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哥哥，你記得些什么小時候媽媽的事情？

他說，家里第一次裝日光燈的時候，房間里突然變得老亮。那天媽媽開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燈管下面唱歌，唱“我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問，還有呢？你還記得什么？

他說，媽媽跟爸爸發(fā)脾氣。

我問，她為什么發(fā)脾氣？

他說，他們兩個人用一張寫字臺，有時候我們也用，臺面總是堆得很滿。她發(fā)脾氣，大概都是因為她備課寫好的一疊紙被弄亂了，或者少了一頁。媽媽做所有的事都特別用功，其實她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

我想起那時我們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屋里，夜晚我只要看到母親坐在書桌前的身影，就仿佛感到世上一切平安無事，可以放心入睡。

大約十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母親跟我說，你為兩個孩子作出太大的犧牲，耽誤了你的事業(yè)。她的話令我震驚。我總是覺得，是丈夫和孩子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犧牲。難道母親認為，命運賦予了我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遇和成就，而我卻沒有孤注一擲地去實現(xiàn)自己的潛力和理想？

母親的命沒我的那么好。她的一位老同學跟我說，“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安中懷著你，你外公有兩個雞蛋的補助，楊××就不許他把雞蛋留給你媽媽，他說這是給一級教授的補助。安中在藥理教研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過，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后。我真的很恨楊××，我們都知道整死張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從來沒有機會做科研，她對科學的激情、才華和學識大多都被時代和環(huán)境消耗掉了。

然而，母親對知識的追求從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記得，在炎熱的夏天，她和我赤著腳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后躺在潮濕的地板上聽廣播英語課，跟著大聲朗讀。當時的教材，經(jīng)常是直接把小學語文課內(nèi)容翻譯成英文。有一篇是周扒皮剝削農(nóng)民的故事，周扒皮在英語里的聲調(diào)拉長了，聽上去是“周八屁椅一”。教了幾天后，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小孩看到我，都叫我“周八屁椅一”。

“文革”結(jié)束后，歐美醫(yī)學代表團開始訪華，當時外語人才奇缺，母親常被叫去當翻譯。每次活動前，母親總是跟姥姥一起準備和排練可能聊到的內(nèi)容。有一次，她們排練見面和告別禮儀，姥姥扮演外賓，跟母親說，“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 母親回答說，“It’s my pleasure! ”姥姥說，你也可以說“ Oh,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 ”這樣聽上去更優(yōu)雅，也更熱情好客一些。我也這樣在一旁學到不少課本里沒有的英語。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在恢復全國統(tǒng)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后, 走出了振興教育和科技事業(yè)的第三步棋: 結(jié)束幾十年來的閉關鎖國，向發(fā)達國家派遣留學生。母親參加了那年的出國留學考試。醫(yī)學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親有很多筆記本散在家里各處，大多寫著人名、電話號碼、幾時上鋼琴課、修理工幾時來等等。她走后我仔細翻看，才發(fā)現(xiàn)她也記錄了往事。為什么寫過往的歲月？想給誰看？或許她只是不想遺忘。筆記本沒頭沒尾沒有年月日，也許那些越來越潦草凌亂的字跡，越來越碎的記憶，是她在邁近生命的尾聲。關于一九七八年出國留學考試，她寫了：

上海醫(yī)學院派出一批三十歲以下的大學生和業(yè)務干部，參加上海市舉辦的出國考試，但是這些年輕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誤，業(yè)務學習受到很大影響，未能通過。學院只好讓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應試，我也參加了，首先是筆試及英語口試，通過后便到中科院藥物研究所去專業(yè)面試。我被帶進一間辦公室，里面坐著幾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親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問題，正好是父親生前很感興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報告建議大家聯(lián)合起來共同研究的課題。這些內(nèi)容有一定的難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試順利通過了，當我起立告別時，主考官送我到門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紅了，這時我努力忍住的眼淚也剎不住車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著跑回家的……

這位“主考官”是誰？他是否從母親的眼睛里，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經(jīng)的才華和炙熱？他給母親出的考題是什么？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外公張昌紹就發(fā)現(xiàn)了嗎啡的中樞神經(jīng)鎮(zhèn)痛部位，包括第三腦室周圍和導水管中央灰質(zhì)腦區(qū)。他認為嗎啡在腦內(nèi)作用的高度選擇性，很可能是針對某種高度選擇性、專一性的細胞組織的作用，并預測那將是藥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于科技條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測和想象。十年以后，西方科學家們發(fā)現(xiàn)了內(nèi)源性嗎啡樣受體，那正是外公當年假設的那種細胞組織。

母親閱讀了美國神經(jīng)藥理學家Solomon Snyder關于受體的文獻后，激動不已：

爸爸，你對嗎啡作用于專一的受體而發(fā)揮作用的設想，終于被證實了！如果你還活著，現(xiàn)在應該是你一生中最興奮和幸福的時刻，也是你可以大展宏圖的時刻。你曾躍躍欲試，迫不及待為此項研究做的一切：跨學科之間的合作，科研條件的準備，自己身體條件的準備，都在這場運動中化為烏有。我一定要接你的班做下去……

當時母親正在上醫(yī)針刺麻醉研究組，鉆研針灸原理。她以敏銳的洞察力，提出了針刺穴位的鎮(zhèn)痛，可能是因為刺激了腦內(nèi)某些區(qū)域釋放嗎啡樣的物質(zhì)，與中央灰質(zhì)腦區(qū)釋放內(nèi)阿片肽有關的設想。經(jīng)過艱苦的實驗，這一科學假想得以證實。母親用受體研究，回答了中國古老的針灸療效的部分原理。

記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釋，阿片受體好比腦中的一把鎖，而生命的進化絕不會允許“沒有鑰匙的鎖”那樣奢侈的浪費。“鎖”的存在意味著一定有相應的“鑰匙”存在。現(xiàn)在科學家證實，腦內(nèi)果然產(chǎn)生了與罌粟驚人相似的化學物質(zhì)，作用于阿片受體——就像鑰匙作用于鎖。這個被稱為內(nèi)啡肽——“內(nèi)在的嗎啡”的物質(zhì)，決定了一個人對痛覺、快感、欲望與情緒的體驗。

那天的對話之所以難忘，是因為母親接著給我舉的例子。她說，有些能忍受酷刑的英雄，也許只是基因賦予了他異常富足的內(nèi)啡肽——天然止疼藥；而有些經(jīng)不住酷刑的叛徒，也許并不一定都像《紅巖》里的甫志高，也許就是缺乏了同樣的天然化學物質(zhì)。內(nèi)啡肽的研究幾乎超越了科學范疇，進入了哲學范疇。

不難推斷，母親在中科院的留學考試題目，是關于阿片受體與內(nèi)啡肽的研究——她和外公兩代人共同向往的。

姥姥曾用工整秀麗的手跡，寫下了六頁生平重要年鑒，她傳奇性的生命中卻有十年是“空白”的：“一九六七十年動亂，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張昌紹得以平反。”這兩行字背后有多少訴不盡的血淚和滄桑，也許只有過來人才能體會。

我仿佛能看到母親掩面跑出面試廳，沿著外公生前走過無數(shù)次的路線，從太原路拐角的書報亭，穿過肇嘉浜路，沿楓林橋路跑進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親人、年華、機會——都化成了淚水，沖洗著她心靈的傷口。母親終于有希望去繼承她父親未酬的壯志。

考取留學資格以后，母親必須在英國和美國之間挑選一個國家。一天吃晚飯的時候，全家人討論起英帝國主義與美帝國主義之間哪個好一些，就像一家井底之蛙討論外面的天地。

那一年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訪問了英國，為那里科技、工商業(yè)的發(fā)達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震驚。當時中國十分貧窮，自行車還屬于奢侈品，而英國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家車、私家房。他說，我看英國三大差別基本消滅，如果加上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

父親說，你還是去英國吧，中美沒有正式建交，萬一發(fā)生什么意外怎么辦？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親的說法。我聽小學老師說過，美國的富人把牛奶倒進河里，而窮人的孩子沒奶喝，那一定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國家。但是母親說，美國在神經(jīng)藥理科研領域全球領先，要學就要去最頂尖的地方。

她首先想到的是Solomon Snyder教授——發(fā)現(xiàn)腦內(nèi)阿片受體的科學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體研究，獲得了 “Albert Lasker 基礎醫(yī)學研究獎”，也是生物醫(yī)學領域被引用次數(shù)最多的研究人員之一。母親寫信申請去他的實驗室學習，一個月后收到回信說，他的實驗人員配置已滿，但是可以推薦她去他學生Gavril Pasternak在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實驗室進修。

落實了導師以后，我憑單位證明和發(fā)給我的人民幣，到外灘的中國銀行去購買了五十美元，以備在抵美后領到第一次工資前所用。出國前我在北京外語學院政治學習和練習英語口語。黃家駟教授來宿舍看我，囑咐說，這些年搞運動，我們在科研上落后了，你謙虛謹慎，努力學好回國來建設現(xiàn)代化的藥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國第一批留美學生，表現(xiàn)得好，對以后出國留學的人是個鼓舞和榜樣。一個人在外一定要照顧好自己，這話本應你爸爸對你說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說了。他靈魂在天一定很為你驕傲的。我聽了淚流滿面，非常非常想念父親……

……出發(fā)去美國了，那時我們和美國沒有直通的航線，必須從巴基斯坦走，再經(jīng)停法國巴黎，輾轉(zhuǎn)前往美國紐約。飛到巴黎后在機場要停留三個小時，這時憑機票可以在機場餐廳用餐，我沒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間，去了機場洗手間，看到必須在門上投入一法郎硬幣，門才會打開。我口袋里僅有一張五十美元的鈔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廳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時，一個隊伍五位中國男士，穿著清一色黑色西裝，行李箱上綁著一樣的彩條箱帶，在我對面坐下來。其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報告隊長，我要去小便，然后就從那個隊長那里拿到一枚硬幣，往洗手間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說，報告隊長，我也要。隊長懷疑地問我，你是誰？我趕緊把護照、組織介紹信、美方邀請函等證件給他過目，然后從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幣，才算解決了困境。

她的筆記本上沒有寫任何離愁別緒，只有這樣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機。也許那是冰山一角，讓她預感到更為巨大的未知和沖擊。

那時去美國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親出發(fā)那天，我在哪里拍戲？記憶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見家里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櫥柜和抽屜。母親仿佛嫦娥奔月，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讓我無比傷感和惆悵。她在那里怎么生活？什么時候回來？我還能再見到她嗎？

中美之間的信件，不僅要中轉(zhuǎn)其他國家，還要經(jīng)過嚴格審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過去了，杳無音信。第四個禮拜，她的信終于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親暫時吃住在紐約中國代表團（領事館前身），從窗口能看見哈德遜河——記得她在信里說那是“紐約的黃浦江”。她每天坐公車和地鐵，穿過時代廣場和中央公園，去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實驗室上班。

不久，母親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棟公寓，與一位臺灣留學生合租。她的信上說，那位同屋訂了一份臺灣的《中央日報》，她有時會借來看看。這個消息令我心驚肉跳，那個年代，在大陸偷聽臺灣電臺是要坐牢的，母親居然閱讀臺灣報紙，后果簡直不堪設想。后來她告訴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開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報》。

眼下我在紐約拍攝電視劇The Retreat，去參觀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時，偶然走過66街和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親就住在路口這棟紅磚樓里。我有一張她在這里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紅色的羊毛開衫，逆著陽光坐在小書桌前，桌上的書本堆得老高老高。

當年的中國公派留學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費，母親付完房租，剩下的錢就很緊了。美國最便宜的蛋白質(zhì)是雞蛋和雞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樣的東西。出國留學前她從來沒有做過飯，對食物的理解只限于營養(yǎng)成分和化學結(jié)構(gòu)。到美國后，她迫不得已學會了用不同的方式燒雞腿。

我在這棟再普通不過的公寓前停下腳步，凝視許久，令一個路人轉(zhuǎn)頭看我。母親曾在哪一扇窗戶內(nèi)生活、學習、想家、煮雞腿？

從這里，她步行就能到達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實驗室。我想象四十六歲的母親捧著書本、文獻、午飯盒走在這條街上。她遠離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懷著對知識的憧憬，開始了一個女學生單純儉樸的生活。每發(fā)現(xiàn)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當年在日光燈下一樣，感到突如其來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歡的日子。

Pasternak是一位極其優(yōu)秀和慷慨的導師，實驗室里經(jīng)常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學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后、住院醫(yī)師和客座教授，氣氛非常活躍。周末，他和夫人常請母親去餐館吃飯，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帶她見識一下曼哈頓。二〇〇一年紐約世貿(mào)大樓被炸毀以后，她還跟我提起，Pasternak曾帶她去頂層的“世界之窗”吃過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是母親學習美國人文習俗的老師。

P讓我代替他到康奈爾大學醫(yī)學院去講了兩次藥理課，一次是“痛覺藥理”，另一次是“多巴胺類藥物”，逼得我周末大開夜車，又用他的名義到攝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燈片。第一次上課時我很緊張，又看到教室里有兩個學生邊聽課邊喝咖啡吃漢堡包。如果在國內(nèi)，我一定會請他們出去，但在美國該怎么做就吃不準了。事后問P，他說，這節(jié)課一點鐘開始，有的學生剛從上午聽課的教室出來，還沒來得及吃午飯，只能邊聽課邊吃，是很自然的。我慶幸自己當時沒有叫他們離開教室。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親去新罕布什爾州，參加一個有關阿片受體和配基的會議，并報告m1受體的工作。在會場上，母親遇見了Ermimio Costa教授——她的第二個導師與未來二十年的好友。

每個到會者的胸前，都戴一張印著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個小燈泡。如果有人要在會場上為自己的實驗室物色科研人員，就亮紅燈；如果想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藍燈；兩樣都不需要者，就把燈關掉。我到P實驗室才一年，按合同要兩年才滿期，因此沒有亮燈。

在會議結(jié)束時，有一位戴著紅燈胸卡的先生向我走來，他自我介紹是Dr. E. Costa。我一震驚，Dr. 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藥理學家！他說我是他遇見的第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科學家，對我做的報告十分欣賞，問我愿不愿意到華盛頓他的實驗室工作。我曾讀過他的論文，并不像大多數(shù)人那樣，有數(shù)個工作圍繞著一個主題逐步深入，而是鋪得很開，相互之間仍有呼應，顯出作者的興趣和知識面之廣泛。

回到紐約后，我找P聊了這件事。P說他已經(jīng)接到Costa的電話，如果我選擇去Costa的實驗室，他會大度支持的。P按中國方面訂立的規(guī)矩，為我寫了鑒定，把我夸上了天，臨行前還請我去了Wardolf Astoria吃飯。接著，我到中國代表團去匯報此事，并告訴他們今后NIMH會發(fā)工資給我。本來以為作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資，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費，沒想到代表團立刻答應了，他們說眼下資金很緊，停發(fā)了我的費用后可以多派一名留學生來美國學習。

Costa的臨床前藥理實驗室，是國立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Pasternak的要大很多。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他的實驗室按研究主題分為三個部分，有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在那里進修，他對科學不可抑制的熱情，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視人才培養(yǎng)，實驗室下面各小組的工作定期向他匯報，他當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設想或指示。每星期開一次全體研究人員的讀書報告會，有一個人先作讀書匯報，然后大家提問題、提意見，最后由Costa總結(jié)，我受益匪淺。

圣·伊麗莎白精神病院——Costa實驗室的所在地，成立于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瘋?cè)嗽骸薄Ｃ绹媳睉?zhàn)爭期間，這里曾是軍隊的醫(yī)院和墓地。十九世紀末，史密森學會在世界各地考察帶回來的動物，也養(yǎng)在這里。在最高峰時期，醫(yī)院里有八千多個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傳出這里有虐待病人之嫌，醫(yī)院開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劃歸國立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親的時候，刺殺里根總統(tǒng)的John W. Hinckley就關在院內(nèi)。如今，這棟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建筑，已脫胎換骨成了美國國土安全部總部。

閉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見那條白色的走廊，很長很長，盡頭有一扇鐵柵欄門，里面是幾間空的病房，其中一間就是母親那兩年的“家”——一張小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還有一個壁櫥和小冰箱。那個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里。走廊上偶爾會有穿著束縛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護士領著走過，夜里偶爾會傳來病人野獸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親卻從未顯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學習中。

一天我向Costa匯報實驗結(jié)果后，他說，下一次讀書報告由你重點發(fā)言，我聽了頓時開心得說不上話來，然后故作鎮(zhèn)靜地回答，好啊。他給了我一篇綜述，我根據(jù)綜述查閱了四五篇文獻，寫了一個發(fā)言提綱交給Costa審閱。他看得十分認真，還幫我一起假設了幾條聽眾提問和討論。這時我才看到他是一個十分優(yōu)秀的導師！我見過不少頗有學問的導師，但對學生的成長不夠關心，主要是利用學生的腦力和體力勞動為自己的業(yè)務成就添磚加瓦。有的導師對學生倒是不錯，但缺乏真才實學來引導學生在業(yè)務上的成長。像Costa這樣兩者兼有之的，確實不多，讓我想起我父親生前也是這樣一位導師。

讀書報告會上我居然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會前我最擔心的是，聽眾缺乏反應，結(jié)果那天的聽眾非常熱情，提了很多問題，還給予了好評。通過這次報告會，我和實驗室其他進修生交了朋友，周末常被邀請去他們擁擠的住處共進晚餐。我回國帶研究生的時候，總是以Costa為榜樣，也推薦了不少學生去Costa的實驗室進修。

我跟著母親游走于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畝的醫(yī)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腳步。寒風凜冽，灰色的天空落著小雪，凋零的枯樹嘶嘶作響，一片墓碑寂靜而凄美。這里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沒有一個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親用一條米色的羊毛圍巾裹住頭，默默站立在風中，也許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親人，她的父親也是冤魂，還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圣誕長假前的那晚，母親請了Costa和實驗室的同事，在鐵柵欄門內(nèi)的走廊上開了個晚會。我們吃披薩，喝飲料，聽大衛(wèi)·鮑伊風靡一時的《中國女孩》，跳舞。一位同事從家里帶來一只迪斯科舞燈掛了起來。在五顏六色的炫光里，我驚訝地看到母親的身體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來。誰能想到，圣·伊麗莎白精神病院——這常人只敢用竊竊私語道出的地方，這被無數(shù)不幸的命運像枯藤般纏繞的地方——竟然有過如此美妙的一個夜晚。

第二天，母親帶我到馬里蘭州，在一位姓高的醫(yī)生家里住了幾天。高醫(yī)生和他太太在一個研討會上聽了母親做的科研報告，認識了她。在后來的幾十年里，高醫(yī)生一家與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告訴我，美國人不了解中國，免不了有各種偏見。母親高雅得體的儀態(tài)和淵博的學識，在所到之處都為人樹立了新中國的華人形象，讓當?shù)厝俗鹬兀沧屓A僑們驕傲。

……

全文見《上海文學》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