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的支持，中國三部偉大的少數民族史詩——藏族的《格薩爾王》、蒙古族的《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得到了廣泛的關注，成為文學研究界重要的議題，也進一步進入了大眾的視野。毫無疑問，少數民族史詩是一座寶庫，它為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寫作素材，為作家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靈感。通過將民族史詩作為敘事資源，當代少數民族作家重新與本民族的文化記憶進行連結，并用當代心靈與民族史詩進行對話。他們將自己放置在本民族歷史和傳統的延長線上，同時又發揮自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對本民族的文化記憶進行重新激活。這無疑是一個將民族的史詩和敘事資源進行當代演繹的過程。本文著重以阿來、梅卓、夏加和劉亮程的“重述”實踐為例展開論述。

阿來的小說《格薩爾王》來自“重述神話”出版計劃的中國項目。在《格薩爾王》中，阿來回溯民族的黃金時代，講述藏族祖先格薩爾王從神子降生、賽馬稱王、征服四方、斬妖除魔、安定三界到返回天國的歷程。藏族史詩《格薩爾王》本身是口頭傳承的史詩，故事經由不同的說唱藝人進行講述，形成了數量龐大的異文版本。因此，要將格薩爾王的故事從“史詩”轉化為“小說”是一個異常艱難的工作。面對卷帙浩繁的原始材料和龐大的故事枝蔓，如何在勾勒故事框架的同時保持原作的原初風味和民族美學風格，是作家在進行類似題材創作時必須思索的課題。在這部小說中，阿來不僅塑造了一個在神性和人性之間輾轉掙扎的格薩爾王，還將史詩中原本重疊迭代的戰爭情節加以改造，在保留史詩原作主要戰爭事件的基礎上力求敘述形式上的多元化，同時他還在藏語轉譯成漢語時盡量保持原初的生動性。

值得注意的是，阿來在《格薩爾王》中采取了兩條線索穿插交錯的方式來解決“史詩”與“小說”的敘事矛盾。在小說中，一條線索是原史詩的主線，圍繞格薩爾王的經歷展開；另一條線索是描寫說唱詩人晉美的漫游經歷。通過雙線并置，小說的文本成為復調式的結構，有了古今交錯的空間感。晉美是能在夢中通神的說唱藝人，他本是普通的牧羊人，卻被選中做講述者。晉美對史詩的講述和漫游生活是相伴而生的，他在現實生活中的落寞與在夢中史詩世界的狂喜形成了鮮明的反照。晉美就是作者阿來的化身，通過這一人物的設置，阿來找到了現實與史詩之間的契合點，也找到了用當代視角與史詩世界對話的可能。

無獨有偶，藏族女作家梅卓的小說《神授·魔嶺記》也使用了格薩爾王史詩的素材作為敘事的基礎。不過，和阿來的《格薩爾王》相比，梅卓的敘事切口比較小，小說以格薩爾史詩中四大戰役之首的魔嶺大戰為背景。有意思的是，梅卓雖然是講述格薩爾王的故事，但是卻把重心放在東查倉部落說唱藝人13歲的少年阿旺羅羅出生、學習和遭際的生命歷程上，并將他的成長軌跡與格薩爾王的魔嶺大戰交織在一起。梅卓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再現了高原的地方性知識。在她的筆下，少年成長與史詩故事交錯互動，構成了復雜的文本織體。梅卓與阿來的寫作，在對民族史詩素材的處理策略上十分相似。他們的這種創造性的題材處理和切入方式，為后續的類似題材的小說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藏族詩人夏加則用長篇敘事詩《天子·格薩爾》向本民族的經典致敬。格薩爾王史詩的原初形態就是長篇的詩體，也蘊含了藏族的抒情詩學和審美形態。在當代社會，同屬于詩體的長篇敘事詩創作無疑是傳承格薩爾王史詩的最好文體。從民間文學到作家文學，從口頭形態到書面形態，從集體創作到個體創作，雖然史詩和當代白話詩歌之間的文學形式不同，但是卻有連接與轉化的可能。詩人抒情主體的入場則成為當代演繹的最主要的特征，也為這部古老的史詩增添了當代的氣質。因此，這部長篇敘事詩的創作，是當代詩人個體與說唱藝人集體的對話。藏族批評家丹珍草在論文《口頭文學與書面作品之間》中對此作品進行了文本細讀，她認為：“《天子·格薩爾》的現代詩歌敘事已經不是‘元敘事’的復制與翻版，而是蘊含了詩人的個人情懷與自我創作意識。詩歌在《格薩爾》史詩特定人物的心理、語言、情感描寫中有意加強細節描述，傳達出更多的現代性和人性化、世俗化傾向。”就此而言，夏加的“故事新編”為“活化史詩”作出了詩性文體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對于史詩傳統的繼承和當代演繹也體現在漢族作家劉亮程的作品中。身處新疆這個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省份，劉亮程的漢語寫作一向帶有多民族文學的文體特質。在小說《本巴》中，劉亮程從蒙古族史詩《江格爾》得到靈感，將史詩作為創作的基礎，從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文化中提煉出具有世界文學屬性的主題。史詩文體影響了劉亮程的寫作，《本巴》的故事帶有人類初始的神話思維和原始色彩，這也使得小說文本帶有了寓言性；而源自史詩的純真質樸的語言，也使得簡潔清新的文風成為該作品的一大亮點。

關于傳統和民族主義的問題，韓國學者白永瑞在《思想東亞》一書中有過深入探討。在他看來，既往的建構論立場的民族主義理論研究者往往把“前近代”和“近代”割裂開來，似乎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是全新的、無歷史的。他反對這樣的觀念，認為“前近代”和“近代”不可分割，所謂的“近代的”，其實與過去的記憶有著很深的關聯性。“過去的記憶不僅制約著我們現在的選擇，同時這種記憶也會根據我們現實的要求而被重新憶起，這是一個變動的歷史開展過程。”這里的“重新憶起”意味著個體既會被歷史所規約和限制，又有著自我的能動性和選擇權。對于當代少數民族作家而言，“重新憶起”正是一種對于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對本民族敘事資源的當代演繹，少數民族作家與本民族的文化記憶以及當代社會文化語境進行了復雜的對話。與此同時，這些史詩資源在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中的彌漫，體現了“傳統”作為一種原型，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共同的心理機制，并在當代生活中演繹出嶄新的時代性“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