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馬伯庸新書《大醫·破曉篇》首場發布會在上海舉辦。活動由曹可凡主持，《大醫·破曉篇》作者馬伯庸、《收獲》主編程永新與復旦中文系教授嚴鋒來到現場，暢聊幕后創作故事。

讓讀者感受真正的歷史的創作者

左起：曹可凡、程永新、馬伯庸、嚴鋒

《大醫·破曉篇》講述了清末民初時，一個在日俄戰爭中死里逃生的東北少年，一個不肯安享富貴的上海少女，一個在倫敦公使館里跑腿長大的廣東少年，在1910年這一關鍵節點，同時踏入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開啟他們醫海生涯的故事。

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這一新書的重要場景，在中國近現代史中亦存在過。在清末的大變局時代，這家醫院先后多次組織隊伍參與上海鼠疫、皖北水災、武昌起義等抗疫救災活動。時至今日依然屹立在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的院內，只是變成了院史館。

談到主人公的歷史原型，馬伯庸表示，并沒有一比一的真實人物原型，但他們分別代表了當時時代背景下慈善醫生的三種典型來源。第一種是有留洋背景的人；第二種是家庭比較富裕的人，比如當時“有很多富二代拋棄了優渥的生活，毅然決然地投身到醫療事業中”；第三種是出身較低、難以生存的人因緣際會成為了“約定生”，接受醫院提供的培訓，從此一直在醫院服務。三個主人公的命運被牽扯進真實的歷史事件，他們相互扶持，從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漸成長為出色的醫生，也見證了這家醫院的誕生和發展，以及中國近現代公共慈善醫院及醫療的起步。

不過馬伯庸透露，書中有一位原創角色是以曹可凡為原型創作的：“華山醫院有一個姓曹的院辦主任，負責醫院庶務。曹主任體型比較圓，喜歡笑，一笑就看不見眼睛，他喜歡戴著黑框眼鏡跟禮帽。我從小看曹老師各種節目長大，寫的時候不自覺地就代入了。”后來曹可凡知道了這件趣事，頗為高興。

據介紹，這是馬伯庸少有的“相對正統”的小說題材。讀者能在書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如上海第一家女子專科醫校——女子中西醫學堂校長張竹君、國民黨早期元老陳其美、中國公共衛生先驅者顏福慶等等。故事中，一個與主角擦肩而過的路人，也許都有自己的百度百科和研究專著。

“我覺得歷史始終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這些群眾本身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不多，我希望能夠為這些小人物樹碑立傳，能夠讓讀者感受得到真正的歷史的創作者到底是什么樣的。”馬伯庸說。

用細節拉近現代讀者與歷史之間的距離

《大醫·破曉篇》的創作契機源于2017年，馬伯庸參觀了原紅會總院的門診樓。他發現這座建于1910年的院史館里的展示物“幾乎每一件都能勾連到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事件”。對于一個歷史小說創作者而言，如果能通過醫院或醫生的視角去重新審視那個時代的諸多大事件和大人物，是一件極其“令人興奮的事”。

不過，這種創作題材對于非醫學專業出身、對近代上海社會并不熟悉的作者而言，“創作難度遠超想象”。不僅要熟知上海城市社會的發展史，更要精通醫學知識，保證將細節描寫得準確到位，馬伯庸在后記中描述“這是個艱苦而充滿樂趣的過程”。他翻遍了學術文庫、二手書市場和各地圖書館，走訪了很多老醫生和老專家，還挖空心思進入華山醫院的舊檔案庫，“我甚至考慮過找個醫科大學報一門基礎課，學上一兩個學期。”

從個人創作史觀的角度，他表示：“歷史小說首先就有一個先天的缺陷，就是現代讀者跟歷史之間是有距離的。怎么樣能夠讓他們進入到歷史情境，怎么樣說服他們相信我講的故事，自己本身要把細節做到位。”

由于故事的時間軸從清末一直延續到新中國建國前，不僅每個時期的醫學發展都有所變化，醫療常識和手段也和當下的認知非常不同，因此，在很多場景下，作者需要描寫的“是一個在當時認為正確，可能后面會認為是錯誤的治療手段，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比如，1900年才有血型的概念，1911年才普遍接受輸血需要匹配血型。再如，盤尼西林（青霉素的舊稱）在1943年美國才實現量產，1945年之前的中國主要是靠磺胺來抗菌。“如果我寫一位抗戰義士被醫生打了青霉素，顯然是錯誤的。”對諸如此類的細節，他盡力做了考究。

另外，為深入了解上海的社會發展，馬伯庸從方言、文化、社會環境、城市建筑和街巷等方面都做了功課。他介紹，自己研讀了四本不同時期的上海話書籍，還花了一年時間，每天翻閱當時的《申報》，為了體驗近代上海的社會氛圍，“這種感覺你必須要讀當時的報紙，看那個廣告用詞和社會八卦新聞才能體驗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讓他感到很有意思的一點是，“當你回到一百年前，看到當時的東西和現在有所觀照時，有一種很奇妙的共鳴感。上海人的性格、做派、俗語、講話方式從何而來？找到根了。”通過回溯歷史，他表示自己既了解了一百年前的上海人，也對當代的海派文化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曾一度想放棄，責任感是創作原動力

馬伯庸希望，通過《大醫·破曉篇》，讓更多人了解醫界先輩的情懷、功績和犧牲。

2020年初，也是正式開始寫作后的一兩個月，新冠疫情暴發了。他“一度想放棄這個項目，生怕被人誤解是追熱點、蹭熱度”，但當他看到抗疫中醫生的身先士卒、醫護人員的努力，“忽然就有了一種責任感”。“責任感”也成為了他堅持完成這部作品的原動力。

“一百年前的時代比現在要更加落后、原始，但依然有好的醫生和護士挺身而出，不為名不為利，救死扶傷做了很多事情。”比如1910年建成的紅十字會總醫院，負擔著提供公共衛生服務的社會救濟職能。哪里有疫情，就要去治疫；哪里有災害，就要去救災；哪里爆發戰爭，就要冒著槍林彈雨，救死扶傷，完全出于人道主義行使著作為慈善組織的醫療服務職能。

“在那樣一個時代，也有這么一批血肉之軀，為了中華民族的存亡，為了人民的幸福，一直在努力。這些人的故事不應該被遺忘，就像現在我們醫護人員的貢獻也不應該被遺忘。”正如馬伯庸對書名《大醫》的解讀，“‘大醫’不只是‘醫’，它還是‘大’。就像金庸筆下的那句話，‘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是一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