不同之處。”正是這一點使她成為這樣一個經久不衰的偶像。

（本文選編自BBC，編譯：王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