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我接到同事的微信，告知嚴先生走了。

就在半年前，他還給我來過電話，我們在電話中聊了老半天。此前，我給嚴先生畫了一幅水墨肖像，裱好了，托其他老人的直系親屬帶進養老院，轉給他老人家。因為疫情，養老院管理很嚴格，除非直系親屬預約并持核酸證明等一系列手續才能進去。其他親朋好友無論什么理由，均一律謝絕。

由于見不到嚴先生，我只好照著網上嚴先生的照片來畫。幾經輾轉，嚴先生收到畫了。他很高興，來電話說，沒想到能收到這件禮物，讓他喜出望外。我們兩家在藍旗營教師公寓是樓上樓下，曾是多年的鄰居，他去養老院之前，我經常去他家串門聊天。與比他年輕的人相處，他一點不擺長者的架子。與他聊天，讓我感到親和，所以我們無話不談。因此，他的形象早已記在我腦子里了。這次雖然是對著照片畫，還是加入了我對他的理解，比如，嚴先生的頭發，不論怎么梳理，總會有一部分“寧折不彎”的，怎樣都不能被“馴服”；再如，嚴先生的眼里永遠含著笑，他既是一絲不茍、嚴肅認真的學者，也是與人為善的長者。他說話充滿激情，語速快，而且語言十分詼諧，透出學人的智慧。

在那次通話中，我倆約好等這一波疫情過去，待養老院可以讓親朋好友預約進來時我一定去他那里。他還說，前幾天與另一位也住在養老院的北大老師聊天談起我，問起我的情況。

再往前一次我們通電話是在他八十歲生日時。中文系和出版社的老學生們把他從養老院里接出來，回到城里下館子，給他祝壽。那天，他是在餐廳給我打的電話，他說，“現在跑出來吃飯了！”可能外面的人很難體會住在養老院里面的老人，能出來吃飯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也能感受到，嚴先生這次很高興。我問他：“在哪家飯店吃飯？我馬上過來。”他說：“你別來了，已經吃完了，準備撤了。因為是老學生們請的，沒叫你來。下次我請，一定叫上你。” 我說：“好的，只要您再方便出來時，我開車來接您和師母出來吃飯。”可惜，我的這個承諾還沒有兌現，嚴先生就走了。

在疫情發生前，我和家人曾開車去昌平的養老院看望嚴先生和其他幾位北大老師。他頭天給我在電話中詳細講了行車路線，到養老院進哪個門，進門時怎么跟門衛說等。他還給我留了房間座機的電話號。那天，他先帶我們在養老院各處參觀，一邊走，一邊介紹各處的優點和缺點。我還記得他說的優點是，硬件設施好，服務也不錯；缺點呢，第一價格不便宜，第二就是出入不方便，進來不容易，出去更不容易。因為院方擔心老人出去發生意外，或把外面的病菌帶進來，管理方式就好像醫院住院部那樣。這真讓我意想不到。他抱怨說，最主要的缺點，就是“見不到外面的老朋友了”。

那天中午，嚴先生在養老院食堂請我們吃午飯。午飯是自助式的，老人們排隊，自己端盤子，但菜品種類比北大食堂少得多，價格也比學校食堂貴。那些行動不便的老人，就由保姆或護工幫忙端盤子。嚴先生對我說：“每天吃飯都看著這種場面，能有胃口嗎？不像過去在學校食堂，看著朝氣蓬勃的學生們吃飯的樣子，胃口就好了。”

嚴先生說到這里，又認真地對我說：“你也不小了，也該考慮將來養老怎么辦？如果你愿意，可以想辦法來我們這里養老，我們一起做個伴兒。” 嚴先生解釋“想辦法”住這家養老院的意思，就是那時該養老院的房間已經全滿了，想來的老人得等再有空房間才能入住。嚴先生說：“我們是來得早，那時價格比現在也便宜一些，現在不但漲價了，而且想來也沒房間了。”

上述這些場景、這些對話，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嚴先生長我十幾歲，他是59級中文系的，我是78級法律系的。他是我的老師，但他對我卻從來不像老師，更像兄長。因為我們可以無話不談，無所顧忌，有什么說什么。他的語言非常幽默，經常把我逗得笑不停，他卻一點都不笑。他還經常自嘲，一點都不在乎別人怎么看他。嚴先生在做學問時十分嚴謹，與他在聊天時的幽默判若兩人。他是一位真正的語言大師，他永遠能夠在平常事中找到有趣的點，這就是他與生俱來的本事。

記得我們剛搬到藍旗營時，他約我去家里坐坐。地上堆滿一摞一摞的手稿。他說，這是要他老命的一個“大活兒”，就是正在編寫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這大部頭已經“折磨”他十多年了，而且越做越多，看不到盡頭。他認真地對我說，可能不等他做完他就沒有了。我說不會的。就因為有這個事要做，老天爺也不會放了您的。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在樓下遇見了，他對我說，“志攀，這次是真的了！我不跟你開玩笑，醫生已經跟我說了，我鼻腔里好像長了一個什么東西，應該是癌。所以這次我真的要沒了。那部大書還沒編完，只能留下遺憾了。” 我說：“看您氣色好著呢，說話底氣比我還足，不像您說的那種情況。醫生一定是搞錯了。要不就是嚇唬您，讓您別太累了。”我們一起進樓上了電梯后我送他先到他家，我再回家。

又過了幾個月，我去他家看望，地上的稿子更多了。他說，“這個活兒真的要累死人不償命的。你都看見了，真是自找苦吃，我也只能跟你發發牢騷了。”我說，“這部大書很有學術價值，中日研究漢籍善本的學者這么多，沒有人能做出來，只有您能做出來。再堅持一下就大功告成了。”他說，“好吧，鼓勵我，我謝謝你。如果我哪天真沒做完就沒了，你是親眼看見我在干活兒的人。”

又過了一段時間，嚴先生突然跟我說，“志攀，你要幫我一個忙。《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三卷出版了，要舉辦首發式。你一定來參加。”我堅持要他把首發式放在北大來辦，也去參加了會，國內和日本都有同行學者參加，給予這套大書很高的評價。我記得有位日本做漢籍研究的老學者提出，這些善本收藏在日本，但日本學者沒有編出來這么好的書，嚴先生是一個中國人，他做出來了，這讓日本學者感到汗顏。

嚴先生跟我講過一些他在日本訪漢籍善本的往事。因為這些善本分散在大學圖書館、大企業收藏室，還有在宮內廳圖書館等。要到大企業的收藏室，特別是要進到宮內廳圖書館查書，可謂難上加難。需要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人介紹，外國人才能進去。特別是那些被列入日本“國家財”的善本，都是珍貴文物，保護很嚴密，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查詢到。

嚴先生送給我一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我這個外行從頭看到最后一頁，真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工程浩大啊！要做這部大書，可能也只有嚴先生能行。在大學里面，日語是一個專業，圖書版本是一個專業，古籍文獻是一個專業，這三個專業都要有很深的功底，還要舍得吃苦、舍得花10年、20年的時間，才可能做成這事。我想除了嚴先生，這樣的人很難找到了。

在當今的學術評價中，我們重視論文、重視專著，但很少有重視工具書編撰的。其實，兩者各有各的難處，各有各的價值。鄧廣銘先生把年代、地理、官制和目錄作為治史的“四把鑰匙”，我覺得嚴先生就是打造鑰匙的人。

他還是一個完美主義者，雖然外表上有一點不修邊幅，但他對自己的書卻做得非常仔細，盡可能盡善盡美。這里面下的是“繡花功夫”。編撰這樣的工具書，就好像是給學術大廈打下深厚地基，不為常人所見；而有創見的論文、專著，是大廈高層房間的窗戶，大家在很遠處就望見了。即使這樣，沒有人會認為地基不重要。

我和嚴先生的交往，還有很多事情值得銘記、值得寫下來。特別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他是那么真誠地給予我幫助并仗義執言。我深知，那是基于百分之百的信任和百分之百的正義感，而這種信任、這種友誼，在這凡塵俗世中無比寶貴。

嚴先生走了，但他留下了那么多沉甸甸的書，留下了那么多朋友、學生。我想，他應該沒有留下遺憾。

嚴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