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藝術與電影產業正處于巨大轉型的時刻，其對主體感官的占有可能成為未來趨勢，在此基礎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現實生活中政治和經濟的共同震蕩，可能會以“委托代理人”或者“角色”的方式在“虛擬現實”世界里形成全新的命運，這是對人類既有經驗提出的全新命題。在這個意義上，“科幻電影”的想象力與人類未來命運的構想息息相關——在8月27日舉辦的“中國科幻電影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虛擬現實、技術倫理與危機想象”主題沙龍上，南開大學當代審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志強對本次沙龍的議題初衷進行了闡釋。

此次科技傳播與影視融合系列沙龍在線上舉辦，由中國科協科技傳播與影視融合辦公室主辦，南開大學當代審美文化研究中心承辦，中國科幻研究中心、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協辦。活動邀請業界專家學者圍繞“虛擬現實”“技術倫理”“危機想象”等關鍵詞進行主題發言，對中國科幻電影想象力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圖景展開討論。

“科幻電影，尤其是面向未來，表現人類、地球危機的科幻大片，是現實的‘地震儀’和人類共同的危機想象，其中敘述的‘主體位置’問題值得關注，人物關系、情節沖突、危機化解等都隱喻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想象和國家形象，可以進行‘寓言式意識形態分析’。”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旭光通過比較美國科幻片與中國科幻片的主體意識和“敘事策略”，提出中國科幻電影講述中國故事也應具有世界性，需要呼喚宏大遼闊但開放平等的眼光和面向人類未來的拯救意識。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吳冠軍提出了“科幻哲學”的視角和“根本性變更”的概念。他首先提出人類通過兩種路徑面對“未來”：科學式的預測路徑和哲學式的思辨路徑。前者是決定論的世界觀，但量子力學已經讓未來陷入“激進的不確定性”，此時哲學的介入就顯得尤為重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冠軍提出“科幻哲學”的視角。而科幻的實質則是制造“根本性變更”，即通過現有秩序無法解釋的“事件”來重新推演一切關系，這種重構既是一種科幻想象，也是一種思想實驗。

在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黎楊全看來，中國科幻電影主要呈現出兩個面向：其一是人與機器的嚴格劃分，比如《機械畫皮》；其二是人與機器屬性的逆反，即人的機器化與機器的人化，比如《錯位》。黎楊全將科幻電影中技術與身份的轉換視為“網絡時代的白日夢”，它既可能帶來新的主奴關系，也有相對積極的一面，由裝配重新組織身體的革命性潛力，打破二元對立的邊界。

如何理解科幻電影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胡疆鋒提出了兩條路徑：一是面對技術危機、生態危機、安全危機等人類危機敘事所體現出的倫理觀念和危機意識；二是其中的“中國-世界-宇宙”的觀念。他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在集體主義之上，又超越了“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觀念，中國科幻電影正面臨如何正確書寫大國形象、如何凸顯在地化美學風格等問題。

作為科幻作品的熱門題材之一，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施暢把視角投向科幻電影中賽博格的視覺難題。賽博格視覺強調的是機器視覺對自然視覺的侵入。當“視界”侵入人眼，它如何記錄并過濾人們的自然視野，又讓哪些東西變得可見或不可見，其中便涉及到權力的配置。從穿透空間的“增強視覺”發展為可供接入系統的“終端視覺”，這將使社會不再是福柯式的“規訓社會”，而是德勒茲式的“控制社會”。由此，人們需要對賽博格視覺的技術倫理報以警惕。

此外，專家學者們還對觀眾提出的科幻電影如何處理私人關系和個人情感、如何理解科幻電影的在地性空間等問題進行了回應與討論。沙龍落幕之時，周志強表示，“虛擬現實”正逐漸走向德勒茲意義上的“潛在真實”。科幻一方面創造未來，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擊碎我們原有的知識系統。面對當下的技術危機，科幻電影一方面嘗試把現有世界重新合理化，一方面也正在超越我們對世界現有秩序的掌控感，創造出一種“震撼力敘事”。我們可以從科幻電影中機器人的身上看到當前的社會倫理，也可以看到世界的內在多重精神。同時，“視界”也正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其中的種種矛盾亟待學界去正視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