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6日之前，安妮·埃爾諾對于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字。她曾被貼上眾多的標簽，如“自撰寫作的先驅者”、“女性主義作家”、“階層跨越的成功案例”等等。埃爾諾在獲獎之后，則以“責任”一詞來概括自己作為作家的使命，并以“見證”定義自己的寫作行為，這種“介入”的文學姿態并沒有肯定或否定人們給她的種種定位，卻以一種無聲的力量將自己的寫作與法國文學的批判性傳統緊密聯系起來。

文學“先驅”與文學傳統

埃爾諾以《悠悠歲月》開創了“無人稱自傳”的寫作方式，被稱為“新文學的先驅”，亦有人用“先驅”來標注埃爾諾早期的自撰性寫作。不過，從埃爾諾的寫作主題來看，其“先驅性”實則深深植根于法國文學的傳統之中。

無論“自傳”還是“自撰”，其寫作的核心都是從“自我”出發。對于“自我”的關注，自法國浪漫主義時期就已經開始，特別是雨果、喬治·桑等積極浪漫主義作家，都通過對人物主觀自我的審視與觀察，肯定了“自我”沖破藩籬、獲得救贖的價值所在。譬如雨果筆下的冉阿讓的自我救贖，同樣就是對“自由”這一概念的深刻拷問，其精神意義在法國文學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盧梭在《懺悔錄》中更是直接以“自我”進行抗辯，成為“個人反抗社會”的踐行者。埃爾諾年輕時代“為我的種族復仇”的口號與盧梭對“自我”的探求，似是隔著兩百余年的文學煙塵遙相輝映。

埃爾諾多次在訪談中提及其寫作目的是為了“抵達現實”，女性的現實與社會的現實。以觸底現實的方式批判現實，將事件變為寫作、寫作變為事件，無論是其對“階層跨越”的思考，還是對女性經歷、女性欲望的剖白，其寫作方式都似是手握現實主義甚至自然主義的“寫作之刃”，剖開真實的每一個細節，直抵靈魂的腹地。《純粹激情》《事件》《一個女人》等作品，曾被某些人詬病語言平淡、混雜粗俗甚至淫穢詞句，但如果對這種語言風格追根溯源，在左拉的《萌芽》《娜娜》等代表性作品中都可以尋見，這正是自然主義“現實移植”的原則下，“觀察一切、記錄一切”的方式。埃爾諾抵達現實的語言，帶著法國文學傳統的深深烙印。

埃爾諾在獲獎后接受法國廣播電臺的采訪中，特別強調了諾獎是她“文學介入”的后續，是一種“責任”。“介入”與“責任”這兩個明顯帶有存在主義特征的語匯，將埃爾諾的寫作立場明確地呈現出來。埃爾諾認為，沒有所謂中性的寫作，也沒有中立的作家，作家總是會通過自己描述世界的方式給人帶來消極或積極的影響，文學并不是精彩的情節優美的文字，它是一種功能，是一種影響力，通過閱讀或教育作用于人們身上。

談及自己與其他法國諾獎作家的關聯，埃爾諾同樣坦承，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加繆是對她影響最深的諾獎作家。埃爾諾的寫作立場，是通過“自我”介入社會與歷史，在繼承法國文學傳統的批判精神與自由平等觀念基礎上，糅煉風格，承擔使命。

書寫日常與構建歷史

諾獎授獎詞用“勇氣”一詞突出了埃爾諾的貢獻，埃爾諾卻否認了這一說法，坦言“在自己的語匯中沒有‘勇氣’一詞”。對她來說，坐在桌前拿起筆開始寫作，并不需要勇氣。勇氣是在更為日常的工作中，手工勞作或精密工作才更需要勇氣。寫作并非勇氣，而是運氣。

埃爾諾將投身寫作看作一種運氣，與她自身的階層跨越經歷不無關聯，同時也與她的寫作內容密切相關。個體經歷是埃爾諾創作的源泉與主要內容，但埃爾諾在書寫個體經歷的過程中，將個體融入社會與歷史之中，使之具有廣泛的集體性維度。從這個角度來說，埃爾諾的寫作，更是在書寫生活，書寫個體所經歷的日常生活。她將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情感交往、時間空間等元素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使讀者通過集體記憶觸發一種在場感，產生時代的共鳴。當然，在缺乏共同文化經歷與歷史經驗的情境下，法國人的集體記憶與在場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讀者無法觸發的盲點，因此，中國讀者在閱讀埃爾諾《悠悠歲月》等作品的過程中或許會感受到隔閡，這在某種程度上難以通過文學自身來打破。

埃爾諾在書寫日常生活的過程中，有意模仿日常生活，通過碎片化的敘事、打破邏輯的語言、馬賽克一樣的拼接場景等方式呈現出現代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無序化特征，以至于讀者無法將埃爾諾的作品看作一個完整的故事。埃爾諾通過碎片的接續呈現出日常生活的片段，通過這種片段構建出主人公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時空。

以現代性的維度審視埃爾諾的作品，其“兩面性”展現得尤為明顯：一方面通過捕捉各種瞬間的碎片，“從稍縱即逝的時間里拯救某些東西”，呈現出日常生活與日常生活中人物的各種變化與不穩定性，另一方面又通過把握歷史恒常不變的一面，展現超越時代的共同經歷，使其作品在年輕一代中產生新的思想碰撞。從這一角度來講，埃爾諾的作品同時具有明顯的前瞻性意義。她以日常生活中的個體經歷呈現歷史的集體性與現代性特征，以作家的擔當重構歷史中細微、感性的一面，使其作品同時具有了生活的溫度與歷史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