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找到一封郭沫若回復西遷交大師生的信函，該信未見于已出版的各種郭沫若書信集，值得略作梳理。1955年，國務院決定將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學部分師生遷往西安。1956年9月，交大西安新校舉行開學典禮。到了1957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交大開始認真討論學校在上海與西安間的去留問題，并給各界人士發函征求意見。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就是在得到交大征詢函后做出回復，此信內容較為豐富，表達了郭氏對交通大學西遷的意見，以及對交大師生所遇困難的理解。茲將全信照錄如下：

親愛的同志們、同學們：

您們給我的電報，我接到了。

交大西遷是一件大事，毫無疑問，是有各種各樣的困難的。西遷后科學研究的開展，毫無疑問，也將受到一定的影響。

但這些困難和影響，我相信，都是一時性的，是值得忍受而迅速得到補償的。

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肯定以大西北作為工業建設的一個重心。這里正需要有科學大軍的支援，這里因而也會成為繁榮科學的最肥沃的園地。

西安是周秦漢唐的故都。這里我去過多次，在目前雖然條件差些，但我覺得它的規模宏闊、文物豐富，將來發展的前途很大。它離北京并不遠，普通的飛機只有三個多鐘頭的飛程。

因此，我覺得交大遷到西安，對于國家建設事業和科學發展事業，都會有好處。從長遠利益和全局觀點來看，似乎西遷比留在上海更好。

當然，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它所帶來的困難，對于一部分的師生，可能還很大。這些痛苦，我個人是能夠體會的。如果可能，我們就請以上火線的精神或拓荒者的精神，克服著這些痛苦，投向火熱的建設陣地去吧。

古人說“艱難玉汝成”，一時性的條件不夠反而可以促進我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了，建設事業也就發展了。條件是人所能創造的。兵法說“置諸死地而后生”，何況西安并非“死地”。

因此，我個人的意見，是希望交大全部西遷。當然，我并未身當其境，我的這些意見只供師友們參考。如果有一部分的師友實在有不能克服的困難，個別的例外我相信國家是能夠體諒的，不會以強迫行事。專復，致以

最懇切的敬禮！ 郭沫若

1957年6月26日

郭沫若在信中首先表示交大西遷將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西遷后科學研究也會受到影響。接著，他分析了西遷的優勢，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肯定以大西北作為工業建設的一個重心。那里正需要有科學大軍的支援，因而也會成為繁榮科學的最肥沃的園地。同時結合自己的經歷予以說明：“西安是周秦漢唐的故都。這里我去過多次，在目前雖然條件差些，但我覺得它的規模宏闊、文物豐富，將來發展的前途很大。”事實上，郭沫若確曾多次前往西安，并在西安各處留下他的筆墨痕跡。信的最后，郭沫若勉勵師生們以“上火線的精神”，投入到廣闊的大西北建設中去，并正式亮明自己的觀點：“我覺得交大遷到西安，對于國家建設事業和科學發展事業，都會有好處。從長遠利益和全局觀點來看，似乎西遷比留在上海更好。”“我個人的意見，是希望交大全部西遷。”他還想到如果有一部分的人實在有不能克服的困難，個別的例外國家是能夠體諒的，不會以強迫行事。這是郭沫若的思慮周全之處。

郭沫若的想法在大體上得到了實現，交通大學主體部分隨后遷到西安，并于1959年7月獨立成為西安交通大學。在此后的時間里，西安交通大學為祖國西部教育和科研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以“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為旨歸的西遷精神由此而來。

（轉載自“文學檔案館”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