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孫甘露的作品都與憂郁、朦朧、暗流涌動的先鋒派文學之風相連，直到這部《千里江山圖》的問世。他完完全全換了一副筆墨，轉身投入新的寫作體系—以情節取勝，且主題明確，重新演繹了對于小說而言，“好看”二字的最初標準。

故事發生在一九三三年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作者提筆直入地下共產黨人召開的一次秘密會議被敵人安插進來的內奸破壞，多人被捕的核心沖突。

臘月十五，離除夕也就十來天。

大約九點三十五分，衛達夫走到浙江大戲院門口，對面就是四馬路菜場。

工部局允許車主在浙江路這一段停放車輛，平時這里總是擁擠不堪，除了汽車，還有黃包車，商販的小推車，運送菜蔬的板車，行人進出菜場只能在車縫里鉆。

衛達夫忽然感覺今天有點異樣，菜場入口兩側秩序井然，雖然路邊照舊停著一排汽車，但那些獨輪推車、把纖繩勒在肩膀上的板車，這會兒都不見了蹤影，就好像有人躲在街角攔住了他們。

他觀察了一會兒，注意到黃包車停到路邊后，主婦們一下車，車夫就急匆匆拉車離開，就好像周圍空氣中有某種警示，即使跑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他們也意識到不能在禁區里多待片刻。

故事的開頭就已經展示了整部小說的風格和特征—句子簡短干練，在波瀾不驚的敘述之下，涌動著一種緊迫和威脅，矛盾一觸即發。而這一切又都是以細節為底布，令故事在跌宕的懸念和生活的質感之間獲得了某種平衡。這些特質緩慢但是充分地流淌在整部小說之中。于是，這部諜戰懸疑小說，得以吸引諸多不同層面、擁有不同閱讀訴求的讀者，再一次提醒我們類型文學和純文學之間的壁壘是多么不堪一擊。

只是這樣主題明確的小說要比一般的懸疑小說更難寫，因為主題的在場，提前預支了結局的走向，那么所有的情緒—緊張的、激烈的、困惑的—都要依靠抵達這一結局的過程來發酵。這個發酵的過程讓故事的層次漸趨明晰：它的情節走向可以離析成兩重層面，細化的第一層面，是找出潛入地下共產黨組織的內奸，而更高一層級的情節則是上海的地下黨組織要如何轉移到瑞金并建立絕密交通線。前者隸屬于后者，但所有的懸念又必須經由第一層面慢慢打開。

小說采取了冷靜的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但是這個敘述者并不好當—他有時候必須隱遁，跟我們一起陷入困境，而并非全知全能，但有時候又必須跳出來，直接暴露出眾人的內心世界，包括內奸。但即使是暴露了內奸，作者的筆調也依然保持著不疾不徐。

一段發生在眾人被捕、關押在牢時的對話典型地顯示了敘述者是怎樣化解自己的困境的。在一起開會和被捕之前，這些同志基本都是單線聯系，彼此不相熟，于是大家自報家門，就在一問一答中，大家的內心起伏不斷。林石、陳千元、易君年……這些在后來的故事中至關重要的人物，此刻都在不斷試探別人也被別人試探著。而敘述者有時會故意設下破綻，只是這破綻得要到后來真相大白時回頭細想才會發現。譬如，林石在逃離時中槍，因此在牢里時常昏迷而免于受刑，此刻不止一人疑心：他的傷似乎不那么重啊，那么他會不會有問題？這個問號一直貫穿到故事的下半段，直到我們發現林石就是中央特派員老開，直到林石犧牲。但其實早在牢里眾人對話時，作者就已經留了一筆：“林石把參加會議的人在腦子里過了一遍。”這句話實有大義存焉，但巧妙的是，敘述者不曾進一步動用感情對林石多加描述，并且，對待其他人的態度同樣是不動聲色，甚至包括整個故事中最重要的內奸易君年，以至于這其中的奧妙被稀釋了。而那時易君年還分明是一個資深的地下工作者，幾乎成了難友們在牢中的凝聚力。但林石對他是有疑心的：他為何一會兒阻止同志們繼續談論工作，一會兒又挑頭談起這方面的話題？但林石的疑心很快又分散到了其他人的身上，比如沒有來開會的老方、成功逃脫的衛達夫。所以，關于易君年的謎團很快被其他的迷霧所遮掩，但暗地里不斷盤根錯節、延展伸發。

反轉再反轉，小說中不止一人的身份在懸念中跌宕，比如衛達夫，我們幾乎都要認定他叛變了，最后才知，原來是為了迷惑敵人。而小說的真正迷人之處，不是這些迷霧重重的懸念，而是在這懸念之下的人性之爭。那些有著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同志們，甚至是敵人（比如葉啟年），內心都有著脆弱和柔軟的部分，他們同樣會彷徨，會迷惘，會兩難。正因此，這個看起來離我們的生活和時代相去甚遠的故事，依然能引起我們的共情。

敘述者努力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場，相信一切，又懷疑一切，但總是泄露出某種暗示，這種婉轉的曲折令這個諜戰故事愈顯微妙。比如，在出獄后，陳千元在與易君年就誰是老開的問題交談時，看到“易君年點上一支煙，臉上忽明忽暗，陳千元覺得自己看不清對方的表情”。緊接著，敘述者又接管了易君年的內心聲音：“他很想立刻就取得對方的信任，他想馬上重新開始工作。”只是這“工作”是指什么呢？暗示也在“正”“反”兩邊移動。這些看似的閑筆，并非可有可無的點綴。尤其當一切昭然，我們會愈加感慨作者的伏脈千里。

作者的閑筆并不止于對于情節的暗示，更顯露在小說中的細節的拿捏之中。陳千里在大年初一假扮客戶去銀行執行轉移金條的任務時，“穿了件灰色暗花緞面皮袍，貂爪仁里子，外面罩一件黑色寧綢馬褂，頭戴一頂貂皮小帽”，這是陳千里特意從估衣鋪租來的，為的是扮成大富人家。文中特別提到，他逼著老板拿出真正名貴的貨色，并且特意挑了一件成色舊的—“這就對了”，這些細處無不顯示出陳千里的縝密和鎮定，最后由他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也就不難想象了。

細節除了令情節的延展獲得合理的邏輯，更令小說中人的生活場景自成一格—對于過年時上海人習俗和桌上菜式的描繪，對于上海、廣州、南京的地標乃至尋常街景的描繪，都逼真地復刻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現實情境。

由此，在第二層情節之上的更大的主宰者—歷史進程的作用力逐步顯露。作者通過林石告知陳千里“千里江山圖”的任務，細述了當時的局勢：“從去年起，黨中央在上海就越來越難，我們在發展，敵人也沒閑著……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報網，不斷對黨組織進行滲透，使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這是一次大轉移，簡要地說，“就是安全地把中央有關領導從上海撤離，轉移到瑞金”，并且要重建從上海到南方的絕密交通線，“我們負責打通從上海到汕頭這一段，從上海到瑞金，三千多公里，少山同志說：好呀，那我們就將這次行動稱為‘千里江山圖計劃”—“不僅是千里交通線，更是千里江山，我們撤離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種撒遍全中國”。

這幾乎是小說里唯一一次對當時歷史情境集中而完整的描述了。但整部小說都沉浸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情境之下，因為歷史情境的可觸可感必然要通過現實空間來實現。作者對于細節的把控，夯實了這個現實的空間，就如當我們追隨敘述者來到老方被暗殺的弄堂口，看到那里圍了很多人，“幾個巡警舉著警棍，嚇唬幾個靠近張望的年輕人，警棍打到棉襖上，灰絮飄揚起來”，這灰絮似乎也嗆到了我們。那一刻的冷冽和悲愴，我們感同身受。批評家托馬斯·福斯特說：通過最小的線索和細節，“在那些從未存在過的人物身上，我們發現了現實;從他們攜帶的物品中，發現了內在的動機和情感;從輪廓和素描中，構造了完整的人物”。

書后附有作者“仿造”的材料，假托是一位記者寫的《我所了解的陳千里同志》，以及《在相關行動中犧牲的中共地下組織成員》。雖是仿造，幾可亂真，足可見作者的創作參考了大量的歷史資料。虛構出來的人物及其經歷與歷史上真實的身影重疊，一起被作者從歷史的云煙中打撈出來，重新被安放，被還原和編織成當年的風云際會。

掩卷，我們眼前自動浮現的是小說中一幕幕的驚心動魄。作者極具畫面感的表述，讓小說具有了蒙太奇的效果，也令這個故事獲得了恰切的速度和節奏。小說的風格和故事要相互支撐和輝映，在平靜的表面之下暗潮洶涌的“千里江山”，也注定要靠這樣優雅和儉省的格調來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