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受中醫影響，古代中國人有吃什么補什么的信仰。為了寫好詩歌，“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云仙雜記》中的這則記載未必真實，張籍作為唐代著名詩人，其文學成就也不是靠吃什么喝什么得來的，但這并不妨礙古人對吃啥補啥的執著。

除了取前賢詩卷焚燒吞食之外，古人更是相信多吃梅花就能寫出清新超逸的詩文。據元代韋居安《梅磵詩話》記載：“杜小山耒嘗問句法于趙紫芝，答之云：‘但能飽吃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趙師秀，字紫芝，南宋詩人。他這幾句話說得俏皮，戴復古評價說：“雖一時戲語，亦可傳也。”其實，這幾句話不僅可傳，還成了一種另類的創作指南，被廣泛地付諸文學實踐。

這在詩歌中可以略見一斑。南宋劉翰說：“小窗細嚼梅花蕊，吐出新詩字字香。”林希逸說：“爐熏柳葉同清話，酒嚼梅花幾賦詩。”陳著說：“醉里送君何所有，嚼梅花碎寫成吟。”明初釋宗泐也說過：“細嚼梅花和新句，屋頭月出如冰輪。”可見在古人看來，咀嚼梅花與詩歌創作是有內在聯系的。退一步說，即使咀嚼梅花與創作的關系在詩歌中還可以懸擬的話，那么在自傳中無疑就具有了很高的可信度。明代胡應麟在《石羊生小傳》中說：“隆冬盛寒，于雪中戴席帽，著高足屐，行危峰絕壑，折梅花滿把咽之。當其為詩歌，冥搜極索，抉腎嘔心，宇宙都忘，耳目咸廢，片詞之會，手舞足蹈，了不自禁。”胡應麟號石羊生，他為自己所作的傳記，有類于自畫像，其中暗示了咀嚼梅花和詩歌創作關系密切，應該真實可信。

隆冬時節，梅花凌寒而開，冰為骨兮雪為魂，幽香清冽，沁人心脾。詩人陶鈞文思時咀嚼梅花，無疑有益于“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人是環境的產物，文思亦與環境密切相關。“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韋應物這兩句詩表明了，外部環境清幽，詩歌便清新動人，超凡脫俗。在某種意義上說，咀嚼梅花則是致力于改變人體內部環境。而隨著人體內部環境的改變，詩歌的質量和風神也會有所變化。戴復古說：“飽吃梅花吟更好”，就意味著多吃梅花有助于詩歌質量的提高。楊萬里《蜜漬梅花》一詩中說：“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里略無煙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在楊萬里看來，詩歌高致清雅，與帶露餐梅不無關系。近代著名詩僧八指頭陀有詩集名為《嚼梅吟》，其詩“帶云霞色，無煙火氣”，也與作者隆冬時節“于澗底敲冰和梅嚼之”有關。

文人從事創作，似乎規避不了“刺激—反應”模式，因此外物的刺激必不可少。“李白斗酒詩百篇”，可見飲酒有助于激發創作靈感。德國作家席勒，創作時須聞爛蘋果發酵的氣味。相比較而言，嚼梅助詩興，無疑更清雅一籌。

但問題是，嚼梅有助于作詩之說，為什么發生在宋代呢？推究起來，這和古代中國人對梅花的體認歷程有關。在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中，“梅”的意象多次出現。《終南》一詩中說：“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可以肯定的是，這里所謂的“梅”指的就是梅花樹。這首詩可以足證中國人對梅早有栽種和認識。到唐代，梅花進入了文論彀中。“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盧照鄰這幾句話，就是對當時詠梅之作數量雖多意蘊卻趨于雷同的批評。到宋代，梅花被賦予了深刻的精神意義、思想價值，成了士大夫理想人格的象征，以致出現了“梅格”“梅德”等詞語。林逋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僅寫出了梅的豐姿，梅的幽香，還寫出了梅的精神，所以姚勉稱之為“此真梅矣，亦真梅詩矣。”正是在這種語境下，宋人以梅論文、以梅論詩，就層出不窮了。趙師秀所謂的“但能飽吃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就是當時諸多以梅論詩之說中著名的一例。

文學創作的過程很復雜，所需條件也一言難盡，趙師秀的觀點可以聊備一說。但需要指出的是，文學來源于生活，要創作出好作品，就必須深入生活，多見廣識，以獲得豐富的體驗和深刻的感悟。依靠吃什么喝什么，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文學創作受阻的問題。

（作者：朱美祿，系貴州財經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