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前，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在北大勺園舉行成立儀式暨研討會，嗣后在《中華讀書報》（1999年8月4日）上刊出嚴家炎、謝冕、孫玉石、錢理群、洪子誠、溫儒敏、胡軍、陳平原等“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筆談”。我在《權當“編后”》中談及該中心的宗旨：“除了‘學術創新’‘世界一流’‘人才基地’等閉著眼睛也能想到的套語外，該中心的宗旨，還有這么一條：研究艱難中崛起的‘二十世紀中國’，希望在重鑄‘民族魂’以及積極參與當代中國的精神及文化建設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了解北大的歷史傳統及其現實處境的讀者，當能明白這句大白話背后隱含的學術‘野心’。”今天回望，終于明白當初所說的“這是一個需要志趣、激情、想象力以及嚴謹求實精神的事業，同時也很可能是一條布滿荊棘與陷阱的坎坷之路”，確實很有預見性。所謂“坎坷之路”，沒有踏上之前，說起來很輕松，明顯低估了其挑戰性。多年來，中心雖也做了不少事，但與原先設想相距甚遠。一方面是自己及同人才華有限、努力不夠，另一方面則是時代變化太快，我等志趣與能力亟待調整。

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心成立會（1999）

從三十年前撰《學者的人間情懷》（《讀書》1993年5期），到十年前寫《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讀書》2012年2期），再到最近的《“新文科”視野中的“現代文學”》（《探索與爭鳴》2022年9期），既蘊涵個人的心路歷程，也折射了時代的光與影。一轉眼間，歲月蹉跎，青年學者變成了老教授，好在屢敗屢戰，還步步為營，沒有徹底放棄。翻閱學術史或思想史，我們常會感嘆，有的時代天才成群結隊，有的則寥落晨星；關鍵不在個體的智商與業績，而是學術氛圍、共同體的形成以及時勢/風氣的轉移。之所以不滿足于個人教書與著述，還在尋求校方支持，組建研究團隊，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造大船”，而是希望借此呼喚同道，激濁揚清。

最近二十年，北京大學注重古代中國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領域的學術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相對而言，在資源配置和人才培養方面，現代中國研究顯得滯后。在我看來，這與北大的歷史地位、崇高聲望以及學術傳統不太相稱。有感于此，去年1月24日我致信時任校長郝平先生，建議成立實體性質的研究機構“現代中國研究院”，推動北大的現代中國研究。此信得到郝校長以及王博副校長的首肯，由此展開了一系列復雜的申請與審批。過了一關又一關，終于在今年3月10日拿到正式批文，成立輕實體的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本想趁熱打鐵，五四前后舉行成立大會，不曾想疫情變幻莫測，只好一再延期。眼看不能再拖了，決定舉行迷你版的“大會”，先開門營業，日后再廣而告之。明知這么做禮數不周，但特殊時期，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2022年9月25日，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成立大會

研究所取名“現代中國”，可見研究范圍主要集中在晚清以降一直到當下的中國；至于冠以“人文”二字，既是一種自我限制——不討論軍事、政治、經濟以及自然科學，也是一種擴張——希望兼及文學、藝術、思想、學術、教育、媒介等，借重新構建近代以降中國人文學術的知識體系，為探索中國道路的歷史經驗提供學理支撐。

前有研究中心二十年業績打底，后有學校兼及古今爭創一流宏愿的指引，加上國家提倡“新文科”的政策支持，如此天時地利人和，方才促成“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的誕生。

今天談論“新文科”，很多人基于對現有的學科體系不滿，希望重繪知識版圖。這里包含學術中心轉移、文化霸權爭奪以及文藝復興前景的預設，不純然是知識層面的考量。但我沒有那么樂觀，主張謹慎行事，將個體性的學術探索與體制性的教學實踐分開，后者移步變形，力爭在與現有學科的對話中，不斷拓展空間。至于前者，則不妨借“新文科”的東風，重新調整自己的學術姿態，兼及外部觀察與內在體驗、凸顯技術含量與生命情懷，實現經典化與戰斗性的統一（參見陳平原《“新文科”視野中的“現代文學”》，《探索與爭鳴》2022年9期）。

這方面的工作，此前我做過不少嘗試，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學術史，再到新世紀的大學文化、都市想象、圖像敘事、聲音研究等（參見陳平原《“現代中國研究”的四重視野——大學·都市·圖像·聲音》，《漢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1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12年7期），不敢說有多大成績，但一直在尋尋覓覓，希望能達成某種跨學科的視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體的寫作，來呈現有人有文、有動有靜、有聲有色的現代中國。這一持續多年的探索，與當下正熱火朝天展開的“新文科”建設，有某種契合之處。但必須承認，在我那里，只是個美好的愿景，離真正落到實處，還有十萬八千里。

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以“學在民間”的理念及姿態，從事若干學術組織工作。如何兼及個人的志趣與群體的合作，這里的內心糾葛與外在陷阱，不是很容易克服的。好幾個寫作/出版計劃設計很好，效果欠佳，“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其中緣由，除了研究中心是虛體，北大同人更擅長單打獨斗，再就是我擔心“一將功成萬骨枯”，委屈了年輕的合作者，不敢奮力推進。結果是：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確實做了好多事情，如主編《現代中國》集刊、學術史叢書、文學史研究叢書、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等，但很難說哪一件在學術史/思想史上真正站立得住，且傳得下去。這回得到學校的鼎力支持，得以改換門庭，從虛體轉為實體，一定要吸取以往的教訓——分清主次，集中精力，至少做成一件值得傳下去的好事。申請書上開列了一堆清單，準備做好多好多事情，但我心里很清楚，成敗得失，就看能否編撰好擬議中的《現代中國人文史》。

現代學術的發展，固然后出轉精，但也造成各學科自筑藩籬，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因而“人文”的整體面貌越來越模糊。確立此前未見使用的“人文史”概念，意在打破越來越精細的研究領域劃分，將各人文學科的思考融會貫通。關注文學史、藝術史、學術史、思想史、教育史、媒介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但不是簡單拼合，而是在各種結合部用力，透過相互間的區隔、糾纏與對話，挖掘其中蘊涵的時代精神與文化變遷。換句話說，借“自然史”“社會史”“人文史”三足鼎立的思路，重構學術視野與論述方法。

《現代中國人文史》初步計劃以“人文”為視角，描述晚清以降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預計12卷左右，總字數600至800萬，費時大約十年。該項目將分短、中、長期進行。短期計劃（2年）是完成《現代中國人文史》的總體設計，全面啟動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的部分，完成并出版《現代中國人文史》“新文化運動卷”，作為樣本向社會展示，以總結經驗教訓，并進一步凝聚共識與積聚力量。

這套大書的工作目標不是個人/獨創/項目，而是集體/綜合/傳播，主旨是讓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得到積淀，并以某種簡約的、兼及專家與大眾的形式呈現。這里需要工作思路及寫作體例的創新，也需要組織手段的變通。具體說來，就是找到一種既能集合學界力量，又能發揮各自特長，還能顯示一時代學術發展方向，出大成果而又不太委屈合作者的知識生產方式。

至于壓在紙背的心情，則是對眼下以項目為中心、以評獎為標的、基本上漠視讀者及社會需求的學術生產方式不滿。多年前我曾談及，拒絕“將‘學問’做成了熟練的‘技術活兒’”，對于人文學者來說，必須是“學問中有人，有喜怒哀樂，有情懷，有心境”（《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初刊《現代中國》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去年我出版《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東方出版社，2021），在“自序”中稱：“作為一名文學教授，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在我看來，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這一學術理念，蘊涵著80年代的理想與激情，以及90年代學問與政治的張力，跟今天已經充分專業化、學科化、工程化的主流學術，有不小的距離。

如何協調個人理念與時代風氣，對我以及剛剛成立的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來說，是個嚴峻的挑戰。既堅守基本立場，又學會靈活變通，可以妥協，但不折節；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以取得成果為旨趣，出水才見兩腿泥。也會有若干常規表演，但最想做的，是為學界及大眾貢獻一套可讀、可賞、可存的大書。至于完成“人文史”后，還有何偉大構想，那個餅實在太大了，暫時還是不畫為好。

（本文為作者2022年9月25日在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成立大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