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理解任何一種文學發(fā)展史時，似乎更為關注的是時間層面的“過去”，相對忽略 了歷史的“現場感”，而文學發(fā)展史正由一幕幕發(fā)生中的現場事件構成，其在文學發(fā)展史形成的過程中亦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在認識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狀況的過程中，我們或許可以借助一些 少數民族文學史來獲取相關的知識，但這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價值判斷的影響，因為少數民族文學史本身是被講述和被建構 的對象，所以我們也應該走進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現場，去關注生成中的歷史。石一寧的新書 《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作家出版社 2021 年版） 即觀察與反思了當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現場，其中既有著對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環(huán)境的理解，還有著對少數民族小說、散文、詩歌以及影視、戲劇等文本的細讀，由此形成其對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現狀的思考。可以說，石一寧的“現場觀察”在為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范式依據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拓展了文學史寫作的新思路，即更加注重“現場感”的呈現，以“讀者姿態(tài)”參與到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寫作中。

一

《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一書立足于建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生史”，這里的“發(fā)生史”并非指的是其最初產生的歷史，而強調一種正在“發(fā)生中”的狀態(tài)。在石一寧看來，構成這一“發(fā)生史”的主要背景即絲路文學的時代語境。筆者早在2017年和石一寧有過一次較為深入的對話，在對話中，石一寧就把絲路文學看作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發(fā)展機遇”① ，認識到自2013年發(fā)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當下的少數民族文學乃至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重要平臺。該觀點在 《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 中得到進一步強調：“發(fā)展和繁榮絲路文學，給絲路地域的少數民族文學帶來的機遇是不言而喻的。絲路文學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創(chuàng)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親歷親受絲路地域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的，莫過于身處該地域的少數民族作家，絲路文學創(chuàng)作，應更多地寄望于他們。……我們有理由相信，絲路文學的勃興，使少數民族文學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發(fā)展機遇。”②這段話不僅再次肯定了絲路文學帶來的發(fā)展機遇，而且指明了把握機遇的關鍵要素，即身處絲路地域的少數民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

石一寧在該書中針對絲路文學的概念進行了學理層面的辨認，盡管認為“什么是絲路文學”本身是“大哉問”的問題，但他依然根據自我體悟，對絲路文學做出恰當的理解：“絲路文學至少有兩種含義，一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學，另一是題材涉及絲綢之路的文學。”并闡釋了將絲路文學定義為“題材涉及絲綢之路的文學”的科學性。從地域的角度來看，雖然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學創(chuàng)作十分豐富，但其中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與意義，因此石一寧對概念的“窄化”理解，更有利于確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主體性。

在絲路文學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開拓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的新道路，是 《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一書寫作的著力點。需要強調的是，絲路文學作為當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現場，雖然為其發(fā)展提供了多元的場域空間，但也僅限于場域空間的提供，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還需尋找合適的路徑。石一寧認為，從原有的“拿來主義”向當下提出的中華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的轉型，正可以作為絲路文學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的重要路徑之一，這就需要更多的少數民族作家能夠擁有世界眼光，去創(chuàng)作具有世界傳播效力的作品。另外，處理好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化間性”問題，也成為其發(fā)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石一寧看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所遇到的問題最主要的是民族身份的確立，即在世界民族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去建構自我身份。

在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歷史上，外國文學無疑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比如滿族作家老舍在赴英留學期間受到西方文學 （特別是狄更斯） 的熏陶，使其作品產生了“幽默的風格”與“質樸洗練的語言”；苗族作家沈從文描寫的各種小人物的悲喜命運，閃爍著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子……而在當下，意大利詩人萊奧帕爾迪與俄國詩人普希金之于彝族詩人吉狄馬加，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 《我的名字叫紅》之于回族作家冶生福的 《馬爾撒與扎西才讓》，均在寫作觀念、思維方式與創(chuàng)作手法等層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相較于20世紀初期的“拿來主義”，此時期的域外影響并非是被動地接受，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主動的“拿來”，以及“拿來”基礎上“走出去”思維的培育。這同時觸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所面臨的“堅守與開放”的挑戰(zhàn)，即“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同時要改變對外國文化的單向接受現狀，而以開放的姿態(tài)與整個中國文學一起走向世界，真正實現文化間性的完整意義……”這要求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現當代世界文學思潮、流派、風格和手法充分吸納和借鑒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chuàng)造”。因此，在絲路文學這一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少數民族作家能夠更好地確立其美學自覺，通過運用具有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創(chuàng)作視野，去建構自我的民族身份。

當然，與漢語創(chuàng)作相比，少數民族文學有其特殊的語言方式，民族語言文字的建設因此不可或缺。《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一書著眼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傳承與發(fā)展，通過對少數民族文字版的《民族文學》刊物的解讀，呈現了少數民族“母語”對保存民族文明、傳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義。同時，對“母語”的重視也是實現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重要渠道，比如就蒙古族、哈薩克族和朝鮮族而言，其本身均為跨境民族，這使得少數民族文字版的 《民族文學》具有國際刊物的性質，因為它可以輻射到周邊國家，使雜志社的外事活動更為頻繁。可以說，重視少數民族的“母語”，能夠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世界各民族文學之間建立對話與交流的平臺，這種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與交流，為中國文學“走出去”做出了積極的探索。

二

在以往的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許多少數民族作家關注到本民族的歷史，借助歷史書寫來呈現其對現實的反思。這種歷史書寫在當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同樣存在，但因所處時代語境的不同，當下的歷史書寫呈現出不同的向度，同時也形成了與前人的對話。石一寧的 《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觀察到當下少數民族作家筆下所再現的民族歷史，由于這些作品均是近幾年出現的小說、詩歌等文體，因此可以說是基于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現場的觀察與呈現。歷史學家卜正民在談論其明史研究時曾指出，歷史研究“就像在疾馳的火車上看窗外風景一樣。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變，但實際上它們并沒有因為我們的經過而變得不同，真正發(fā)生變化的是我們在車軌上的位置及其相應的視角”，研究者“只要確保從火車窗戶里看到的面容不只有你自己就行”③。因此，石一寧對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歷史書寫的觀察，正從當下時代所提供的視角出發(fā)，呈現出歷史書寫的多樣性，這同時是以“讀者姿態(tài)”參與少數民族文學史寫作的重要嘗試。

盡管該書談及的作家大多書寫了本民族的歷史，但由于思考方式及所處地域的不同，一些少數民族作家在展現民族歷史的過程中表現出內在的差異，這同時豐富了少數民族作家在歷史書寫層面的向度。比如阿來的小說 《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人民文學》 2013 年第 8 期） 忠實地記錄與書寫了康巴瞻對地區(qū)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 兩百多年發(fā)展變遷的歷史，呈現了該地區(qū)曾經發(fā)生的歷史事件。在石一寧看來，“歷史敘述需要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也需要一種超越歷史的當代意識和當代立場”，阿來的寫作正立足于由當前社會語境所生成的“當代意識和當代立場”之中。與阿來對真實歷史的展現不同，阿云嘎的小說 《滿巴扎倉》（《人民文學》2013年第12期） 所著力表達的是一種“歷史虛構”，作品中的“滿巴扎倉”以超然世外的寺院形象，包容了“愛/恨、情/仇、信仰/墮落、忠誠/叛變、善良/邪惡”等因素，其本身成為一個復雜與多元的“小社會”。石一寧認為該作品的價值“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歷史真實，而在于它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意義”。羊子的長詩《汶川羌》（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0 年版） 主要回顧了羌族的歷史，但這種回顧不是歷史事件的簡單再現，而是充分運用了虛化、象征的手法，其中提到的“羊”“神鼓”“羌笛”“岷江”“草場”等元素正指代悠久的民族歷史。石一寧據此認為《汶川羌》這部長詩，“是敘述歷史和感覺、體驗歷史的結合”。頗為有趣的是，上述內容中的“歷史真實”與“歷史虛構”正構成一種矛盾的結構體，通過真實與虛構的沖突制造出了少數民族歷史的復雜性。但也正是在這種復雜性的再現中，二者之間又有著相互融合的可能性。特別是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歷史”來說，其本身是一種敘述，充滿著不確定性，也即帶有某種虛構的成分，這同時向我們所理解的“歷史”提出追問。

除了追溯作為傳統的“大歷史”，當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還有對臨近發(fā)生的“小歷史”的再現，這集中體現在作家對“文革”的書寫上。比如王華的小說《陳泊水的救贖之路》（《民族文學》2017年第1期）即把目光聚焦在主人公陳泊水對“文革”期間自己所犯錯誤所呈現的救贖行為上，“他的救贖之路也似乎望不到盡頭，然而這是一個底層小人物所能想到的懺悔和自救方式”。石一寧看到，雖然陳泊水的救贖與懺悔本身仍然是自私的，但與某些“只停留在語言層次的所謂懺悔”相比，陳泊水的境界已接近崇高。谷運龍的小說 《燦若桃花》 以“文革”及改革開放時期作為時代背景，重點關注由特殊時代所引發(fā)的羌族地區(qū)的“震蕩、碰撞和劇變”，借此呈現了當代的歷史和現實。特別是在對“文革”和極左思潮的反應上，作者并未直接議論和批判，而是“從人性的角度，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來解釋‘文革’和極左的罪孽，尤其是解釋這種罪孽所造成的至今難以愈合的心靈創(chuàng)傷”。雖然在反映民族性以及塑造民族身份意識的過程中，傳統意義上的民族歷史有其本體優(yōu)勢，但這種包含著當代性與當下性的“小歷史”同樣值得關注，我們可以通過對“小歷史”的觀看，使之與民族的傳統歷史之間形成對話，從而更好地去書寫民族歷史。換言之，對“小歷史”的觀看也能反映出當前寫作與傳統寫作之間的差異，因為這里的“小歷史”融合了當前社會的真實語境，更容易再現出少數民族地區(qū)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時也能窺見新的時代背景下民族性的變遷過程。

無論是真實歷史還是虛構歷史，無論是“大歷史”還是“小歷史”，其中都包含著對少數民族歷史的書寫與表達。《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一書在觀察少數民族作家所書寫的民族歷史的過程中，并非只是簡單地重述其寫作內容，而是通過關注歷史書寫來引發(fā)歷史反思。因為既往的歷史已真實發(fā)生，我們今天無力去做改變，真正需要做的是對已有歷史的思考，從中吸取歷史的教訓，抑或找尋到可供借鑒的歷史經驗，這也是本文接下來所要重點論述的內容。

三

少數民族作家在書寫民族歷史的過程中，通常包含著對歷史本身的反思，這在 《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一書中有著集中的體現。比如前文提到的阿來小說 《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并非是對歷史的簡單改寫，而是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針對歷史做出其自身的理解和評判。這種理解和評判包含著作者的價值觀與思想觀，并由此表達出對歷史的批判與反思。

《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一書所觀察到的歷史反思有著多重類型，首先表現在基于人性的歷史思考上。瑪拉沁夫的小說《愛，在夏夜里燃燒》（《民族文學》1985年第8期） 在講述1961年內蒙古大青山區(qū)烈士村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就包含著人性的反思，呈現了其中所蘊含的“人性辯證法”。石一寧在分析該作品時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帕思卡爾等哲學家的“人的理論”，指出“人的進化，人性的升華與完善，永遠在路上，永遠是現在進行時。而是否具備反思的能力，時刻考驗著人性，鑒別著人性的真?zhèn)巍薄９篂趵男≌f《兩匹馬的草原》（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同樣將視點放在“歷史中的人之命運”上，表達了其對草原生活中的人性的挖掘和探索。石一寧認為哈斯烏拉是“一位描寫人性的高手”，其主要通過描寫人物內心糾結著的生存需求、情感欲望、道德束縛等因素，展現出復雜的人性，并探索了人性與歷史之間的深刻關聯。光盤的小說《英雄水雷》（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則在對“小歷史”（1978年的社會背景） 的書寫中，呈現了“美好人性”的實現過程。作品中的“人性”亦是相對復雜的概念，其本身與“動物性”對立，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又與“動物性”之間產生糾葛。當然，人性并非完全處在復雜的狀態(tài)中，林萬里的散文集《長路當歌》（廣西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就致力于對人性之美的展現，贊頌了世界上無處不在的美好心靈。其作品充滿濃厚的詩意與快感，彰顯了美的獨特價值。當然，林萬里筆下的人性并未與歷史進行交流，這或許從側面解釋了為什么歷史中的人性大多復雜的原因。

其次，《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一書所關注的作品還有著基于歷史層面的文化反思。比如該書從吉狄馬加的長詩 《我，雪豹……》 中，看到了其對民族歷史與文化之關系的思考：“民族歷史和文化是我們每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作為一個民族的作家和詩人，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去延續(xù)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該詩借助“雪豹”的視角，集中傳達出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和生態(tài)意識。而在對雨燕小說 《鹽大路》的分析中，石一寧也呈現了歷史小說的文化意義。他認為作者有意識地將 《鹽大路》寫成“文化小說”，抑或賦予作品一種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意蘊。于是，歷史與文化之間便生成一種內在的關聯，這使得該作品在回溯歷史的同時，也散發(fā)著文化的魅力。從另外的角度看，石一寧試圖借助少數民族作家的歷史反思，來反思少數民族文學的創(chuàng)作，這種反思更為鮮明地呈現了其對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現場的觀察與思考。

此外，石一寧在書中還特別提到了少數民族作家 （特別是年輕作家） 在創(chuàng)作中所具有的局限性。他在閱讀與分析這些作品時，并非一味地表達賞識，而大多在結尾處指明了作品本身存在的問題，包括藝術美感提煉的不足、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完整、歷史與現實關系處理的不恰當、語言節(jié)奏與音調的固化等，為這些作家今后的創(chuàng)作提出建議。這同時展示了石一寧所堅持的文學批評觀，在他看來，“紅包評論”使批評質變?yōu)橐晃兜谋頁P，科學淪落為毫無原則的吹捧，由此造成批評的失語現象，這對文學批評的發(fā)展非常不利。因此，批評家要堅守住自身的立場和底線，文學批評要做到“入木三分”。

總體上說，《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既表現出石一寧在當前社會語境中對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現場的細致觀察，又包含著其在觀察基礎上對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現狀的深刻反思，由此呈現了其多元的少數民族文學觀，以及寫作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嘗試。與此同時，該書也為當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范式依據。■

【注釋】

①石一寧、鐘世華：《絲路文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發(fā)展機遇——〈民族文學〉主編、編審石一寧訪談錄》，《廣西師范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②如有特別說明，本文所引語句均出自石一寧：《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作家出版社，2021。

③卜正民：《中文新版序》，載《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yè)與文化》，方駿、王秀麗、羅天佑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序言第xvii-xix頁。

（鐘世華，南寧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西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研究中心特別委托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21TBWT01；2021年廣西哲學社會規(guī)劃研究課題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1BZW003；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8XZW034）

（原載《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