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咖啡以香味與色澤風靡世界，亦與上海結下不解之緣。其間，既有歐風深染，又有屋檐摩登，延展著歷史與風景。在時尚與傳統的碰撞下，可以看到文化的多樣與包容，也可以更好地讀懂上海。

有人歡喜有人愁

最遲在上世紀20年代，咖啡正式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關于咖啡館的樂趣與好處，在海外開過眼界的文學評論家張若谷有這樣的總結：

一是刺激。在競爭激烈的都會里，需要刺激與興奮，“咖啡為流行的普通一種”，原因是代價便宜而可以選擇一個雅座坐半天，使人在一陣陣濃郁香味中，逃脫生活的痛苦與外界的壓力。

二是坐談。人生快樂之事，莫若與朋友進行有意義的談話。“但是在中國找不到文學會所。在城隍廟的幾家茶館，因為吵鬧得厲害，無法進行耐心的暢談。”談興勃發時，只能選擇去幾家俄國人開的咖啡館，借作臨時的談話場所。咖啡館的外國老板和侍者知道客人的來意，從不下逐客令。

三是情感得到滿足。凡是對都市生活有興味的人，都喜歡游覽劇場、酒肆、咖啡館、音樂廳、跳舞場、服飾店等，在這些地方可以得到人間味與感覺美。

這一時期，咖啡文化逐漸普及，“怎樣煮咖啡”甚至成為當時上海一些家庭主婦的必修課。有人在《生活》雜志上開課，專講在家里怎么煮咖啡，指出其與泡茶的原則是大同小異的：第一要新鮮，第二要香氣洋溢。煮的時候，咖啡與水要怎樣搭配比例？最好用八兩容量的茶杯量水，加一只標準茶匙量咖啡。

大量的咖啡進入上海，成為都市的時尚，對此有人歡喜有人愁。

1926年的《興華》雜志提出，每年購入咖啡等的花費在千萬元以上，“華人對于國貨與外貨之分別，如再不急覺悟，噬臍無及矣”。文章說：“我國地大物博，出產富饒，如善用之，無在不能出人頭地，區區飲料，何須仰給于人？”

《興華》雜志還特意提供了一種咖啡代用品，即用綠豆七成、上品茶三成，同炒焦黑，研成粉末，以代咖啡，“味甘美有過之無不及”，不僅提神，還有助消化之功能。

“最美最廉”，領風氣之先

上海人最初品嘗咖啡，大體是在西菜館里。

1887年，《申江百詠》竹枝詞里有“幾家番館掩朱扉，煨鴿牛排不厭肥。一客一盆憑大嚼，飽來隨意飲高馡”的詞句。作者注釋道：“番菜館如海天春、杏花樓等，席上俱泰西陳設，每客一盆，食畢則一盆復上，其菜若煨鴿子、若牛排，皆肥易飽，席散飲高馡數口即消化矣。”文中的“高馡”，即為咖啡。

上海最初的咖啡館為西人所設，如星點般散落在城中各處。真正有影響力的咖啡館，要到上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并在華人參與后，才逐漸形成規模。

1928年設在北四川路的上海咖啡館，可謂順應時勢，領風氣之先。該店的廣告自稱“上海最美最廉之咖啡館”，食料鮮潔，座位安舒，格外有趣。1926年，霓虹燈剛剛引入上海。兩年后，上海咖啡館的招牌就用上了霓虹燈。

有人見上海咖啡館生意好，也仿效在南市老西門書店樓上另開一家“西門咖啡”。咖啡由老板娘親自動手，服務工作由書店學徒承擔，但半年后就悄然關門了。究其原因，有人認為是廣告牌不夠醒目。這恐怕未找到問題癥結。

實際上，上海咖啡館是創造社同仁合股創辦的，一開始就帶有濃濃的文藝元素。作家蔣光慈、葉靈鳳等幾乎每天必到，甚至把在咖啡館里得來的生活體驗寫進文學作品。有人感慨，上海的茶館是提鳥籠、抽水煙朋友的俱樂部；文藝咖啡館的出現，成為理想的文藝家與青年聚談的地方。

《申報》曾刊發一篇題為《上海咖啡》的廣告式文字，其中特別提到“遇見今日文藝界的名人龔冰廬、魯迅、郁達夫等，并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那里高談自己的主張，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

在法國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的徐仲年，回國后與畫家汪亞塵、作家孫福熙等人發起星期文藝茶話會，編輯《文藝茶話》月刊、《彌羅》周刊等，同時是上海文藝咖啡館的積極參與者。

他認為，咖啡館加以“文藝”的字樣，必然有其特點。在外表上，文藝咖啡館不求華麗，但必須幽雅。所謂幽雅，從室內裝飾、燈光，直到音樂，必須予人以安寧，予人以快感。在精神上，每家文藝咖啡館必然有若干中心人物，或某種文藝主義為中心思想。

相較于對咖啡館“文藝腔”的推崇，魯迅卻有不同看法。這可能與他當時與創造社一些成員的論戰有關。但后來雙方籌建“左聯”，又恰恰是在咖啡館里握手言和的。

1929年10月，馮乃超、陽翰笙、夏衍等人在公啡咖啡館二樓開會，由潘漢年傳達中共中央關于停止文藝界“內戰”的指示。當年冬天，“左聯”開始籌備。夏衍回憶，籌備會議一般每周開一次，有時隔幾天開，地點幾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館。

在一角建起“堂皇的街市”

今天的淮海中路，即過去的霞飛路，是近代上海一條頗具藝術文化氛圍的馬路——咖啡濃郁的香氣，書店里美麗的圖畫，戲館里醉人的音樂，舞臺上可愛的倩影，充滿了整個街區。

很多人覺得，霞飛路是一條充滿法式情調的馬路。其實，這里也彌漫著濃郁的俄國風情。日本作家橫光利一第一次來上海時，看到俄國人“衣衫襤褸、貧困交加”；但僅僅過了幾年，他驚奇地發現：俄國人已在一角建起了“堂皇的街市”。

在霞飛路上，俄國人經營的咖啡館，除了提供咖啡外，還附有各種甜食和點心，不僅吸引在上海的歐美人，還成為中國文化人和時尚年輕人聚會聊天的場所。

1933年，張若谷在一篇名為《俄商復興館》的文章中記錄了三名上海年輕白領與一位留法少女在咖啡館會面的場景：“他們坐在靠霞飛路的窗口一只小方桌邊，桌上鋪著一幅細巧平貼的白布，一只水晶小瓶……四盞白瓷盤，盛著四杯沒有熱氣的棕色流液。”

一個令人幻想的晚上，作家林微音坐在一家俄羅斯咖啡館的露臺上，感嘆道：“在樓還沒有開放的時候，我就感到好像坐在船上；現在樓開放了，坐在露臺上，憑著銅欄桿，上面是帆布遮著，下望霞飛路。匆忙著的是各色的車輛，各色的人，正如在水上漂游著：由這一切，我真相信我是在甲板上。”

1933年5月，作家郭蘭馨在《申報》發表《都市散記》，其中有做客新夏威夷咖啡館的記載：“推開兩扇小門，露出淡淡的燈光，就有兩個俄國侍者態度很好的招待……一間小小的咖啡座，布置還好，靠里面是一個音樂臺，時光還早，沒有幾位顧客，音樂響起來，紅暈的燈光，襯在綠色的頂幔上，別有一種情調，幾張壁畫也成了異彩、凄婉的曲調，使我們埋沉在哀愁的心情中。”

關于霞飛路咖啡館的異國情調，署名“青霜”的作者在《上海報》上是這樣描述的：咖啡館在新興與神秘之街的霞飛路與另一條馬路的轉角上……映漾在寒夜的樹葉影里，遠遠地望去，真的有些新詩人的詩意，舊詩人見了，也似乎有些翩然出塵的想念，仿佛一個素妝輕盈的少婦，她在鬢上插了一朵梅花。

“特異于濃妝膩理的少女”

1908年3月，上海第一條有軌電車正式開通，路線從靜安寺起，終至外灘，全程6.04公里。隨著這條電車的開通，靜安寺路一帶的房地產發展迅速，花園別墅、新式里弄、高樓大廈不斷涌現。

在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的筆下，靜安寺路街旁餐館充滿著國際化色彩，餐桌上裝飾著典雅的東方式花瓶，瓶里裝飾著十月的薔薇，“薔薇的芯里散發著小夜曲的幽味”。客人點的食品是意大利濃湯；冷肉，德國式的；一只烤雞，加番茄、胡蘿卜和生菜；一塊菲力牛排；白汁鱖魚；橘子布丁和一杯咖啡；另加一大杯黑啤酒。

上世紀30年代，咖啡館在上海分布極廣，以靜安寺路一帶為最整齊，“最好的咖啡和最好的蛋糕都可以在那里品嘗”。靜安寺路的咖啡館，可以從“光明”和“國際”算起，往西有“皇后”“DDS”“凱司令”“泰利”“飛達”等，大小數十家。

光明咖啡館設于1934年1月，兩旁是舞廳和戲院，有特別間二室，布置富麗堂皇，座位舒適，宴會聚餐最為相宜。光明的火車座很多，可為情侶親熱地談心；坐在火車座外面桌子上的，則是大談生意經。

凱司令位于靜安寺路、南匯路口，三層樓房子，每層都有座位，座位的裝潢和布置簡單樸素，“好像一個鄉下的大姑娘，特異于那些濃妝膩理的都市少女”。

全上海咖啡館的營業時間，最早的當推凱司令。在夏令時節，早晨不到七時就已拉開鐵門；七時一過，剛出爐的西點就陸續送來；七時半，開始供應茶客。凱司令之各式大蛋糕，制焙之得法與可口，在上海稱得上是佼佼者。

凱司令的股東老板是福州人，仆歐十之八九隸福州籍。福州人去該店，完全可以使用家鄉話。

西披西咖啡館為巴西華僑所設，最初設在靜安寺路、銅仁路口，后在霞飛路巴黎戲院附近開設支店。總店與支店雖是同一家，但營業方針和定價略有不同：總店的飲品點心數量寥寥，只有熱咖啡、冰咖、吐司、小蛋糕和汽水；支店還有冰激凌、熱餅、三明治及中式點心面點等。

在近代上海，靜安寺路還曾是政治斗爭的旋渦，一度波及咖啡館。

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報》總編輯張似旭在起士林咖啡館被暗殺。《大美晚報》是一家以美國人名義發行的報紙，但堅持抗日立場。特別是該報中文副刊《夜光》，鋒芒直指那些投汪的文人，罵得淋漓盡致，激起汪偽的不滿。

在《夜光》主編朱惺光遭到暗殺后，《大美晚報》并沒有屈服，而是堅持揭露汪偽惡行。1940年7月，汪偽“通緝”張似旭，其不得不遷居報館。事發當天午后，張似旭駕駛汽車到起士林咖啡館小坐。有外籍同事請予搭車，張似旭笑道：“君如不畏死，同行可也。”不料，一語之戲，竟成讖言。

起士林咖啡館位于靜安寺路72號，小樓一角正對跑馬場，一望碧綠，令人悠然意遠。張似旭到咖啡館后躺在沙發上，翻看一本雜志。出神之際，好幾個殺手已站在他的身旁……彼時，鄰室的一名波蘭人見義勇為，奮不顧身追趕兇手，亦不幸死于暴徒的槍口。

（作者為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