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唐代文人高適、岑參等因負羽從軍、秉筆參政等原因而與浩茫西北結下了文學緣分，“邊塞詩派”因之而起，唐人即贊之“語奇體峻，意亦造奇”（殷璠評岑參）。“文學西北”便逐漸以一種集剛健昂揚與蒼涼感傷于一體的矛盾美學風貌為后世所熟知，如“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正是因為有這樣深厚駁雜的詩學基礎，“西部文學”成為今天的文學界還在持續探討的話題。這一“流派之思”體現了西部文學創作和研究的理論自覺，其中暗含著豐富的話語空間，比如下面我們要探討的西部文學話題對西北多民族作家、學者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模塑、助推、強化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長期以來，西北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都以一種良性互動的方式存在著。正是因為有著良好的歷史基礎，作為西部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當代西北多民族文學創作和研究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始終都在，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始終都在。這在1980年代至今的關于西部文學的話題言說中有著比較清晰的呈現。

理論建構視角的觀察：

流派之思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從理論建構的視角來看，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迎來了文學發展的新時期，在學術水平快速提升的理論平臺中，西北多民族文學的地域性內涵也得到了較好的理論觀察，在本已有之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政治視野中，西部多省區的文學活動逐漸形成了良好的互動互促局面，學者、作家通力合作，共同探索著與“西部文學”這一“流派之思”相關的各種話題的內涵和外延：“敦煌文藝流派”“西部詩歌”“新邊塞詩”“高原詩派”……縱觀80年代，西北五省區輪流舉辦的與西部文學流派話題相關的活動都取得了較好成效。

由于西北多民族地區有著悠久的歷史，長期以來，各族人民在互通有無的經濟生活和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慣性，因此，在關于西部文學流派之思的實踐活動中，表現出明顯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征。這突出表現在基于西北多民族人民團結意識而形成的多民族學者、作家跨地區、跨文體的和諧交流局面始終都存在，不同民族的學者、作家因文相識、惺惺相惜，共同建構西部文學的相關理論，如西部文學的概念與范疇、西部文學的特點與價值等等。他們甚至在樂觀展望西北五省區能夠聯合建立西部文學院等研究機構、設立西部文學獎項等問題。這無疑都需要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的通力合作。因此，在西部文學理論建構的過程中，西北多民族學者、作家彼此結下像石榴籽一般緊緊抱在一起的兄弟情誼，合力推動了西部文學理論的建構。

一方面，漢族學者和作家對西部文學流派之思有開拓之功，貢獻了理論智慧，對西北多民族文學創作突破單一的或民族或省份或生產方式的窄小視野、向宏大文化時空進發產生了有益的啟發和指導。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陜西的肖云儒，甘肅的林染、余斌、謝昌余、孫克恒、唐祈、高平、管衛中，新疆的雷茂奎、周政保、周濤、楊牧，青海的昌耀、燎原等，因為對西部文學相關問題的共同關注而多有交集。早在1982年1月，甘肅酒泉的雜志《陽關》在第1期開始以專欄的形式嘗試探討“敦煌文藝流派”的問題，引發了學界對西部文學相關理論話題的探討熱情。1984年，由生活工作在甘肅的學者、詩人合寫的探討西部詩歌問題的理論文章《西部詩歌：拱起的山脊》（孫克恒、唐祈、高平合著）在《當代文藝思潮》發表。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一批關于西部文學的高質量的理論文章被集中編發在甘肅的《當代文藝思潮》雜志，在全國文壇產生了較大反響，極大地推動了討論和建構西部文學的進程。2019年，丁帆主編，馬永強、管衛中副主編的《中國西部新文學史》一書中還專門辟有一節“《當代文藝思潮》與西部文學”。

另一方面，漢族學者和作家關于西部文學的持續研究又始終離不開由本地區少數民族學者和作家參與形成的多民族文化生態圈的支持，良好的多民族文化生態無疑為西部文學的理論建構提供了豐富的根性營養。比如在研究西部文學審美特征的過程中，許多學者、作家就注意到了西北少數民族豐富的民間文化（如神話的原型價值、史詩的宏大敘事力量、民歌的抒情況味等）為作家文學所提供的諸多文學營養，相關的少數民族學者和作家也就此問題發表過真知灼見。各民族學者和作家因為對西部文學的共同探討而結下了可貴的跨民族友誼，并由此在后續的文學研究和創作中進一步融合了多民族文化。進入新世紀之后，因為交通與通訊的便利，西北五省區的多民族作家有了更為頻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值得注意的是，檢視新世紀以后的西北多民族地區的文化生態，依然是由多民族學者、作家、民間藝術家等人共同合力推動著西部文學的持續健康發展，比如說時下就有不少學者和作家與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建立了良好的學術合作關系甚至美好的友誼。這種溫暖和諧的文化現象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品編選視角的觀察：

期待視野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如果把作品編選、期刊編輯的具體工作放大來看，就是文學生產的大話題。上世紀80至90年代，隨著西部文學話題討論的深入，由西北地區學人主編的作品選集和期刊專欄以“西部”為關鍵詞的漸漸增多，編選者以西部文學的相對統一的審美標準重新觀察和要求作家作品。也就是說，書刊掌舵人對西北多民族作家的創作產生了新的期待視野，而這種期待一旦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文學生產制度層面的意義，就會對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引導和強化作用。1986年，孫克恒主編的《中國當代西部新詩選》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選入了林染的《敦煌的月光》、周濤的《綠洲上空有一彎冷月》、昌耀的《所思：在西部高原》、趙之洵的《莫高窟的婚宴》等詩。1986年，寧夏舉辦了西北五省區文學期刊編輯工作座談會，從“大西北文學”的整體視域思考西北文學期刊的相關編輯問題，寧夏的雜志《朔方》報道了相關情況，即《面對大西北文學世界的思考——西北五省區文學期刊編輯工作座談會紀要》。90年代初期，青海人民出版社以“中國現當代名家名作叢書”為題編選出版了張賢亮、賈平凹、張承志等“在西部”或“寫西部”的實力派作家與西部文化相關的力作。其中，張賢亮選集的題目即為《合歡——張賢亮西部小說選》。90年代中期，青海的《青海湖》雜志專門設置了“西部詩壇”專欄。新疆的《西部》雜志前身是創刊于1956年10月的《天山》，1962年1月更名《新疆文學》，1985年1月更名《中國西部文學》，2001年4月更名《西部》……上述以“西部文學”為宏觀觀察平臺的編選、編輯方式實際上對西北少數民族作家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側重從大西北深厚歷史文化的整體性角度去思考文學問題。如前所述，這種整體性要求是一種對西北文學的新的期待視野，其實觸及到了學者谷苞所說的“西北地區的文化是形成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源頭”（谷苞主編《西北通史·序》）的大問題。這對本來就有著家國情懷的西北少數民族作家而言，無疑是一種更為明晰的引導和規約，起到了比較明顯的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作用。因為少數民族作家從西部文學編選、編輯標準中感受到了發表作品的新標準，產生了比較自覺的沖破狹小一隅去建構有深度的“文學西北”的宏大意識，從“文學西北”出發，開始思考“羲皇故里，河岳根源”視域中的中華民族文化的整體特點及如何對之進行文學表達的問題。凡此種種，都使西北少數民族作家熱愛祖國大好河山、悠久歷史的歸屬感、自豪感自然聚集到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從而突破了過去只從單一的或民族或省份或生產方式思考文學問題的狹小視角，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西北少數民族作家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家個體視角的觀察：

主體精神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從作家個體來看，西北多民族作家一直有著書寫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傳統，西部文學的相關討論對這一書寫傳統進行了理性深化和系統推進，進一步加強了作家主體精神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方面，西北地區的許多漢族作家在創作初期就有自己相對固定的少數民族文化田野采風基地。一部分作家長期生活、工作在少數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文化有著較好的了解和較深的感情，他們從少數民族文化中汲取寫作的靈感，也收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般緊緊團結在一起的兄弟感情。從西北多民族文學素材寶庫里生長出來的優秀當代文學作品不勝枚舉，原始素材經由作家用精美漢語進行深度重構之后便超越了地域性之限，不少作品以弓馬嫻熟的漢語文學姿態躍升為高水平的中國當代文學優秀作品，其中的部分作品甚至有成為傳世經典的可能性。這些文本豐富著中國文學的審美經驗，也在現實中以藝術的力量推動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從一個側面生動闡釋著西北多民族文學實踐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另一方面，由于學界對西部文學概念的熱情闡釋與對西部文學平臺的熱忱建構而產生了較強的理論濡染力，西北少數民族作家也自然而然地逐步形成了西部文學的整體思維。如前所述，相較于過去圍繞單一的或民族或省份或生產方式進行寫作的局限，西部文學的倡導為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寫作打開了另一個新的整體性思維的天地。另外，由于郭沫若、茅盾、艾青、賀敬之、聞捷、李季、王蒙、張賢亮等與西部產生過一定文化聯系的文壇名家的創作被納入了廣義的西部文學范疇，一部分當代文壇資深評論家也因為對西部文學的關注而與少數民族作家產生了較好的互動，以為其作品集作序等方式熱情推介西北少數民族作家。上述種種，使得西北少數民族作家不僅有了更多可資學習借鑒的漢語文學資源，而且使其創作思維發生了結構性的重大改變。上述文學學習交流活動都間接提升了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寫作水平，開闊了文藝學等方面的理論視野，也水到渠成地進一步強化了少數民族作家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主體精神中有著先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良好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對多民族文化的了解、熱愛、互賞的文化生態中自然成長，而在西部文學的相關討論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又得到了諸多理性觀察和科學指引，因此更加清晰牢固。在西北詩人群中脫穎而出的來自湖南的漢族詩人昌耀的個案值得研究。他從西北出發，詩歌達到了一種新的美學高度。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成就了昌耀輝煌的精神王國，淳樸善良的少數民族親人則讓孤身漂泊數年的昌耀有了一個溫暖的家庭，“夜行在西部高原/我從來不曾覺得孤獨”（昌耀《夜行在西部高原》）。平凡卻溫暖的高原生活，讓昌耀以更為切近的方式全面深刻地感受到了西北多民族民間文化真善美的澄澈本質。無論是個人雖然曲折但仍被高原溫暖接納的生活經歷，還是詩歌中顯而易見的青藏意象，我們都有理由做出一種判斷，昌耀站在西北高原之上達到的漢語詩歌的審美高度，是對中華多民族文化做出的一種理性糅合與深情闡釋，他在高原上的家庭生活、詩歌實踐、美學立場都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早期那些溫暖的家庭體驗如陽光穿過陰霾一樣折射在了他那些有著歷史縱深感的詩篇之中，和少數民族親人一起度過的安穩生活也從另一個角度為他的詩歌植入了如草原一樣廣闊的人民性內涵。正因為如此，在昌耀的長篇組詩《慈航》中才有了這樣深情的句子：“是的，當那個老人臨去天國之際/是這樣召見了自己的愛女和家族：/‘聽吧，你們當和睦共處，/他是你們的親人/你們的兄弟，/是我的朋友，和/——兒子！’”。昌耀對西部文學話題做過一定思考，他給新疆作家周濤的詩會贈言流溢著西北多民族作家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結下的深厚兄弟情誼：“前方灶頭/有我的黃銅茶炊”（昌耀《在山谷：鄉土》）。昌耀在西北高原上的詩歌實踐活動無疑是中國當代新詩史上重要的一筆，也為多民族作家如何既深情又深刻地表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問題帶來諸多有益啟示。

小 結

西部文學話題中的文學西北板塊自上世紀80年代起形成的正確的思想意識、良好的文學生態、包容的學術風氣一直延續至今，是一種優良中正的地域文化傳統，其意識形態核心就是愛黨愛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種優良傳統在后來西北五省區舉辦的關于西部文學的諸多學術活動中都得到了良性傳承。從這些學術活動中，我們既看到了西北文學界試圖厘清西部文學相關問題的學術努力，也看到了西北文學界勇于承擔新時代新的文化政治使命的積極姿態。

曾經，關于“西部文學”的學術話題已經產生了許多優秀的學術成果，今天，相關話題仍在討論之中，關于西部文學“流派之思”的學術任務似乎還沒有完成，仍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一代一代的學者作家始終活躍在這一話題的討論之中，學術接力棒仍在熱情真誠的傳遞之中。從西北本土的學者、作家這一群體來看，這無疑表達出了很強的學術使命感和責任感。

回首過往，展望未來，期待在學界的共同努力下，西北多民族文學能在新時代“一帶一路”建設新語境中有新的作為。文學語境早已日新月異，有機遇更有挑戰，曾經有過的民間底色、苦難意識、神秘主義、蒼涼背景、英雄主義、陽剛氣質、生命意識等等關于西部文學的種種關鍵詞不應該成為標簽化的淺薄束縛，而應該得到更具科學精神的理性研究與深度挖掘。西北本土學者與作家有著熟諳與熱愛西北多民族文化的先天優勢，也已經體現出了進一步強化科學研究精神、現代性立場、文獻意識、田野意識、文化交流意識等的主觀努力，在牢固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立場中，期待能將“西部文學”“文學西北”的豐富話題寫出高度、論出深度。

（作者系蘭州城市學院文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