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分唐宋”，是南宋以降古典詩學批評中討論頗多的話題。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總結說：“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意在強調唐詩、宋詩是兩種各有所長的審美范式，雖與朝代有關，但可以超越朝代的時間限定，審美意義上的“唐詩”不一定出自唐人，“宋詩”也不一定出自宋人。

由“詩分唐宋”引出一個問題：唐宋兩朝的其他重要文體，比如與詩歌關系密切、被稱為“詩余”的詞，是否也可以作唐宋之分，具有審美意義上的“唐詞范式”與“宋詞范式”呢？從唐宋詞產生的文化土壤、創作實踐以及美學接受等方面來看，“詞分唐宋”不僅可能，而且是一種客觀存在。

“詞分唐宋”的文化土壤：中唐到北宋的漸進式文化轉型

文學審美形態的演變，與孕育它的文化土壤密切相關。在中國文化史上，唐宋兩朝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轉折期。以中唐為界，從魏晉到盛唐一直在政治體制中處于中心位置的門閥貴族日益衰落，而通過科舉躋身仕途的寒門庶族勢力則不斷增強，至宋代完全取代了門閥貴族，形成了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經濟上，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制，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減弱，以城市為中心的商業經濟日趨繁榮。文化方面，思想領域由儒、釋、道三教并行走向以儒為主兼融釋、道的理學獨盛。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則使知識迅速擴散，社會的文化水平有了顯著提升。

今人通常將中唐之前上承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稱為“唐型文化”，中唐發端、成于宋代的文化稱為“宋型文化”。“以豐神情韻擅長”的唐詩與“以筋骨思理見勝”的宋詩，分別是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所開出的精神花朵。“詞分唐宋”的現象，也與唐宋文化轉型有關，但與詩歌相比，又有其特殊性。

詞作為一種文體，在盛唐以前處于萌芽狀態，到中唐之后才有較多文人投入創作。其小令體式成熟于晚唐五代，而小令、長調并盛，風格多姿多彩的繁榮局面，到北宋后期才初步形成，至南宋始“極其工”“極其變”。可見，它的發展、成熟期是在“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轉變發生之后。

不過，文化轉型并非一蹴而就。中唐之后，“唐型文化”的某些因子依然長期存在。比如科舉考試，終唐之世不僅取士數量不多，而且多出自世家大族。六朝貴族的流風遺韻、“富貴氣象”，仍為士人們悠然神往、反復詠嘆。作為“宋型文化”思想內核的儒學，雖從中唐的韓愈開始就呼吁復興，但到仁宗朝慶歷前后才真正實現，理學的生成更要到北宋后期。

據此可知，唐宋文化轉型的發生，并不意味著“唐型文化”馬上就被“宋型文化”取代，只不過“宋型文化”諸要素在與“唐型文化”諸要素的相持中不斷成長壯大，最終占據了主流地位。這種漸進式的變革，為中唐以后“唐型”詞的產生及其向“宋型”詞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文化土壤。

“詞分唐宋”的創作實踐：“唐詞范式”與“宋詞范式”的生成與演變

從詞的創作史來看，唐五代、北宋總體上屬于“唐詞”的時代。晚唐五代的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等人是“唐詞范式”的奠基者。他們的基本創作方法是“以唐詩為詞”，即采用與唐人絕句、律詩相近的小令體式，將唐詩的藝術手法、創作經驗運用到詞中，營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含蓄委婉的韻味。其中，溫、韋所代表的花間詞風與馮、李所代表的南唐詞風又各為“唐詞范式”之一體。“花間體”純為應歌而作，產生與傳播于貴族宴飲娛樂的場合，多寫類型化的艷情閨思。“南唐體”雖也有應歌的目的和作用，卻常常融入憂生憂世之思。李煜亡國之后的詞作更是像詩歌一樣真率直接地言志述懷，抒寫國破身降的深悲巨痛。

北宋詞壇在神宗朝以前，基本處于“唐詞范式”的影響下。柳永雖以慢詞創作打破了小令一統天下的局面，其“以賦為詞”的手法也開啟了宋詞新風，但因“俗”名而未獲主流認同。在北宋后期，隨著宋型文化的發展、成熟，“宋詞范式”也初步生成。

所謂“宋詞范式”，是指體現了宋型文化特色的詞體審美范式。這種宋型文化特色可概括為三個方面：科舉制激發了士人參政議政、關心社會的淑世情懷；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哲學思潮造就了敏于思辨的理性精神；知識普及化帶來的對前代文化集大成式的學習、整合與運用。以此來看北宋后期詞壇，則“宋詞范式”的構建主要有兩條道路。

一是以蘇軾為領袖的革新派。他將“以唐詩為詞”變為“以宋詩為詞”，把宋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作風引入詞中，不刻意追求含蓄深遠的意境。作詞是為了盡情抒寫士大夫的思想情感、人生際遇、哲理體悟。二是以周邦彥為代表的改良派。他的詞在內容上保留了“唐詞”特點，形式上講究協律可歌，但在藝術表達上發展了柳永的“以賦為詞”，注重鋪敘、思力、典故運用，體現出宋代士人深厚的知識素養與以理節情的美學追求。

“宋詞范式”盡管在北宋后期已初步形成，但無論是革新派還是改良派，都未能取代“唐詞范式”的主流地位。蘇軾與周邦彥的詞作為經典的審美范式被廣泛接受，是從南宋開始的。

南宋為宋型文化成熟之后的穩固發展期。理學流行，復雅呼聲高漲，士大夫的心態日益內斂。前期由于國勢劇變，士人多懷抗金恢復之志，因此蘇詞言志述懷、不拘音律的作風受到重視。辛棄疾接過革新派的大旗，將“以宋詩為詞”的作風發揮到極致，慷慨悲壯地書寫英雄之志、失路之嘆，完成了“宋詞范式”中“蘇辛體”的建構。南宋中后期偏安之局已定，士大夫更加推崇文雅意趣，周邦彥注重技巧、音節和雅、用典豐富的詞風由此大受尊奉。姜夔在周邦彥的基礎上改良，以江西詩法入詞，用健筆寫柔情，矯秾麗為清空，開創了格高調雅的風雅詞派，形成了“宋詞范式”中的“周姜體”。“宋詞范式”成為南宋詞壇的主流。

“詞分唐宋”的美學接受：“宗唐”派與“宗宋”派的形成與融合

從唐宋詞的接受史來看，歷代不少人注意到了詞亦如詩，存在著“唐音”“宋調”的美學差異，并且形成了“宗唐”派與“宗宋”派。“詞分唐宋”的現象，也由此可證。

在宋金元時期的詞論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涉及詞體唐宋之辨的比較。如北宋后期李之儀推崇以《花間集》為代表的唐詞之“韻”，認為學詞當以《花間集》為主，以宋人為輔。李清照則從儒家詩教說的角度批評唐五代詞，并在堅持詞應保持協律可歌的體性的同時，提出了高雅、鋪敘、典重、故實等詞體審美標準，顯示出宋型文化的影響。

南宋詞壇創作以“宋詞范式”為主，理論上也與此相應，前期多崇蘇，后期多尊周。而“唐詞范式”中的“花間體”，則處于褒貶并存的境地。人們一方面肯定唐詞的藝術，奉《花間集》為“倚聲填詞之祖”，另一方面又批評其不合政教，認為其靡麗的風格無補于世道人心。金元詞壇主要“宗宋”，但南北風氣不同，北方的元好問等人主尊蘇、辛，南方的張炎等人則力推周、姜。

明代詞學進入自覺期，人們對于唐宋詞的審美差異，有了明確的比較意識。李開先在《歇指調古今詞·序》中說：“唐、宋以詞專門名家，言簡意深者唐也，宋則語俊而意足。”明代中后期，由于心學影響下主情說的興盛以及文壇的擬古主義思潮，尊唐復古成為詞壇主調。徐渭在《南詞敘錄》中明言：“晚唐五代填詞最高，宋人不及。”至明末清初，更是出現了以云間派詞人陳子龍為首的“宗唐”派。他們學習花間、南唐詞風，專作小令，對詞之“宋調”置之不顧。

清代前期，王士禛、納蘭性德等著名詞人都有“宗唐”的傾向。不過，“宗宋”的勢力也在此時崛起，形成兩大派別：一是以陳維崧為首，發揚了蘇、辛詞風的陽羨詞派；一是以朱彝尊為宗，學習姜夔、張炎詞風的浙西詞派。浙西詞派因為符合官方“清真雅正”的審美觀念，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清朝中期以后，社會亂象漸顯，于是以復古為口號又注重反映社會現實的常州詞派應運而生。該派的開創者張惠言尊尚“唐音”，奉溫庭筠詞為最高典范，在華美的辭藻、深婉的意境中寓有政教大義。這種對“唐音”藝術典范的重新闡釋，其實是融入了詞之“宋調”的政治品格、現實價值。該派理論家周濟主張學詞應從“有寄托”的南宋詞入，從“無寄托”的北宋詞出，也是融合唐宋之意。

也有詞學家運用新的理論體系去評價唐宋詞，其中王國維是突出代表。他融貫中西文藝理論，建立了以“境界”為核心的詞體審美標準。他贊美唐五代北宋詞有“境界”，批評辛棄疾之外的南宋詞無“境界”，尊“唐音”貶“宋調”之意非常明顯。但他后期對既具“宋調”新質又保留了一定“唐音”特色的周邦彥詞評價頗高，說明其詞學觀中也有融合唐宋的一面。

總之，唐宋文化轉型是一場復雜而深刻的變革，由此產生的文學審美范式上的唐宋之分，不僅存在于詩中，也存在于詞中，還可能存在于其他文體中。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高峰，唐宋文學在這場頗有“文藝復興”意味的文化轉型中的表現，還有不少話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作者：符繼成，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詞體的唐宋之辨研究”負責人、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