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批評形式而言，詩歌選本和詩話都是中國古典詩學批評的重要方式。不過，在詩歌選本的評點中直接附帶選家“詩話”者則肇始于清初朱彝尊所輯的《明詩綜》。據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載：“（康熙）四十一年（1703年），七十四歲，輯《明詩綜》……以《靜志居詩話》附焉。”后人對朱氏評論甚為重視，乾嘉時期姚祖恩自《明詩綜》中輯出，編為《靜志居詩話》二十四卷單行。這在體例上首創了一種在詩歌選本中附錄選家自撰“詩話”的形式，并為此后多部清詩選本所效仿。其中著名的有鄭杰《國朝全閩詩錄》所附《注韓居詩話》、王昶的《湖海詩傳》所附《蒲褐山房詩話》、法式善《朋舊及見錄》所附《八旗詩話》、劉彬華《嶺南群雅》所附《玉壺山房詩話》、許喬林《朐海詩存》所附《弇榆山房筆譚》、胡昌基《續攜李詩系》所附《石瀨山房詩話》、符葆森《國朝正雅集》所附《寄心庵詩話》、陳衍《近代詩鈔》所附《石遺室詩話》和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所附《晚晴簃詩話》等。

此類詩歌選本通常可分為兩種體例：其一是為詩家里貫簡介之下，即為選家所著詩話，諸體詩作列于其后，如《湖海詩傳》；其二是在詩家小傳之后，先錄同代或前代諸家評點，再附選家自撰之詩話，如《明詩綜》。顯然，后者更具集評性質。這類詩歌選本中的詩話與一般詩話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之處。若從批評功能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是對于詩家詩作的批評，不同點在于詩歌選本兼具隱性的選本批評和顯性的詩話兩種批評樣式；若從文本的獨立性角度而言，詩歌選本中的詩話在選本刊刻和傳播過程中顯然不具備獨立性，它是依附在詩歌選本這個主體上的副產品。不過，像《明詩綜》所附朱氏詩話那樣，一旦《靜志居詩話》單行本出版之后，它便脫離了與詩歌選本之間的從屬關系。

實際上，在宋代以前，詩歌選本受到“詩無達詁”觀念的影響，一般就詩選詩，不妄加評論。直至南宋以降，詩歌選本才開始出現“選中有評”之新體例，誠如陳允衡《國雅初集·凡例》所言：“古人選詩，原無圈點。然欲嘉惠來學，稍致點睛畫頰之意，亦不可廢。須溪閱杜，滄浪閱李，不無遺議。但當其相說以解，獨得肯綮處，亦可以益讀者之智。”而發展至清代，詩歌選本中不僅撰有詩人小傳，輯錄名家點評，還附有以“詩話”命名的選家點評。這些雖然仍屬選本中廣義之評點范疇，但用“詩話”名之無疑可使其評點更加系統，更能彰顯出選家對詩學批評活動的積極參與。如果說選本中的選目、詩人小傳和他人點評屬于客觀批評的話，那么，選家詩話則是選家表達個人好惡和詩學觀念的主觀批評。另一方面，這種復合式評點模式也標志著清代詩歌選本批評形態的豐富和批評功能的拓展。因為若從批評角度而言，這類選本不僅涵括了評點、注釋、摘句、詩話等古代詩文評的多種形式，且在諸種形式間可以相互滲透，不見捍格，既鮮明地體現出選本的批評意識，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清代詩歌選本的包容性。

自歐陽修首創“詩話”以來，學術界就非常重視這種詩歌理論著述的新體裁，但是對于清代以來詩歌選本中的選家詩話，卻未予以充分關注。尤其是那些未出單行本的選家詩話，如周郁濱《舊雨集》中所附《薲州館詩話》、朱緒曾《梅里詩輯》所附《晦堂詩話》、沈愛蓮《續梅里詩輯》所附《遠香詩話》等，就不曾見錄于《清詩話》及《續編》《三編》、蔣寅《清詩話考》以及張寅彭之《新訂清人詩學書目》。所以，此類選家詩話的發掘與整理亦可彌補當下清人詩話文獻統計的不足。

至于那些后來出版單行本的選家詩話，則更具文獻價值。因為選本中的詩話是和選本一起刊刻的最早版本，即使后出單行本在內容上有所增刪變化，其最初呈現的樣貌亦可與之對照參閱。如陳衍的《石遺室詩話》就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在其1923年選輯的《近代詩鈔》各家小傳后所附的《石遺室詩話》；一個為作者自1912至1929年斷斷續續創作的詩話三十二卷本，連同1935年的《續編》六卷，簡稱為后刻詩話。由于選本所附詩話要早于三十二卷本詩話，所以二者之間同中有異。一方面，三十二卷本、六卷本詩話中有一些作家作品，未及收入《近代詩鈔》，特別是《續編》中所論及的若干重要作家；另一方面，《近代詩鈔》所評選到的若干近代著名作家，如姚燮、朱琦、魯一同、鄧輔綸、高心夔、金和、曾廣鈞等，后刻詩話卻沒有論述到。因此，兩書有互相補充的作用。

除了文獻價值以外，選家詩話本身也具備較強的學術價值。首先，受惠于選本特有的體例，選家詩話不僅關注那些知名度很高的詩人和詩作，還兼顧到很多名不見經傳的詩人及其詩作。如《晚晴簃詩匯》收錄了有清一代6100余人的27000余首詩作，可視為規模最大的清詩總集。其《晚晴簃詩話》不僅有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的評析，也保留了許多流傳不廣的作品以及二三流作家的品評信息。更為重要的是，若將《晚晴簃詩話》中精到持平的點評與《晚晴簃詩匯》中或詳或略的選文相結合，基本上就構成了一部清代詩歌史的雛形。而一般的詩話著作，盡管也兼有點評和詩作選錄，但在所評詩人和詩作的覆蓋面上，卻難以與詩歌選本中的選家詩話匹敵。

其次，選家還可以借詩話表達選文和小傳不能傳達之微言大義。仍以朱彝尊《明詩綜》為例，1704年刊印時，朱氏自序云：“入選者三千四百余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大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以錄焉。析為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晚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顯然，朱彝尊是以史學家的眼光對待這部詩歌總集的編選，所附《靜志居詩話》的最終目的也是讓后人“明夫得失”，而非了解明詩之創作成就。也正如此，朱氏所選明詩多涉朝政得失、人物臧否之作；評論亦教公允持平，多涉及一代掌故，補史乘所不及。嘉慶朝趙慎畛為扶荔山房刊本《靜志居詩話》作序時亦稱：“其義史，而其文不必史也。然則朱先生之為是書，詩話乎？史乎？余且以為史耳。”這番話再次印證了朱彝尊《明詩綜》中所附《靜志居詩話》本質上是一本嚴謹的史書。

（作者：王兵，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