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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場越南隊剛一進球，正慢鏡重放的時候，程翔的手機響了。

進來一條微信。程翔拿起手機，沒著急看，等慢鏡播完后才解鎖，點開微信。置頂的是一個足球的頭像，右上角亮著紅點兒，里面有個“1”。這個頭像程翔太熟悉了，每周都會看到，是羅叔的，自打羅叔用上微信，就一直這個頭像，二〇一四年世界杯的指定用球——桑巴榮耀。羅叔的名字下面顯示著紅色的“[語音]”，程翔認為這是羅叔抱怨中國隊失球的留言，還沒聽，心里先笑了，然后才點進去。

語音里，羅叔大著舌頭先喊了聲：“翔……”

看來是一邊看球一邊喝的，程翔心里想。他繼續聽后面的話：“我跟家摔了一屁蹲兒，坐地上起不來了，得麻煩你過來一趟了，我已經打了120，隨時聯系吧……”

程翔沒吃透羅叔這話的意思，趕緊把電話撥過去。接通后，程翔問：“羅叔，您怎么了？”

“動彈不了啦，估摸著是腦梗。”羅叔嘴里像含了一口水。

“120知道了嗎？”

“已經報了門牌號，他們在路上了。”

程翔知道羅叔一個人住，身邊沒人，所以出了這事兒會找他。“您等著，我這就過去！”

八點半已過，路上行車寥寥，明天就除夕了，該走的已經走得差不多了，北京城每年就這七天敞亮。幸好不堵車，程翔一路疾馳，穿北四環、北三環，駛入西二環，拐上長安街，二十分鐘后到了羅叔家的胡同口，平時這條路線得開五十分鐘。

羅叔家的胡同是東西向的，靠墻根兒的南北兩側各停了一排車，導致中間的路變窄，錯不開車；不知道哪天的事兒，胡同東口立了個禁行標志，變成單向行駛，只能西口進，東口出。以前可不這樣，二十多年前程翔住這兒的時候，基本見不到停著的車，他們小孩能在胡同里踢球，碼兩塊磚頭當球門，感覺兩邊來來往往老有車過，比賽常被打斷。程翔忘了現在東口不能進車，把車停在胡同東口前的那條南北向的大街上。不是怕罰款，是覺得鋌而走險開進胡同，里面萬一有車出來，頂上了反而麻煩，早一分鐘趕到羅叔面前才是最重要的，跑會更快。

胡同不是筆直的，從這頭到那頭得有一里多地，程翔彎彎繞繞地跑了百十米，看到對面一輛閃著藍光的急救車正從路兩旁停放的私家車中間緩緩蹭出胡同。程翔跑到車前，問拉的是不是三十九號院的病人，姓羅。司機說是三十九號的，一位六十三歲的男性。程翔說我是他叫來的親友。

車屁股的兩扇門打開，程翔一蹦，跳上車。羅叔正躺在擔架車上，看到程翔，苦笑了一下問道：“幾比幾了？”程翔握住羅叔靠他這側的手，冰涼，整條胳膊軟軟的，像一條化了凍的帶魚。程翔說：“不重要，先去醫院。”羅叔“嗚哩哇啦”又說了一段話，并抬起另一側還能動彈的手幫助自己表達，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說的是什么。程翔聽出來，羅叔在說：“誰說不重要？贏了越南，就能獲得世界杯的參賽資格！”

羅叔說的是女足。今天是女足亞洲杯的四分之一決賽，中國對越南，獲勝方除了晉級四強，還能取得明年女足世界杯的入場券。之前羅叔發來語音的時候，中國隊正零比一落后。

程翔打開手機上的直播視頻，下半場剛開始，屏幕左上角顯示一比一，中國隊已經扳平了。程翔把手機舉到羅叔面前，羅叔用右手指指自己的左眼，隨后擺擺手。旁邊的醫護人員說：“病人左側肌體失去功能，左眼也看不清了。”程翔調高手機音量，放到羅叔耳旁。羅叔沖程翔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擔架車兩旁的急救人員都在口罩后面笑了出來。

說話的工夫，中國隊又進一球，二比一領先。羅叔歪著嘴笑了，先伸出三根手指，后來又換成一根。醫護人員不解，程翔翻譯道：“他預測這場三比一。”

2

羅亞楠趕來的時候，羅叔已經被送進搶救室，是程翔在急救車上給她打的電話。當時程翔問急救人員，羅叔這種情況應該怎樣治療，他們說具體治療方案要看醫院的大夫，他們只負責在盡量保證患者安全的情況下第一時間把車開進醫院，基本每天都會遇到這種患者，通常情況，大夫會給病人溶栓。程翔問是不是需要家屬簽字，急救人員已了解程翔和羅叔的關系，說必須得有對這事兒能負責的人簽字，溶栓有出血的危險，親屬不簽字，醫院沒法做。就這樣，程翔用羅叔的手機給他女兒羅亞楠打了電話。

羅亞楠風風火火地出現在羅叔的病床前，急診大夫告知了溶栓的利弊，羅叔的CT（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片子已經出來，確認沒有腦出血，心電圖也正常，可以進行溶栓治療。等待羅亞楠的時候，程翔在網上查了，主流的說法都是，羅叔這種情況越早治療效果越好，若體質允許，溶栓是常規操作，有風險，但不高，可以說別無二法；所以在羅亞楠舉棋不定的時候，程翔有條不紊地把所知道的都講給了羅亞楠，給她吃了定心丸，促成簽字。

程翔和羅亞楠也有十幾年沒見了，上次見是在她的婚禮上。程翔也知道，羅亞楠兩年前離婚了，現在帶著一個六歲的兒子，家里雇了個阿姨，負責接送孩子上下幼兒園。今天她爸出了這事兒，她心里肯定慌；不光是慌，還煩，事兒出在這種時候，除夕前夜，成心給人添堵似的。程翔注意到羅亞楠眉間的肌肉一直緊繃著，擰成一團，微微隆起；看得出，這是她的習慣表情，并非因今天的事兒才有的。細看，隆起的肌肉是三條，呈“川”字排列，三條隆起之間的皮膚生出兩條底部是銳角的溝壑，像疊出死褶的紙。

羅叔被推進監護室進行靜脈溶栓，親友只能在外面等候。住院樓里的白熾燈發著明亮的光，樓道整潔，每隔三個房間就擺放著一株叫不出名字的有一人高的綠植，葉片閃亮，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公立醫院也干凈起來。明天就過年了，有些病人只能在這里跨年，值班護士正給樓道里張掛虎年的拉花剪紙，已經掛好幾嘟嚕，年味兒漸顯。這種氣氛讓羅亞楠待不下去，她穿上大衣，跟程翔說她去樓下透透氣。程翔點點頭，看著她一點點走遠，消失在電梯口，“川”字還在他眼前晃。

程翔在樓下的花壇旁找到羅亞楠。所幸夜色凝重，花壇里衰敗的花草不怎么引人注目。程翔把從自動售貨機里買的熱咖啡遞給羅亞楠的時候，她眼眶里含著一汪晶瑩的東西，嘴唇都咬白了。

“謝謝！”羅亞楠鼻子囔囔地接過咖啡，“今天辛苦你了。”

“應該的。”程翔若無其事地說。然后掏出一根煙點上，盡量不去看羅亞楠，又不顯得像是故意在躲她。他曾追過她，羅叔還幫了他。

二十多年前，羅叔在牛奶廠上班，工作時間往瓶上貼商標，下班后喜歡踢球，是廠足球隊的隊長，得空就組織球賽，每周至少一場，多則兩三場。后來廠里從德國進口了一套新設備，也重新設計了奶瓶的造型，并采用將商標印制在瓶上的新技術，生產力提高，勞動者被解放，傳言會下崗一批人。別的人紛紛找門路、想辦法，只有羅叔無動于衷，雷打不動繼續每周組織人踢球，羅亞楠的媽媽對此意見大了。她和羅叔的矛盾在羅亞楠出生后日漸加深，她認為羅叔只顧個人玩樂，不思進取，對家庭盡不到責任；恰逢她們日化廠要分房，個人和配偶均無房的職工會優先考慮。婚后她一直住在羅叔家的兩間平房里，現在跟羅叔假離婚就能拿到印有國徽經得起真偽檢驗的離婚證，這樣她就是無房戶了，若再帶個孩子，說不定能分套小兩居，房子到手后再擇機復婚。羅叔也知道老婆對自己有意見，直接挑明，說弄假成真怎么辦。羅亞楠她媽說她是對羅叔有意見，但為了孩子有個完整的家，不會假戲真做的。羅叔配合羅亞楠她媽分到了小兩居，與此同時，他也接到自謀出路的下崗通知。新房子下來后，羅亞楠她媽帶著她搬進樓房，沒立即復婚，說那樣太假，繼續再演演，免得廠里人說三道四。羅叔一個人住在平房，自謀出路的方式是把臨街那間房子的窗戶擴成了門，弄了個小賣部。那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北京人的生活里還沒出現超市，二環里的人買日用副食品就去家附近的油鹽店或公家商店，那些公家商店是連鎖的，當然那時候也沒有連鎖的概念，只不過都歸一個上級部門管，每家店按阿拉伯序號排列，程翔和羅叔家這片兒的店叫二十四店。但如果只為了一瓶醬油或一袋糖就往二十四店跑，不值當，往返腿兒著得半小時，特別是菜炒一半的時候，發現缺鹽少醋，奔二十四店來不及，需要盡快解決，羅叔這個小賣部的出現為這條胡同里的兩百多戶提供了方便。他在牛奶廠上過班，熟悉飲食口兒，有渠道拿貨。不光解決了生存問題，小賣部還滿足了羅叔的興趣愛好，他把電視搬到柜臺上，沖著胡同，那些年甲A聯賽正如火如荼，凡轉播比賽，這臺電視機必會開著，羅叔對著它坐在藤椅里，腳邊兒擺瓶燕京，全神貫注地看著，誰買什么，羅叔就讓他們自己拿。顧客都是街坊，一來二去也熟了，東西在哪兒、多少錢，買的人門兒清，把錢放柜臺上，直奔貨架，拿完捎帶問一句：“幾比幾了？”也有人不著急回家，跟著一起看會兒，羅叔會說：“那兒有馬扎兒。”

程翔就是這樣跟羅叔認識的，并于日后發展成羅叔的忘年球友。當時他上初三，成績平平，家里不讓他看電視，逼著學習，爭取考個準重點的高中，但一到周末轉播國安隊比賽的時候，程翔就坐不住了，知道小賣部那兒的電視機肯定開著，這時候趕上家里缺什么，程翔會主動幫著去買，順便看一眼球賽。如果不缺東西，程翔就以出去上趟廁所或休息休息眼睛為由，走出家門，飛奔至羅叔的小賣部——哪怕不買東西，羅叔也免費提供看球的座位。那時候胡同里寬敞，兩邊不停汽車，那玩意兒離老百姓的生活還遠，自行車倒是家家都有，怕丟，都推院里去，所以小賣部門前圍一堆人看球也不礙事，羅叔那兒成了周邊足球愛好者的聚點。一個周末，羅亞楠她媽帶她回來，目睹了羅叔召集一群人，攥著啤酒瓶、光著膀子看球的場景，人群中還不時傳出一兩句京罵。這一幕極不利于孩子的成長，也加速了兩人感情的破裂，離婚證也沒有換回結婚證的必要了。也就是這時候，父親的形象在十四歲的羅亞楠心中一落千丈，她在看球的人群中聽到刺耳的兩個字：“傻×！”當時她分不清父母的離婚是真是假，但她清楚，自己開始不喜歡回到這里了。成年后，她懂了這一切，對父親的印象并沒有扭轉；掙錢買了自己的房子，哪怕是離婚后，也沒有把二十年后還待在平房里的父親接過去住住。

……

（全文刊于《青年文學》2022年第5期，責編修新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