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創作是一項與想象、情感、智慧永久捆綁的藝術創造活動，好的詩歌必會讓人的視覺、聽覺乃至味覺等諸種感覺都大受震撼，讓我們內心世界的時間感、空間感得以無限延展和更新。從這一層面看，賞閱詩歌意味著一種參與行為，人們渴望在詩歌中找尋那些引發共鳴的意象或哲思，渴望在富有律動的文字中收束日常的沉悶與乏味。

華清（張清華）的《鏡中記》正是這樣一本飽含能量、智慧與情感的詩集，自前言《密涅瓦趁夜色降臨》開始，它就為我們開啟了一段意蘊豐富的奇幻之旅。在詩人的頭腦中，似乎存在一種獨特的裝置，既可以廣泛地捕捉繁華世界中的萬千意象，又可以迅速將它們與那些美妙的辭藻融匯在一起，組合成令人振奮的詩句，黑格爾將這種杰出的本領稱為掌握“現實”的資稟和敏感。這種資稟和敏感賦予了詩人在面向時間和生命向度時的積極與主動，他們不肯輕易放過任何一個靈感迸發、才思噴涌的機緣，在他們的筆端，形色各異的事物均被賦予生命，附和著多樣的情感，讓語言生發出攝人心魄的魔力。

翻開《鏡中記》，那份跨越時空的壯闊與豐饒，猶如熱風撲面而來。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不是一張酥黃的紙/而是一紙符咒，一場照亮中古之夜的大火”；對智能機器人從構造到標示意義的描述，蘊含著詩人對人類主體性喪失問題的隱憂；在恐怖氣氛彌漫的中元夜，詩人想到的卻是月光下透明的魂魄中，是否有“孤困中單行的落伍者”。文物、亡靈等沉悶意象的出現使詩集富有歷史感與厚重感，卻又不足以代表整本詩集的風格，詩人顯然拒絕了那種單一的狹隘的定性和規律的桎梏，嘗試在更廣泛的物象中投放自己的審美情感。無法驅除渺小蚊蟲的獅子有時是無助的；前往屠宰場的豬也可以生有充滿柔情的黑色眸子；那首以兔子為題的詩歌更是充滿了生活氣息，讓人捧腹不止，“……那時我的怒氣/已經徹底壓過了擼兔者的和善與仁慈/我的暴政瞬間化作了數枚/氣勢洶洶的腦瓜崩……”在凝重與輕快交織的語調中，我們看到詩人敏銳的觀察力以及飛躍的想象力，他抵制刻意晦澀，抵制肆意夸張，他警惕讓詩歌創作淪為黑格爾所謂的手工業式的熟練，他試圖捕捉萬物最靈動的細節，編織一幅永葆光澤的畫作。

華清建構的詩歌藝術世界，無疑是閃耀奪目、靈覺飛騁的。《鏡中記》中尤其讓人倍感驚喜的，是一首首以鳥類或是具有飛行本能的昆蟲為描摹對象的詩作。它們異樣的姿態無不觸動著詩人敏感的神經，凌空躍起的白鷺讓作者陷入關于千古英雄的沉思；炫耀吸血的蚊子讓作者不禁感嘆：“勝利屬于嗜咬者”。它們又是難逃死亡魔爪的，高貴、神秘的黑天鵝早已被暗中的槍口瞄準；死于流感的花喜鵲會有螞蟻列隊為它哀悼。某些常規現象通過修辭手法上的推陳出新，也讓人眼前一亮，比如蝴蝶效應，比如飛蛾撲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要數出現在詩人夢中的那只海鷗，與它的自由翱翔相對的，是詩人年少時因“發表焦慮癥”而表現出的苦惱與執著。創作時靈感的消失，完成作品時的歡欣喜悅，類似起伏的心緒都曾在詩人的夢中翻涌著，組成一個個荒誕的夢境，同時，詩人也希望通過這樣一個代際性的傷疤喚起讀者共同的感受和體驗，以期與讀者之間達成一種不可言喻的交流。沃爾特?佩特曾強調藝術的目的是為個人提供一個最強烈的審美體驗的時刻，他高呼道：“讓我們和這強烈的、寶石般的火焰一起燃燒吧，讓我們保持這種熱情洋溢、心醉神迷的狀態吧。”[1]可以說，這些帶有翅膀的精靈給予我們的正是強烈的審美體驗，它們匯聚在這雅致的詩集中，是因為飛離地面，意味著對邊界的突破，對束縛的抵制？還是，飛行本身就意味著一場遠行，思緒的遠行，心靈的遠行，暗示詩人對無限廣袤世界的執著探索？但無論何種原因，精妙的語言的確讓這些盤旋在空中的生靈將我們從實用主義中解救出來，奔向一個由靈動思維搭建的奇異場域。

黑格爾嘗言：“通過滲透到作品全體而且灌注生氣于作品全體的情感，藝術家才能使他的材料及其形狀的構成體現他的自我，體現他作為主體的內在的特性。”[2]在《鏡中記》中，我們有幸領略到華清真摯情感的流溢。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嬸母的逐漸“忘我”的過程，讓詩人沉浸于人世無常的玄幻命題；時髦新詞“吃瓜群眾”的風靡，讓詩人深陷對外祖父的無盡思念之中；與亡友最后的道別，讓詩人的思緒重返那些悲喜交織的舊時光；對父親背影的勾畫，讓詩人筆下的代際關系包孕著一種深沉而又克制的愛意。生命是文學永恒的主題。倚重自身獨特的感知親情和友情的方式，詩人對生命進行了富有詩意的闡釋。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定律，相關討論也多觸發著對生命意義的追問，詩人心痛生性溫和的嬸母沒能抵住病魔的吞噬，他也奢望已逝的友人能聞到祭奠花環的芳香。每一聲嘆息都是來自生命最深處的感悟，感嘆生命的短暫易逝，感嘆衰老的不可抗拒。充滿回憶的文字，既是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或許也是詩人對詩歌精神價值的一種維護。詩歌從來都是情感語言的最高形式，深切、真摯、崇高情感的注入，使《鏡中記》傳達出尤為可貴的真實感，一種在“文學墮落”的貶損聲音中光芒四射的寶物，一種用以對抗喧囂和虛浮狀態的神奇力量。一首首詩歌有如低沉渾厚的樂音，飄蕩在寧靜清幽的氛圍中，使人的心靈得以凈化，遠離做作與可笑。

詩歌自心靈而發，亦是慰藉心靈之妙藥。新冠疫情的爆發，讓越來越多的不確定因素彌漫開來，人們更加注重向內求索，希冀從精神層面找尋更可靠的庇佑。《鏡中記》同樣對疫情籠罩下人們的多種形態進行了觀照。口罩遮住了我們的面目表情，讓冷漠、壓抑成為人們的日常體驗：“隔絕病毒的口罩/同時也隔絕了悲傷與沮喪的口吻。”世界也因疫情而停擺：“人都去了哪里，似乎已讓壞消息的棉被裹緊。”貼切的表達描摹出我們對病毒的恐懼，對負面信息轟炸的焦慮，然而詩歌不只是簡單的復刻，它還要鋪設一條通向遠方的道路，于是，積極與樂觀在詩人內心尚有留存的空間，他向天空問候“新年好”，也向那料峭寒意中的黃色小花傾吐自己的悲憫心境；于是，寬慰的表達變幻成抵擋噩耗的盾牌，詩人向上蒼祈求，放還那擁擠不堪的春意；詩人更滿懷期待，一場夏日的烈火，可以將口罩悉數焚燒。疫情的沖擊，是對人類生存的考驗，也是對文學前景的考驗。疫情之于文學，不僅需要用文字再現痛心的瞬間，凝固悲苦的記憶，更需要幫助人們挖掘自我救贖的精神資源。從這一層面看，《鏡中記》中疫情主題的詩歌正是一種治愈的聲音，它讓人們從驚恐不安的陰霾中心有所悟，讓人們有勇氣繼續眺望遠方。

談及詩歌創作，華清曾指出：“我也希望能夠處理一些雖然渺小，卻也有潛在價值和可能的當代感的詞語、事物和現象。”美國女詩人簡?赫斯菲爾德也有過類似表述：“詩歌是一些‘小東西’，可以放在口袋里，也可以存放在心靈之中。然而，路過的旅行者的‘渺小’卻能喚醒并改變他們周圍山脈的‘廣大’。”[3]或許，渺小與無限的辯證關系是詩人共有的創作情結，也是詩人久已迷戀的創作境界。無論這種猜測是否成立，《鏡中記》借助渺小之物，借助充沛的情感，借助不竭的創造力，像遙遠古代的煉金術士那樣化腐朽為神奇，一個廣袤無際、神思浩蕩而又澄明純凈的幻化世界，有如大地一般毫無遮蔽地涌現在我們眼前。

注釋：

[1][英]塞爾登編：《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劉象愚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63頁。

[2][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59頁。

[3][美]簡?赫斯菲爾德：《十扇窗：偉大的詩歌如何改變世界》中文版序，楊東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

（李延佳，青年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