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獲》雜志2019年第4期集中發表了幾位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說，其中被排在第一的乃是趙挺的《上海動物園》。先后兩次認真地讀過這部篇幅不長的短篇小說后，我以為，這是一篇反諷色彩明顯的帶有一定哲學思考意味的透視表現當下時代青年人百無聊賴生存狀態的小說作品。

請原諒我用這么長的一個句子，不如此就難以精準地為趙挺的這一精彩短篇小說定位。“作為一名寫作者，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偉大的文學性’。我挺喜歡王小波、加繆、塞林格，也挺喜歡炸雞腿、麻辣燙、熱咖啡。我只想賺點錢，以此舒服地度過每一個管他是陰郁還是燦爛的下午。”說一個“挺喜歡”王小波、加繆和塞林格的寫作者沒有思考過“偉大的文學性”，這句話的可信度幾乎等于零。而將這些大作家的名字與炸雞腿、麻辣燙和熱咖啡這些食物并列在一起，一種調侃生活的意味，又十分突出。“我三十歲了，越來越成熟了。別人的三十歲，除了吃喝，也就是盯著漂亮姑娘的胸部多看幾眼，其他一切云淡風輕。相比較而言，我還是雜念較多，譬如還偶有‘寫作者的關懷’等虛妄之念，說明心理還沒有發育健全。”

所謂偶有“寫作者的關懷”云云，所說明的，實際上是面對物欲喧囂的現實生活，寫作者“我”難能可貴地保持了一種精神層面上遠離世俗的高貴追求。但敘述者卻同樣以調侃的話語將其貶之為心理發育尚未健全。凡此種種，或正話反說，或反話正說，皆屬藝術層面上的反諷者是也。事實上，貫穿了《上海動物園》全篇的，正是如此一種反諷性語調。

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身為寫作者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對文學創作本身的那種嘲弄與調侃。小說中寫到，“我”的朋友，一位名叫“老虎”的軟件工程師，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一款寫作軟件的開發：“這款智能寫作軟件，致力于把全球所有作家的作品都納入數據庫，進行雜糅、拆分和重組。”依照此種理念，以后的文學寫作，就可以這樣進行。比如，先輸入百分之十的海明威，再輸入百分之三十的加繆，百分之三十五的王小波、乃至于百分之十五的博爾赫斯，甚至，還可以輸入自己的名字。毫無疑問，經過如此一番雜糅之后所生成的文字，就是一種新作品的誕生了。

當“我”進一步追問，這個世界此后是否就不再需要作家的時候，老虎的回答是：“一方面我們不停地納入那些還在進行自行創作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軟件創作出來的文章也納入數據庫，這就叫病毒式變異擴散寫作法。”在老虎看來，用不了多久，我們所需要的，就只是這種病毒式變異擴散寫作的操作員，作家將徹底失業。又或者，假如說以后還存在所謂作家的話，那么，這作家也就只能是病毒式變異擴散寫作的操作員而已。在我們把以上這種病毒式變異擴散寫作看作趙挺對文學創作一種徹頭徹尾的調侃與嘲弄的同時，恐怕也不能不承認，在人類的科學技術早已日新月異的今天，為趙挺所調侃的這種寫作方式，其實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可能。而這，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著文學寫作的徹底被異化。現實生活中身為寫作者的“我”，之所以會顯得那樣百無聊賴或者說吊兒郎當，未嘗不與文學寫作如此一種看似極端黯淡的前景存在一定的內在關聯。

說實在話，一貫自嘲為“偽作家”的“我”那看似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狀態，的確稱得上是既荒謬而又百無聊賴。

比如，老馬是“我”的好朋友，我們曾經相約一起開著車去西藏。按照敘述者的交代，“我和老馬在一個游戲群里認識，我們都屬于特別庸俗特別酷的人。”“我和老馬認識兩年多，玩游戲的時候，我們投敵無數，坑隊友沒商量，義無反顧、持之以恒地將游戲游戲的精神發揮到極致。”如果說雙重的否定表示肯定，那么，趙挺小說中的“游戲游戲”的組合就非常耐人尋味了。一旦將“游戲”也“游戲”一番，那這“游戲”到底還是不是“游戲”，也就值得引起我們的認真思索了。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這老馬竟然比“我”想象得還要酷，口口聲聲說是要開車去西藏，到頭來卻“連車也沒有”。但這還不算，更狠的還在后邊。一個是，到了出發的前一夜，敘述者方才點破，“我”和老馬這兩位相識兩年多的老朋友，竟然“從來沒有見過面”。再一個則是，等到第二天“我”如約前往天一廣場二號門前接上了老馬，沒想到，車子剛剛開出去沒有多少距離，這位老馬就大喊大叫著讓“我”停了車。“我說，老馬怎么了？老馬一扭頭，還叼著明滅不定的煙屁股說，誰是老馬？我說，你不是老馬？老馬一下車，踩滅煙蒂說，誰是老馬？我說，不是去西藏？老馬將旅行袋一扛說，去河南。”在這位被敘述者叫做“老馬”的人匆匆離開后，“我邊踩油門邊用手機不停聯系老馬，就像在聯系一位遠古時期的哲學家，一直沒有反應。”

首先，這是一個只有在電腦、手機或者說網絡時代才能夠發生的故事。其次，這個世界上到底存在不存在老馬這樣一個人？如果不存在和“我”相約去西藏的老馬，那么，這位不僅先上車后下車，而且還聲稱自己要去河南的人，又是誰？所有這些與人類存在緊密相關的“我是誰”的重要命題，就這樣，伴隨著故事情節的演進，不由自主地浮現在了我們的腦海。趙挺的如此一種設定與描寫，很大程度上可以讓我們聯想到尤奈斯庫那部杰出的荒誕劇《禿頭歌女》來。

老馬之外，小說中的其他一些情節，比如，魚龍他們試圖在城里搞一個搖滾樂隊，卻怎么也找不到排練的地方，以至于只能夠到敬老院對牛彈琴一般地給那些老年人們演奏。然后，就是匆匆忙忙地去參加音樂節。

對此，趙挺給出的反諷性“惡毒”描寫是：“每次來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有點像廁所上面貼的那些小標語。比如，“我”匆匆忙忙去看住院的外婆，但卻在路上就把準備送給外婆的兩只燒餅全都吃掉了。再比如，“我”似乎總是在深夜苦等女友小佚（請一定注意，小佚的“佚”，本身就包含有丟失、失去的意思），但小佚卻總是不至。“我單曲循環了十多遍，小佚還沒有結束飯局……她說晚上太晚了，要不明晚再見吧……她說回家還有急事，要不今晚算了。”“我”好不容易開了五十公里汽車去給小佚送了一杯咖啡，也僅只是心神不定地聊了一個多小時話，以至于，到最后，“在我導入一萬多名作家作品之后，小佚也沒有告訴我什么時候再見。”

所有的這些，傳達給讀者的，我想，恐怕都是一種存在層面上的萬般無奈或者說百無聊賴。倘若我們聯系小說那看上去很是顯得有些突兀的標題“上海動物園”（之所以說是突兀，乃因為通篇小說都沒有寫到過一只動物），那么，一種無法被否認的看法就是，作家趙挺筆下這些百無聊賴的各色人物所構成的，其實就是一個“動物園”。從這個意義上，斷言趙挺的這篇《上海動物園》其實是借所謂的百無聊賴思考表現人類存在的一種虛無本質，恐怕也還是很有一些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