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哈代

2016年，兩名教士在溫莎萬圣教堂（All Saints’ Church）一座屏風背后，發現一張祭壇畫（altarpiece）。據考證，畫作出自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家托馬斯·哈代（1840-1928）之手——當時他的職業是建筑設計師。

據傳記作家霍蘭德（Clive Holland）《托馬斯·哈代：威塞克斯場景》一書記載，16歲那年，哈代進入多切斯特一家建筑事務所實習，上司是他父親的老友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不久，哈代前往倫敦，一邊在著名建筑師阿瑟·布洛姆菲爾德爵士（Sir Arthur Blomfield）手下工作，一邊注冊倫敦國王學院夜校課程，專業為法語以及“建筑藝術和科學”——正是在此期間，哈代參與了布洛姆菲爾德爵士主持的牛津拉德克利夫教堂（Radcliffe Chapel）和溫莎萬圣教堂（1862-1864）修建工作。布洛姆菲爾德爵士時任英國建筑協會主席，在他的指導下，哈代在學術和技能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他的論文《彩磚和赤陶土在現代建筑中的應用》榮獲英國皇家建筑師協會獎；同時，他還在一次征文比賽中獲得“鄉村別墅設計獎”。1865年，哈代的文章《我如何為自己建造一所房子》在《錢伯斯雜志》（The Chambers Journal）刊載——這也是他平生首次學術發表。

1872年，哈代在建筑師托馬斯·羅杰·史密斯（后任倫敦大學學院教授）手下擔任建筑繪圖員。像之前一樣，此時他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建筑設計工作中，只在業余時間從事文學創作，因為在當時，建筑設計是“高等行業”（通常只有商界精英和富家子弟才能進入），建筑師也屬于稀缺資源——尤其在福斯特教育法（Forster Education Act，亦稱“1870年初等教育法”）頒布后，各地爭相興建各類學校，建筑設計師更是供不應求。哈代早年曾因家貧而輟學，現在全家人都指望他能出人頭地，在建筑行業大顯身手。

但哈代本人很快便對這一行業心生厭倦，特別是他從事的古建筑修復工作。他“感覺這樣的建筑繪圖中很少涉及真正的設計，其過程既單調又機械”，缺乏創造性。此外，他的煩惱還源于自己“不合群”：“我發現我性格中的某種缺陷使我無法與同行一起工作——一旦意識到建筑是一種需要齊心協力的工作，我就滿心反感。”當然，不能與團隊合作責任也不全在哈代一方：他的同事多為牛橋（Oxbridge）名校生，而他本人僅有中學文憑，的確很難混入精英俱樂部的圈子——哈代對此心知肚明。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薪酬未達預期：1860-1870年代，哈代在建筑事務所年薪約110英鎊，而國王學院一年學費便要耗費其中一大半。經過反復考量，哈代決定放棄倫敦建筑師的夢想，返回故鄉轉向小說和詩歌創作。他的志向是要憑借文學想象構建出一座亙古屹立的宏偉建筑——“威塞克斯”文學王國。

《住所》（Domicilium）是哈代的詩歌處女作，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才公開發表。詩歌描繪溫伯恩（Wimborne）郊外一處新式住所——哈代及家人的新居。新居坐落于北多塞特鎮，鎮上有一座古老的敏斯特教堂（The Minster Church）。敏斯特教堂在英國歷史上赫赫有名：千百年來，這里安葬著阿爾弗雷德大帝的兄弟埃塞爾雷德國王（King Ethelred）、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教母、以及博福特公爵（Duke of Beaufort）和公爵夫人等一眾歷史文化名人。

《住所》是哈代首次在詩歌中融入建筑概念的詩作。從建筑繪圖師的角度入手，哈代以敏斯特教堂具有中世紀晚期風格的哥特式尖頂和拱門為背景，著力刻畫新居的地理環境及其建筑物——通過“側翼形成圓弧”、“彼此相鄰”、以及“后方的景象”等建筑詞匯，哈代將景物描寫和敘事融為一體，并最終抵達結論：時光 “在所有事物身上/都留下了印記”（“Change has marked/The face of all things”）。這也是哈代創作思想的集中體現：他認為建筑和詩歌之間的聯系在于“兩者的藝術形態之下都蘊含理性”，換言之，哈代詩歌中的建筑特點可以簡單理解成詩作在頁面上的呈現效果——其框架結構清晰明了，但展開模式卻錯綜復雜。詩人相信如此復雜而精妙的建筑構造既傳達了歷史也塑造了歷史——在另一首回憶老敏斯特教堂的詩作（Copying Architecture in an Old Minster）中，哈代細致描摹教堂大鐘指針的彈跳——它無聲地訴說“已經過去以及即將過去的時代”，并以此見證人事代謝和時間流逝。評論家認為這首詩在哈代詩歌創作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它“暗示了人的一生，甚至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模式”——這也是哈代詩歌總體的基調。

哈代首部詩集《韋塞克斯詩歌和其他詩歌》中也收錄了與建筑尤其是教堂建筑題材相關的詩作，比如以一座頹敗教堂為背景的《女繼承人和建筑師》（Heiress and Architect）和《她的困境》（Her Dilemma），以及以建筑歷史為素材的《梅森修道院》（The Abbey Mason）。除了題材相同，這類詩歌還具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哈代“持之以恒地探索如何將個人特色、能力和創造性統一在歷史建筑和文學形式中——以字詞、韻律和文本結構的形式”。

哈代另一部詩集《今昔詩篇》（Poems of Past and Present）中也有若干類似題材的詩作，其中較為著名的是《教堂風琴手》（The Chapel-Organist）和《教堂建筑者》（The Church Builder）——評論家認為后一部詩歌中絕望的敘述者很可能以哈代本人為“原型”：他一開始懷有堅定的信仰，決心將自己全部精力用于建造一座富麗堂皇的大教堂——其中不僅有珍奇瑰麗的建筑材料（如埃及花崗巖和威尼斯之石），而且有精美絕倫的藝術藏品（如達·芬奇雕塑和拉斐爾繪畫），但忽然有一天，他意識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最終選擇在圣壇入口處一根橫梁下自縊身亡。很顯然，教堂及祭壇等建筑物對哈代“宿命論思想影響很大”。哈達本人日后在《自傳》中也坦承，他“或許無意識地將所學的哥特式藝術原則運用在了詩歌當中”。所謂“哥特式藝術原則”，在哈代看來即等同于“自發性原則”——哈代深知在建筑領域，“精巧的不規則性很有必要”，并且其中蘊含巨大的價值（中世紀石匠的自由自發性往往能成就永垂不朽的藝術杰作）。在哈代筆下，這一原則既體現在建筑造型和窗飾中，也體現在詩歌音律和氣韻流動中。由此，他的格律和詩行也頗具時人所謂“出乎意表之外”的特點。

哈代晚年詩集《幻象的瞬間》（Moments of Vision）中有一首短詩《年輕的彩窗匠人》（The Young Glass-Stainer），詩中主人公曾經抱怨：“這些哥特式的彩窗，讓我疲憊不堪 /它們的尖頂和錫箔，全不成形狀。”但事實上，建筑，尤其是哥特式建筑，從來沒有讓哈代本人感到“疲憊不堪”，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從專業建筑訓練中獲得的知識儲備和思想靈感恰恰成為他文學創作形式（及內容）的關鍵。正如批評家凱斯特·拉滕伯里（Kester Rattenbury）在《威塞克斯項目：建筑師托馬斯·哈代》一書中所說，通常情況下，一個人“對于建筑形式及材料設備的敏感性……一旦獲得就永遠不會失去”——對于哈代而言，這種敏感性不僅體現在他的詩歌藝術中，更體現在他的小說創作中。

根據拉滕伯里的研究結論，哈代終其一生都在踐行一名建筑師的使命：他的小說類似于一個實驗性的建筑項目，而他則“試圖通過這個項目來影響建筑環境”。建筑向來是文學大師筆下的“要件”——從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以及畫眉山莊）到霍桑的《七角樓房》，再到狄更斯《遠大前程》中的薩提斯莊園（Satis House） ，概莫能外。對于哈代而言，建筑在他小說創作中的分量更可謂舉足輕重。在《托馬斯·哈代的早年生活》一書中（哈代去世后，由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洛倫斯·哈代整理出版，但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這部傳記是哈代親筆撰寫），第一章的標題便是“早期生活和建筑”。由此也不難看出，日后哈代小說中大量年輕建筑師的形象，或多或少都反映出哈代本人的影子。

哈代第一部小說《一雙湛藍的眼睛》創作靈感乃是基于1870年的一項建筑任務，即修復圣朱利奧特教堂（Church of St Juliot）。他的最后一部小說《無名的裘德》講述一名石匠（建筑師）的悲劇（他致力于修復牛津基督大教堂）。在此期間，他的小說《意中人》以波特蘭島為背景（此地以建筑石材名聞遐邇），講述一位雕塑家遭遇一連串打擊，最終黯然放棄對于理想之美的追求。小說《冷漠的人》涉及建筑設計對于一名年輕建筑師的嚴峻考驗——在故事開篇，哈代描述男主喬治·薩默塞特“正在測量并復刻一個V形門道”。

與喬治·艾略特描繪的羅姆郡或安東尼·特羅洛普筆下的巴塞特郡不同，哈代構建的威塞克斯不單單是想象的王國，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自我形塑的實體——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他一直在繪制威塞克斯的全景圖（甚至在1890年代停止小說創作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堅持完善這一幅地圖）。這一精雕細琢的“工匠精神”在他的小說中明顯表現為一種“精細的連貫性”——在描繪某個場景時，他常常從某個建筑物（或某個狹小空間）出發，隨后向外延伸，以便凸顯更為廣闊的背景和畫面。仍以《一雙湛藍的眼睛》為例，小說一開始，哈代便以建筑師的專業眼光刻畫主人公亨利·奈特（Henry Knight）的房間——據說是以他昔日同事、建筑師拉斐爾·布蘭登（Raphael Brandon）的辦公室為原型——而后才轉入鄰近的一座教堂：“沉重的拱門橫跨塔樓和教堂中殿的接合點，在夜色中，黑色骨架慢慢形成一幅遙遠而朦朧的景觀，不斷向西延伸。”從“拱門”、“接合點”、“教堂中殿”和“建筑骨架”等專業詞匯中，可以看出他在建筑方面豐富的知識背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感知力”——或許這也是哈代小說獨特的魅力之所在。

正如評論家指出的那樣，哈代大部分小說都是以一棟建筑為中心，他往往也會圍繞這一中心來構建人物和情節。哈代晚年談及《無名的裘德》時曾宣稱這是他本人“最得意”的作品，并稱該小說的結構猶如“幾何圖形一般整齊、勻稱，一一對應”。這是一種類似于“方陣舞”形式的獨特結構，即故事主人公在身份地位等升降變換后，再經過一番曲折復位，從終點回歸到起點——一幕幕人間悲喜劇也在此過程中輪番上演。在包括《無名的裘德》在內的代表性悲劇小說（如《卡斯特橋市長》《還鄉》）中，這一結構表現得尤為突出。不僅如此，哈代在注重宏大結構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刻畫細節，并將兩者與人類自身的局限性緊密相連。在《一雙湛藍的眼睛》中，小說人物斯蒂芬·史密斯、亨利·奈特和埃爾弗麗德之間的關系面臨瓦解，對應著貫穿小說始終的搖搖欲墜的教堂和塔樓。在《無名的裘德》中，石匠裘德在牛津基督大教堂修復哥特式建筑和窗飾，曠日持久，卻不見成效——這也不斷提醒人們：他們的生活既毫無意義又一成不變，即便他們鼓足勇氣想要逃脫這“鐘擺式的”循環，結局也必定以悲劇告終。

1915年，哈代友人H. G.威爾斯與小說家亨利·詹姆斯通信中探討文學創作與藝術的關系時曾說：“對于我，文學像建筑，是一種手段”——與之相似，哈代也認為文學與建筑一樣是凝固的藝術：建筑不僅僅是簡單地堆磚砌瓦，更是營造一種意境；寫作也是如此。從哈代開始有意識地構筑他的威塞克斯王國之日起，它已不再是單純的物理事實而被抽象（并上升）為一個精神符號。正如評論家張玲在《晶體美之所在》一文中所說：“作為小說家的哈代，就像一塊結構復雜、棱面眾多的晶體，能從不同的角度反射出日月的光華；也正像晶體一樣，它的各個棱面不管多么復雜，內部結構都是按一定的規律排列組合，這樣反映在表象上，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依托，形成了一個完美堅實的整體”——這個整體，無疑便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一幅全景畫面。用哈代的話說，歷史建筑是“石質的編年史”，而他本人則是以小說詩歌為載體的編年史家。

1881年，哈代加入威廉·莫里斯等人倡導的古建筑保護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參與了一系列反對“修復”多塞特中世紀建筑項目的運動。晚年，他因文物保護方面的成就當選為英國皇家建筑師協會的榮譽會員。1928年，哈代去世。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院長阿爾伯特·理查森爵士（Sir Albert Richardson）在《建筑師雜志》（Architects’ Journal）上發表紀念文章，親切地贊譽他為“工匠大師”——這也是對建筑師哈代一生最準確的概括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