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千里江山圖》這本小說的寫作準備和寫作過程而言，我把自己視作一個初學者，一個新作者，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嘗試接觸一個全新的小說領域，從頭至尾將其視為一次全新的學習過程。既是對歷史的辨析，也是對歷史題材寫作的辨析和想象。

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中西古今思潮匯聚，那些風云際會的時代傳說，那些風華絕代的人物事跡，以及那些畫面斑駁的歷史影像，作為秘密戰線斗爭故事的背景，令人無限遐想。

思索歷史洪流中那些鮮為人知的瞬間，那些艱難的非常時刻，想象那些仁人志士的身影如何從晦暗未明的生活場景中逐漸浮現出來，從日常經驗中邁入那些決定性的時刻，成為義無反顧的勇士。

而人物和事件的復雜性，從真實的歷史乃至從故事結構的層面上講，有很多漸次浮現的未解的疑問。那些看似不假思索的舉動，在敘事層面上似乎懸置著未經化解的謎團。過往人物關系的演化是如何影響人物當下的判斷的，彼時的處境是如何影響人物對前史的回望，如何消化它并且從中獲取行動乃至犧牲的依據。而另外一些人如何成為往事的囚徒，使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

歷史素材的運用，彼時人物在日常生活層面上的心理依據，時間和地點的描繪如何激發讀者的想象，使其成為情節發展的內在動力，使環境和人物更為緊密地相互依存，而非單純地陷入考據式的遐想。從情感出發理解道德訓誡在怎樣的情境中制約和規范了人物的行為和最終的取舍。從純粹性的角度看待人物的精神活動如何內嵌于意識形態含義中，避免空泛的說教。具體而微的歷史內容如何忠實于長程線性邏輯或者敘事傳統的維度，而非脫離生活經驗陷于奇觀式的炫技和展覽。

譬如以經租處跑街為掩護身份的衛達夫，如何將對父母平生遭際的念想與對獻身事業的信念彼此熔鑄，將熟稔于心的城市景觀和生活場景轉化為視死如歸的心理依據。獻身于埋葬先人的地方，正是最可告慰先人的，這是最為平凡和至深的理由。

或者如崔文泰，如何將一個販夫走卒的投機和內心掙扎，通過自我告白呈現為石黑一雄所謂“自我欺騙和自我防御”，最終試圖以滑稽的逃跑來化解無法面對的困境。

易君年，大時代浪潮中一個面目不清的人物，他甚至清晰地意識到自己難以辨認的特質，超乎易容術之上的表情，所傳遞出來的信息，明確而又模棱兩可，即使光線均衡，也永遠在大樓、樹影或者禮帽的陰影之中，似乎誰都記得他，但是誰也說不清他真實的面容。他以愛抽的香煙來標記自己，吸煙是一種習慣，同時又是一種細微的掩飾，最終卻因此而敗露。

葉啟年，似乎可以側身于那個年代外表講究的一批人中間，生活優渥，學識豐瞻，自命超乎于世情，卻又深陷其中，仰仗自身的學識和心機，又受困于世道人心。野心使其信奉陰謀和黑幕，信奉“未來的世界屬于特務”這樣幽暗、仇恨和虛無的哲學。

陳千里，一個果敢的行動者，一個到第52頁才出場的核心人物。從敘事的層面看似乎是一個反面的奧勃羅莫夫，那個小說開始就在床上遐想，因其思慮，過了幾十頁還沒有起床，仿佛沐浴著普魯斯特的余暉。天寒地凍的環境使一些人困于思慮、困于床榻，而另一些人則謹言慎行，奮不顧身，躬身入局。

準備這部小說的日子里，時常想到是荷馬，想到他的返鄉之路和史詩，想到葉芝的那句話：悲劇正是開始于荷馬，而荷馬就是一個瞎子。時常也會想到布萊希特，他對情境和陌生化的思考。也會想到戲劇《哥本哈根》，想到歷史上那些隱秘的時刻，人們怎樣置身于幾乎無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時常也會想到莎翁，那種認為講述別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傳達自己的意圖的方法。間或會想到薩特，他筆下的戲劇，關于禁閉和思想對立的爭論。想到卡爾維諾，他的一部關于年輕的游擊隊員被囚禁的小說。有時也想到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那逆流而上的灼烈的旅程。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嘗試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們的身姿。想到無數艱難的時刻，比一部小說的寫作更其艱難的時時刻刻。

也正是在準備這部小說的日子里，獲得一個契機，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的歷史，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的傳統，重新認識外國文學的影響，重新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

一次機密的行動，也是一次返鄉之旅，一次對未來的展望之行。通過小說的敘事旅程回溯時代的風貌，通過街巷、飲食、視覺和味覺喚起鄉愁和城市的記憶，喚起對家國命運最深切的痛楚，對大變革時代的擁抱和體悟。旗幟飄揚，時鐘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普通的年輕戰士，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充滿危險的旅程。

這部小說涉及了上海、南京、廣州三個城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作一個故事的上卷，遙想如果未來有下部的話，還有一條隱含的復雜線索也許會在武漢這座城市展開。彼時，這幅畫卷方才完整地合攏吧。當然，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代已經逐漸遠去，那些隱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或者外號出生入死的烈士已經長眠地下。緬懷他們，記述他們的事跡，使其傳之久遠，其旨意正是內在于文明的結構之中，江山千里，綿延不息，田野上、城市間勞作的普通人，擦拭汗水時，當會心懷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