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語新詩的百年傳承中，“穆旦”這一傳統在學院青年詩人中更加突出。 之所以將穆旦的名字打上引號，是因為我要談論的這一傳統，不只局限于穆旦本人及其作品，還包括圍繞著穆旦產生的一系列闡釋，其中既有對穆旦作品及譯作的評鑒、對穆旦生平及時代的考據，又有對穆旦文學史地位的討論，甚至是從穆旦到昌耀的新詩譜系的梳理等。這些工作，不僅需要詩人的參與，還需要有理論素養的批評家、學者參與。因此，關于穆旦的批評研究，一直以來是以高校為核心的。學院詩人，尤其是科班出身的詩人受到“穆旦”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

穆旦自然也影響了我的寫作。他的身影在我詩里其實并不明顯，但他提供的詩學經驗，已內化為我詩歌基底的一部分。同樣情況的還有江汀。江汀，1986年生，安徽望江人，畢業于青島理工大學。他曾拜訪過穆旦墓，并與我多次談到穆旦。他頗為贊賞穆旦晚期的詩歌，我也認為若沒有這批作品，穆旦的詩人身份會有很大的缺失。在江汀詩里，我不時觸到一種克制的、略帶疏離的淡淡冷感，這與穆旦晚期詩歌是神似的，就連溫度也相似。

在這里我還要再談一位學院詩人，康宇辰。她1991年生于四川成都，本碩博皆就讀于北京大學，主修中國現代文學。我在閱讀中發現，她早期的詩歌頗受穆旦影響，這首先表露在語言上。江弱水在其批評名作《偽奧登風與非中國性：重估穆旦》中提到，奧登常使用“學習”（learn）、“知識”（knowledge）等詞，穆旦亦習之，“這些論文型的詞匯，從奧登的詩中涌來，又沉淀到穆旦的詩里去。在中文語境里穆旦的詩句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因為他一掃從前的詩人習用的‘詩意措辭’（poetic diction），而使用了大量‘非詩意化’的用語，那些見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法學、醫學的種種，遂以其富分析性的抽象、帶學究氣的枯澀，造成一種智性風格”。在康宇辰的詩里，我也讀到不少“知識型”“論文型”的詞匯。單是《不嚴肅的時辰》里，就出現了“學院”“學者”“史料”“理論”“學術”等詞；《博士生的迎新夜》里，則有“修身齊家”“書”“稿子”“魯迅”“胡適”等。從詞化開，再看句式。我注意到，穆旦常將“一個”與一些抽象的名詞（也即不指示具體的人或物）或出人意料的詞組相搭配，以此制造陌生的效果。《春底降臨》中有“一個綠色的秩序”；《詩八章》中有“一個變形的生命”；《隱現》里有“一個新的回轉”“一個良心”等。同樣的表述，在臧棣、康宇辰等詩人筆下也屢屢可見。

詞、句都偏向“形”。穆旦對康宇辰的影響，還體現在詩之“神”上。和穆旦一樣，康宇辰的詩充滿了內宇宙的激辯。她的表達常常由向自我的發問開始，然后一步步剖析、辯證；有時她的提問有明確對象，但最終又是借與他人對話之殼，回到內審與自辯的獨白上。這些辯論的聲音不乏激烈與沖突，但不一定有最終答案，詩人只是用辯論這一過程來抵消對確定性的尋找。因此，這些詩的結尾，總是回到自我說服或自我紓解上。這一點與穆旦不同。穆旦的辯論亦源于困境，但在辯證之中，他試著尋找一條“向天走”的路，將自我放置于存在之曠野，將答案擺在對信仰的探討下。即使于他而言，“信仰”更多地只是一個知識體系，一個外在裝置。

辯證反作用于句式。康宇辰許多富有辯證色彩的詩，都使用了綿密的長句。與她恰好相反，曹僧寫過不少短俏活潑的句子。曹僧，1993年出生于江西樟樹，畢業并工作于復旦大學；博士階段，他的研究從哲學轉向了中國現當代文學。曹僧出過一本詩集《群山鯨游》，書中諸多詩歌都有民謠風味，不難讓我想到新文化運動初期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等致力的歌謠運動。歌謠運動自然有著民俗學和歷史學的意義，單說文學方面，它又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對新詩學的構想。和康宇辰筆下的“穆旦”小傳統不同，曹僧的新詩寫作展現出更濃郁的民間性，這種民間性是外視角的，自上而下的，與歌謠運動先行者們的姿態遙相呼應。這些詩裹帶著南方氣息，游戲性的外衣下，是清醒而銳利的詩體探索。《莘莊立交下》采用了仿英雄體的形式，兩句一段。句子雖精短，但闡釋空間很大，如“莘莊小道撩撥夢幻新人，/三兩土墳彈送舊名片”，以及“都說亦未平的綠浮萍，/都聽羅絲瑪麗跑音”。還要留意的是詩尾注明了“戲贈王百萬及諸公”，點明了游戲的特征。簡言之，這是一條從內容到形式、包含著方法論的寫作路徑，它幾乎貫穿了曹僧的整個創作。

如果再將曹僧與康宇辰對比，還會發現后者的自辯雖然密實綿長，但要表達的東西是較為清晰的，曹僧的詩則有更多的不透明性和不可拆解性，這種美學特點一方面源于跳躍性，另一方面是因為詩人并沒有也不打算在詩里給出足夠的背景信息。《五個小孩》便是典型的例子，這首詩也具有游戲性，更重要的是顯得神秘，讓人聯想到神話原型批評的主張，不過，它受中國民間的影響應該更大。去年，曹僧還寫了一首《三五個》，“三五個你”和“七八個你”在詩里反復出現，句式和詞語的設置，充分彰顯了他的語言機巧。機巧，也是曹僧詩歌的顯要特征。從語音層面來說，這首詩讀起來的感覺是比較輕松的，但輕松背后，是頗有難度的語言調度。

更年輕的詩人也在嘗試調和傳統與創新。在這方面，趙茂宇的詩有一定典型性。趙茂宇，1996年出生于云南昭通，畢業于溫州大學中文系，目前是云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在臧棣、陳先發、余怒等上一輩詩人的影響下，趙茂宇這一代學院詩人已經有了較為牢固的語言本體意識。他的《小神》《水中觀記》等，講究詩歌內蘊空間的復雜性以及感受的獨特性。如《水中觀記》寫到“我生活在池塘下面，能清晰看見海王星/伸向宇宙的山谷，像灰色鯨魚背脊在流淌”，這些句子背后的感受力是幽微敏銳的，能喚起讀者多層的想象。另一首《小視覺》亦是從視覺到心理，探索人的直覺與潛意識，“在橘子內修筑繁雜交錯的公路，飲茶的人/喜歡細小物，白色經脈，延伸進空中的云朵”。趙茂宇詩歌的關鍵詞是空間、虛構、延展與遷移。他認為自己“對世俗場面、物象細節、空間變幻”有更高的敏感度，基于這種偏愛，他一直在追求“空間感和場域性，這種空間感在語言的視角切換中完成，具有流動感和延展性”（趙茂宇：《高原上的變速文學觀》）。而他所要的物象的抓取、語言的延展、感覺的遷移，又是受到海子、陳先發、雷平陽、臧棣和余怒的影響。不同的影響在他筆下走向綜合，他的近作《鳩摩羅什》《橋上的墓園》等正是集中處理了新詩小傳統與創新的關系。趙茂宇不是為了鳩摩羅什而寫鳩摩羅什，某種程度上，鳩摩羅什只是一個道具。他還有一些類似的詩，歷史題材都被翻新為當代經驗。青年一代的創新，在對傳統，尤其是新詩小傳統的認領中得到了有效的發展。

綜上所述，幾位青年詩人對創新與傳統的思考各不相同，寫作著力點也不在一個方向，但他們的詩歌并非一成不變的。如今，康宇辰在有意識地“拋棄穆旦”，她說，“美好生活/從忘記穆旦開始”（《中年預感》），新的花朵正在她筆尖含苞。曹僧則說：“對陳舊修辭的厭倦、對表達邊界和新詩意的好奇、對詩歌內的倫理責任之承擔等等這些東西，變成了維系寫作的更有力支撐。”（《迷霧》）。趙茂宇還在廣泛嘗試，在“天空、灘涂、平原形成的過程”中，他看到“橋上的秘密不可探尋，這已經成為古老的轉述”（《橋上的墓園》）。其實，要談傳統，要談創新，都偏離不了詩歌的古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