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由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讓-馬里·古斯塔夫·勒克萊齊奧和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外國語學院法語系主任、博雅特聘教授董強合著的《唐詩之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法國作家與中國學者的一次跨文化書寫，也是一次跨文化對話實踐。

《唐詩之路》中文版和法文版 資料圖片

勒克萊齊奧將唐代視為人類文學的黃金時代。他和董強合作書寫，化繁為簡，突破時空經緯，以跨文化視角解析了唐代的五位杰出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王維及其作品。從一些中國和法國文化中均存在的文化主題（酒、女性、自然、情感）出發，在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學科背景下，再釋唐詩。

中外詩歌有共同關注的主題

詩歌在唐朝得以推陳出新，其體裁多種多樣，包括古風、近體、律詩、樂府、民謠等，當時的詩人既繼承了過往的創作傳統，又開拓出新的創作領域，通過韻律和“平上去入”構建起和諧精微的文學空間。中文所獨具的語法結構靈活性為詩人提供了發揮詩性靈感的自由。與法語相比，中文不存在定冠詞、少人稱代詞，也無須動詞變位。在勒克萊齊奧看來，這樣的語法結構使唐詩靈活多變，長于抒情。唐詩的絕句格式如鏡面結構，不僅暗合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追求均衡的觀念，也有助于詩人闡發多種多樣的情感。

自然、女性和酒等是中外詩人共同關注的主題，在跨文化視域下碰撞出獨特魅力。勒克萊齊奧強調，“一切真正的詩也許是與真實世界保持接觸的最好手段”。受過歐洲詩歌傳統熏陶的他，初讀李白的《獨坐敬亭山》便頗受震撼。這首詩所體現的清凈平和的情感，人在獨處時與自然的應和，使熱愛自然的勒克萊齊奧產生了高度共鳴，甚至促使他出門去尋自己的“敬亭山”，希望能夠像李白一樣與之對坐、融為一體。在李白之外，杜甫、白居易、張若虛等唐代詩人也曾歌詠自然，他們運用自然元素，創作出詩歌，并將自己在參悟自然時獲得的情感、認知融入其中，使生活直覺和藝術經驗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藝術與自然的交融以及自然與人的默契，是中外詩人共同追求的感悟，英國和德國的浪漫主義詩人均曾在其作品中贊美自然、叩問靈魂，有關詩歌佳作啟發勒克萊齊奧在感知詩與自然的同時，關注其中的互通之處，即在創作中通過歌頌自然來表達自我，感受時間的延續。在他看來，這種人文主義追求是中外偉大詩人共有的藝術哲思。

女性是另一個受中外詩人共同關注的主題。在唐代的部分階段，女性地位有所上升，楊貴妃、琵琶女等具有傳奇色彩的女性們的經歷，也給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帶來了創作靈感。女性地位的提升使詩歌的主題和情感表達得以拓展。夫妻間相濡以沫共享天倫的其樂融融、因戰亂而無法承歡膝下被迫漂泊在外的分離悲苦等，均被詩人通過其作品記錄下來，甚至還演化出以女性視角敘事的宮怨詩。唐代的女性不僅成為詩歌的主題，也是創作主體，薛濤、魚玄機等女性詩人不僅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詩壇擁有一席之地，散發著自己獨特的光芒，而且為后世所銘記，成為許多文學藝術作品的主人公，其形象始終鮮活。在西方，中世紀的法國也出現了歐洲首位以寫作為生的女性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她的作品體裁多樣，有詩歌、小說、史詩、傳記等，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教育、倫理、女性問題等諸多領域，在當時的歐洲頗具影響力。

如古希臘詩人將酒神與日神、沉醉與理性對立那樣，擅寫酒的法國詩人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也從理性視角、從社會學層面關注酒的作用，稱酒是“太陽的圣子”（《拾荒者的酒》）。在董強看來，波德萊爾更多是把酒當作“社會問題的解毒劑”“時代的興奮劑”，這與李白詩中浪漫的描寫和情感相去甚遠。二者雖都將酒視為“逃避惡濁世界的最佳手段”，以酒開啟詩歌創作，但在指涉酒的抒情、寄寓和比興等藝術功用方面，李白的理解更為深刻。“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月下獨酌其二》）勒克萊齊奧認為，酒是李白的靈感源泉之一，李白深知醉酒與清醒間的根本差異；而波德萊爾在《惡之花》中關于酒的吟詠相較前者少了些意蘊，對他來說，酒只是“沉醉”的代名詞。

探尋相通之處傳播唐詩作品

不同于古希臘和古羅馬詩人主要歌頌神的偉大、體育競技以及城邦的興盛，也不同于歐洲“文藝復興”主張復古并回歸古希臘、古羅馬創作風格，唐代詩歌的主題更加多樣化，情感表達上更富人性觀照，意象更為繁復精妙，風格更加兼容并包。唐代詩人沒有為神話傳說所束縛窄化，而是于現實中言志抒情。這既離不開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又來自于時人的文學自信。

從文學傳統的角度看，西方更偏愛趣味和神秘，而中國古典美學倡導“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留白含蓄。法國哲學家、漢學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曾在其中國古代美學研究專著《平淡頌》中贊賞這種審美意境，強調其中的雋永之味。無獨有偶，法國象征主義詩人保羅·魏爾倫也曾在其作品《詩藝》中提出“相對于偶數，要偏愛奇數”的觀點，這體現了與唐詩的法度規則相同的修辭觀念，認為平仄的運用能夠為詩歌帶來極強的節律和音樂性。另一位法國浪漫主義詩人熱拉爾·德·奈瓦爾的部分詩作也具有相似的“平淡之味”，其作品與李商隱的作品多有相通之處。由此可見，勒克萊齊奧和董強以詩作剖析中國和法國詩人的審美觀念，探尋中法詩歌中的相通之處是可行的。

“西方理解中國詩歌，必然帶有一些特有的‘路徑’和閱讀的‘視窗’。”例如，由于對中文及中國文化不甚了解，法國詩人朱迪特·戈蒂耶翻譯中國古詩時，只能依靠丁敦齡代為閱讀原文并提供講解。再如，旅法華人學者程抱一曾直接運用法國先鋒派理論重新解讀中國古典文學藝術作品，其詮釋也與國內的研究成果有所區別。董強自2009年起擔任傅雷翻譯獎主席，并于2016年當選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外籍通訊院士，曾譯有《李白詩選》和《論語》，在此次與勒克萊齊奧的合作中，他運用了自己當初翻譯《論語》時的方法，閱讀吸納各領域專家對詩句的解釋，同時秉持譯者也是創作者的觀點，提取出詩歌最為可用的含義和更“生動、飽滿”的語言傳遞給合作者。

優秀的“世界文學”是以世界性和本土性因素的交互作用為基礎的。唐詩在海外傳播雖然具有“路徑”和“視窗”作用，但也在跨文化交流中被賦予新的時代價值。跨越時空、國界，世界文學作品并不屬于某個特定焦點，中國古典詩歌走向世界也不只是遵從本土鑒賞品味的“復制性輸出”。由中法作家、學者合作貫通的唐詩傳播之路，也應是一條動態包容、互鑒互通的“詩歌之河”，一如詩集法文版名稱《詩歌的河流將奔騰不息》（Le Flot de la Poésie Continuera de Couler, Editions Philippe Rey, 2020）。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世紀法國文學批評研究”（20BWW04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