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真事：一家出版社收到一名科幻作者的投稿，作者很著急，問能不能今年就出版，出版社問為什么，作者說，我怕這個情節明年就實現了。

這種擔憂也有“前車之鑒”：《三體II：黑暗森林》中，雷迪亞茲使用的人類最快計算機的運算速度為每秒500萬億次浮點運算。而就在這本小說出版當年，美國IBM公司就研發出“走鵑”超級計算機，運算速度為1026萬億次浮點運算，速度是科幻小說中的兩倍多。

那么問題來了：科幻是不是預言，科幻小說中的想象都會成真嗎，都成真了科幻小說還怎么寫……

與其說是預言家，不如說是夢想家

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飛氘，也是一位科幻作家，很多人認識他是因為《科幻世界》雜志。他在研究中發現，早在20世紀初，凡爾納的作品已被譯介到中國，那時候還是清朝末期，民國讀者就已經很熟悉《海底兩萬里》《從地球到月球》了。

“我們經常討論科幻多么重要，其中一個論據就是科幻小說中的發明在今天已經或者即將實現，凡爾納的作品就是一個典例，比如潛水艇。”飛氘認為，很多科幻作家與其說是預言家，不如說是夢想家，而且這個夢想帶有實現的可能性，因為他表達的是人類經歷了科學革命之后的合理想象。

比如，100多年前人們開始使用電話，就想象未來電話可以隨身攜帶；電話既然能傳遞聲音，未來就可能傳遞圖像信息。再比如，100多年前人們發明了電影，當時就有人設想，幾十年后在家也有一個裝置，可以接收“總站”發出的信號看電影。以上想象，均已早早實現。

而對于80后、90后來說，他們小時候看過的不少科幻小說中的情節，都已經被模糊了科幻的色彩，“經典”的想象顯得“平平無奇”。

首屆“鯤鵬”全國青少年科幻文學獎長篇小說組一等獎獲得者、在校大學生王藝博第一次看了《海底兩萬里》后，覺得不過是一個講潛水艇的故事。青年科幻作家王諾諾小時候讀的第一篇科幻小說是《小靈通漫游未來》，成書于20世紀70年代，“第一部講到一個電子表，不用上發條，也沒有指針，是一個液晶顯示器直接顯示數字。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普通，這不就是我每天戴的嘛”。

“后來知道葉永烈在20世紀70年代預言可視電話，這是非常成功的。這種想象，與其說多么有預言性和建設性，不如說我們更應該學習老一輩科幻作者的樂觀態度，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好，人們的生活會越來越方便。”王諾諾說。

還是有很多科幻小說中的情節目前來看沒有成為現實的跡象，比如太空電梯、太陽帆飛船……當然，也有現實發展遠遠超出想象的：劉慈欣寫過一篇《中國太陽》，幻想到2035年時，主人公水娃打工掙到一些錢，就去看房子，售樓小姐告訴他北京的房子一平方米要3500元，水娃大吃一驚，倒吸一口冷氣……

很多人可以預測汽車的發明，但科幻作家要預想堵車

每一個科幻作者首先一定是一個科幻迷。當初吸引他們走上科幻閱讀和創作之路的因素，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驚奇”與“哲思”。

王諾諾認為，科幻小說的想象力分為兩個維度：第一個在于想象是不是足夠跳脫，也就是腦洞是不是足夠大；第二個在于想象是否足夠合理，也就是阿西莫夫提出的“電梯效應”。

假設有一名1850年的科幻作者，想象了未來百層高樓的存在，開始通過自己的經驗來構思摩天大樓中的生活：首先，爬樓很辛苦，所以大樓里的人不會想離開，所以樓里會發展出獨立的經濟體系；大樓里會有文明人必需的生活設施，比如餐廳、理發廳、健身房，因為人們也不會想爬太多層，所以這些設施隔幾層就會循環出現；高層的人要在樓與樓之間來往，所以兩棟鄰近的大樓間會有橋梁，如果要到達地面，坐一個螺旋式的滑梯……

小說家想象不出電梯，所以他對未來的想象在我們今天看來顯得非常可笑。王諾諾說，“一個優秀的科幻小說家想象出汽車非常簡單，但讓汽車跟人、道路發生關系，這需要高超的技巧。不僅想象出一件今天沒有出現的事情，還能將這些沒有出現的事情與其周圍相聯系，織出一張合理的關系網，這是每一個科幻作者要去深刻思考的問題。”

飛氘說：“很多人都可以預測汽車的發明，但科幻作家要做的是預想堵車的出現。就像元宇宙，我們能預言元宇宙的到來和人們在元宇宙的連接，但能不能預言到現實中的元宇宙公司發不出工資的問題，就很有意思。”科幻與現實之間，不僅是科技的距離，還有了那么一點社會學和哲學的意味。

十幾年前有一部美劇《疑犯追蹤》，設想的是攝像頭遍布世界各地，采集信息數據，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從制止犯罪、拯救生命的動機出發，若有人預謀想犯罪，可以提前制止。“這是一種個人隱私和生命安全之間的權衡，科幻最有意思的思維方法，就是在藝術領域討論非常切實的問題。”飛氘說。

留給科幻合理想象的空間會不會越來越窄

今年的想象，也許明年就能實現，留給科幻合理想象的空間會不會越來越窄？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從世界公認的第一部科幻小說講起。

那是英國作家瑪麗·雪萊在1818年創作的《弗蘭肯斯坦》，講的是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把不同尸體能用的部分拼接在一起，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給組裝起來的尸體通電，尸體就活了……故事內容在今天看來非常不科幻，甚至是不科學，有些像哥特風的恐怖故事。

但為什么被奉為第一部科幻小說？王諾諾解釋，因為小說創作于第二次工業革命風起云涌的英國，受過良好科學教育的瑪麗創作小說的出發點，是當時的生物電實驗——幾個科學家給死去的青蛙雙腿通電，發現青蛙的腳還會動。于是，人們猜想，生命與電是否存在某種聯系。

王諾諾說：“前沿科學+精彩故事，就是非常好的科幻。今天也是一樣，科幻作者不必焦慮地去追現在絕對正確的科學定論，因為很多科學是超出我們的認知范圍的。科幻作品最重要的是審美，不僅是文學審美，還有科學審美。一篇小說有沒有對科學基本的尊重，這很容易看出來。”

其實，在宏觀層面，科幻對未來的預言有兩種，一種是科技悲觀論，一種是科技樂觀論。前者總是在毀滅世界，后者總是在拯救世界。不僅是對未來科技的想象，20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的快速發展讓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成為科幻小說的主題之一：吳顯奎的《勇士號沖向臺風》，表現了人與自然的斗爭；何夕的《異域》警示人類，對自然的無度索取必然要付出代價；王晉康的《替天行道》，講述了基因技術讓落后國家的農民陷入不再擁有種子的窘境……

不久前，成都遭遇歷史罕見的高溫天氣，身處成都的《科幻世界》雜志社副總編姚海軍覺得，那正是科幻的好題材，“科幻有太多的方向，人與自然的關系只是其中之一，但它與我們的現實生活關系最為緊密”。對此，憑借短篇小說《夏日永恒》獲得首屆“鯤鵬”青少年科幻文學獎的徐西嶺透露，他正在創作一部新作品，靈感正是從此次成都的熱浪中來，希望尋找一種對抗環境災變的方式。

王藝博讀過斯蒂芬·金的一本科幻小說《卡車》，講的就是車輛覺醒、反過來統治人類的故事。現實中的卡車誕生于1896年，《卡車》創作于1972年。現在讀到汽車覺醒統治人類，覺得非常可笑，但我們沒有資格嘲笑，現在的科幻在寫什么呢——人工智能覺醒統治人類。

“都是一樣的道理。在這個宇宙被探索完之前，科幻都有能寫的東西。”王藝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