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1980年代先鋒文學的主將之一，孫甘露曾以《訪問夢境》《我是少年酒壇子》和《信使之函》呈現獨行、前衛與摩登的姿態。時隔二十多年，他寫出一部海上“紅色新經典”，長篇《千里江山圖》。這種奇襲，本身就很先鋒。一位作家挑戰風格慣性，擁抱了自身的“倒影”。從極度的虛構自由到選擇主動受限于歷史，從張揚的文本實驗到落地生根的主題創作，孫甘露醞釀已久，厚積薄發。

革命的英雄浪漫主義，蔣光慈那種革命加愛情，都被內化為一種“風格的抒情”。它以現代性觀照歷史敘事，以大寫意行小工筆，以心理分析探尋人性底層邏輯，可謂藝術性對主題性的精神消化。

《千里江山圖》原是北宋名畫，天才王希孟畫出心中江山，疊嶂全景。它與小說相互指涉，形成精神楔引。故事描繪一群心懷江山，千里轉移組織的革命圖景。1933年上海地下黨組織撤離的行動計劃——名為“千里江山圖”。其間經歷了組織暴露，叛變告密，特務偽裝，清查內奸與不幸犧牲。作家用雙峰并峙，時間競逐的結構，實現故事推進。一邊是我方要清查潛伏特務“西施”，一邊是敵方猜測我方特派員“老開”，誘引上級，妄圖摧毀整個地下情報網。

某種角度看，《千里江山圖》是地下革命者的“成長前史”。作家補綴出他們投身革命的青澀，面對審訊的恐懼，斗爭經驗的不足。這也是白色恐怖時期，大革命轉入低谷的精神映射。小說選取危急存亡之秋，迷茫不知前路的歷史時刻。

故事開篇是懸疑小說的經典倒置，菜場臨時會議泄露，小組成員或被捕，或逃脫。牢房里，被捕者相互復盤，彼此懷疑。既有擾亂視聽，也有套取信息，都指向猜測“誰是內奸”。這個過程就是敘事藝術：眾人不斷補述與回返起點，相互對證并檢視故事。每個人都是局部，或保留，或偽飾。羅生門式釋放迷霧，真相被不斷擱淺遮蔽。

陳千里的出現如同偵探，穿引長卷全景，又見證了圖窮匕見。行動小組的成員，充當長卷里一幀一幕——他們都在完成階段性使命，是斗爭的片段與單元。陳千里與千里江山圖，又是雙關：他即是畫卷的合璧者。故事的感人就在“成全”二字，是眾人傳遞式的犧牲，才換來真相的拼圖。

如何控制敘事，閱讀和現實事件時長的關系？孫甘露實現了小說裝置的藝術——擺上計時器。這不僅提示場景間隔，故事計量與情節分幕，還有重要的心理效應：催促與逼迫。讀者閱讀和人物執行任務，同構互聯，實現了移情與內化共感。我們開始替人物“操心”，時間夠不夠用，接頭能否準時，口信能否帶到，位置是否恰當，路線是否合理。

這些擬真出來的時空操作感就像錢德勒的硬漢馬洛，軌跡路線大約能復原洛杉磯的空間地理。孫甘露寫上海的街道里弄，坐標場景，飲食聽戲，無不精細優雅，如VR虛擬實境。細節的力量造就文本的密度，場景的實在。如老方、老肖的逃離中槍，已經精確到動作分解與空間走位。推演永遠建立在實境之上。陳千里勘察后才會發現崔文泰出賣老方，凌汶和老易一起去趟廣州，才發現詭計。

當諸多評論認為，這部新作動作極快，節奏迅猛時，我倒以為作家有意達成以緊寫松，以快圖慢的藝術效果。孫甘露想在描寫的處變不驚，情節的驚心動魄間，找到反差性制衡。大量風俗場景，文化地理，報章文獻的穿插，既是歷史寫實，再造情境的需要，更是傳達一種心態：無論作家，還是人物，都需要這種從容，熟稔，胸有丘壑。

衛達夫也想看場電影，不過“他覺得多半不好看，一個電影，統共三個主演角色，到最后三個都死了。再說時間也不對，第一場就要到下午三點，他心神恍惚地琢磨著”。看似閑筆，似乎也如判詞，暗示人物犧牲。“過馬路時，他正想拆開點上一支，抬頭看見一個女人，好看，他心里暗贊，不對——他又盯著仔細看，確定自己沒有看錯，他一定在哪里見到過她”。這又寫出人性本色，真實男女。第一眼是艷羨，看到了“欲望客體”。第二眼才是任務，是職業心理。

壓抑與抵抗，這種角力現于不經意的欲望抬頭。崔文泰“忽然起意，滿心想喝一碗豬雜湯”。“湯里有幾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來兩塊燒餅。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燙的豬雜湯下肚，他頓時覺得心里踏實多了”。男人的胃是通往心里的。而易君年對凌汶的情欲，更形成焦躁的壓抑。作家用富于暗示的食與色，恰好說明身體之饑渴，與內奸特務的貪欲形成照應。

孫甘露更想發掘“地下斗爭”中的人生見解，于特殊任務中見出行事的普遍原則。所謂“詭道”，亦是辯證的認識論。“他不信任過于復雜的計劃，總是說，把事情想得太復雜，實際行動當中就會碰到太多意外”。小說就建立在對人性連續性和斷裂性，偽裝變化與舊習難改的辯證觀察上。“人的面貌很難看清楚，那是用他們的歷史一層層畫出來的”。身份是歷史生成，記憶沉積，它時刻叩問自我存在的本質。

特務盧忠德殺害并替代龍冬，假借易君年的化名，深入上海，借尸還魂。這如同藏家毀匿了真品，讓贗品成了孤品，難以鑒別。但他還是不愿抹除所有生存印記，只抽茄力克香煙。他們“往往保持著一兩種根深蒂固的習慣，也許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許在內心深處，一個人總想抓住一點什么東西，證明自己是自己”。

盧忠德甚至還想做情感的替代者，俘獲龍冬妻子凌汶的感情。孫甘露并不認為特務沒有短暫感情。盧忠德和小鳳凰有小情小愛，但面對私利和風險，會毫不猶豫殺害凌汶。這與張愛玲《色，戒》屬于同一故事類型：你不能說沒有真情和肉欲，只不過特務為了自保，不眨眼睛。

小說并沒有渲染殘酷的刑訊，恐怖的刑具，而是以平淡寫殘忍，以跳空寫悲情。事件性、行動性的外在線條，更多化為心理性，精神化的內向蘊藉。孫甘露只交代“電報式結果”——有無招供，某某犧牲，某某叛變。但它反而增強了敘事顯隱、松緊的反差，用留白、輕巧和虛空，處理了革命者不幸遇害。作家深知，對殘忍的想象，比殘忍更可怖，對悲情的淺吟，使傷痛更持久。這就是先鋒作家的抒情手筆。

《千里江山圖》于革命之外的深意，我想是揣度極限、變異和危機下的倫理形變。這也是臨界性、研究性的書寫。從左拉的自然主義小說，到薩特的存在主義戲劇，幾乎都有對人性極限施壓后的分析。革命者里既有戀人夫妻，又有父子兄弟。葉桃潛伏探取父親情報，為驗明真相犧牲。陳千里與老師分道揚鑣，葉啟年對曾經的愛徒，恨之入骨。情感與愛戀在斗爭中充當什么要素？作家意在闡釋雙向疑難，雙刃之劍：既向敵人暴露出情感弱點，也為保守秘密，提供了親緣信任。

葉啟年這位教授，進步學者，為何淪為特務頭子？孫甘露討論了偽裝與蛻化的區別，前者是隱藏，后者是演變。葉當屬前者，是野心家和政治投機者的典型寫照。我們也發現有意味的“師徒三角”，如孫臏、龐涓同出鬼谷，韓非、李斯皆出荀況。陳千里和易君年，都曾受教于葉啟年，之后展開同源而異出的“斗法”。小說不止一次提示對手的相近，水平的相當，感覺的相似。老方曾說陳千里與老易還挺像，或許“你們合得來”。凌汶的感受是老易與龍冬很相似，卻又很不同：才智相當，棋逢對手，而心境相反。

從早期先鋒實驗，朦朧難解，到《千里江山圖》的好看精彩，孫甘露完成了一次書寫的“軸對稱”。就像原本搞“冷抽象”的畫家，突然轉向超寫實；類似喬伊斯突然有天覺得大仲馬那樣講講故事也挺好。《千里江山圖》有文本的快感，表現為閱讀的加速度，推進性和剝離感；但又像古典油畫，色調沉穩厚重。迷霧褪去，真相必將到來，用生命探求秘密，用信念期待未來，就是革命者的英雄氣、浪漫感和抒情性。孫甘露筆下不計當下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生命意義當屬于歷史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