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古裝劇《夢華錄》的熱播，讓觀眾的目光再次回到了宋朝。劇情過半之時，有贊有彈，然而從開頭便穿起故事線索的皇后卻仍未出現。根據劇情推測，皇后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宋真宗的章獻明肅皇后劉氏。因姓名不詳，民間傳說她叫劉娥。

很長一段時間，提起劉娥，人們只知她是“貍貓換太子”的主角，卻不知史家對其頗有贊譽，稱其“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近年來，許多影視作品也多采用正史記述，試圖還原劉娥的真實形象。而“貍貓換太子”這一“大宋奇案”，又是如何傳播、流行開來的呢？

一 傳說與小說

“貍貓換太子”傳說的流行，主要來源于一部小說，即成書于清末的《三俠五義》。這部小說被視作中國公案小說的經典之作，以及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更是后世評書曲藝的重要資源。小說開篇第一回“設陰謀臨產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講的就是這“貍貓換太子”的傳說。

傳說宋真宗時，宮中劉妃與李妃皆有身孕。劉妃與宮中總管都堂郭槐設計，趁李妃分娩時由于血暈而人事不知之機，將一貍貓剝去皮毛換走了剛出世的太子。劉妃命宮女勒死太子，宮女于心不忍，暗中將太子交付宦官陳琳，轉送至八賢王處撫養。再說宋真宗以為李妃竟產下剝皮貍貓“妖物”，乃將其貶入冷宮。不久，劉妃產子，被立為太子，劉妃也被冊立為皇后。誰知不久，劉后之子病夭，宋真宗再無子嗣，遂將皇兄八賢王之子（實為當年被換走的李妃之子）收為繼子，并立為太子。宋真宗死后，李妃之子繼位，即宋仁宗。

“貍貓換太子”的傳說，完全是民間藝人虛構的。它最初還不是寫入《三俠五義》小說里的一個章節，只是說書藝人的口頭故事，是真正意義上的口口相傳的傳說。它的具體情節設計，最早出現在清代小說《萬花樓演義》。活躍于嘉慶-道光年間的說書藝人石玉昆以明代公案小說《龍圖公案》為藍本說書，沿用了“貍貓換太子”的情節設定，形成了說唱本《龍圖耳錄》。至清末光緒五年（1879年），又加以修改潤色，定稿更名為《忠烈俠義傳》，又名《三俠五義》，交由北京聚珍堂以活字版印行。

“傳唱”加“小說”的流行模式，將“貍貓換太子”的故事，真真做成了一個老少咸宜、耳熟能詳的“傳說”。

應當說，“貍貓換太子”的傳說，是最早將“宮斗劇”演繹得登峰造極的頂級制作，至于是否真實可信，是否經得起歷史考驗，并不是老百姓所關心的。宣揚因果報應與天道循環，才是這類傳說的主旨與訴求，也正是它們迎合大眾心理而得以大肆流行的根本原因。

二 改寫與改編

當然，也有不太相信這個傳說，確實為之做過一些歷史考證的。譬如，著名學者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號曲園，1821-1907年），就認為此書第一回“貍貓換太子”事“殊涉不經”，遂“援據史傳，訂正俗說”，重撰第一回。《三俠五義》初版十年之后，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據俞氏修訂新版的《七俠五義》，由上海廣百宋齋印行，也曾流行一時。可這么一改，畢竟還是把這部小說開篇最具傳奇色彩的部分給一筆抹煞掉了，變得不那么喜聞樂見，就連一貫以“革命文學”為號召，一貫“破舊立新”的魯迅先生也不樂意了。

魯迅稱其“既愛臆造之談，又不忘考據之習”。言下之意，是譏諷俞老先生既然愛讀通俗小說，就應當知曉這類小說里邊大多有一些臆造的情節，何必多此一舉，還要再為小說來做什么正兒八經的學術考證呢？

1921年8月21日，魯迅在致胡適的信中再次提到《三俠五義》的原本與修訂版《七俠五義》，明確指出俞氏對原本的修訂實乃“多此一舉”。

1923年12月28日，魯迅還有一通致胡適的信札，在信中陳述了關于重新校點印行古典小說的個人意見，其中再次明確表示，“我以為可重印者尚有數書。一是《三俠五義》，須用原本，而以俞曲園所改首回作附”。魯迅的意思，是一定要用未經修改、之前流行的“原本”來校點出版。俞老先生的改作，也可以加入，不過只是作為“附錄”，隨“原本”附印而已。

果不其然，1925年，由俞平伯校點、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三俠五義》選用原本，而不是其曾祖父改編的《七俠五義》。向讀者推薦此書，并促成此書校點出版的胡適，撰有長序，冠于卷首。胡序中也表達了與魯迅基本一致的意見，即認為俞樾對小說原本的修訂并不成功，尤其是小說首回“貍貓換太子”的傳說故事更不應被一筆抹煞。胡序中這樣寫道：

《三俠五義》原本確有勝過曲園先生之處。就是曲園先生最不滿意的第一回也遠勝于改本。上海戲園里編《貍貓換太子》新戲，第一本用《三俠五義》第一回作成底本，這可見京班的戲子還忘不了《三俠五義》的影響，又可見改本的第一回刪去了那有聲有色的描寫部分便沒有文學的趣味，便不合戲劇的演做了。

由于魯迅、胡適對《三俠五義》原本一致的好評，加之胡適所撰序言的充分說明與特別強調，又兼俞平伯文學功底深厚、校點精審確當，“亞東版”《三俠五義》一經出版，迅即為南北各地的大眾讀者所接受與歡迎。“貍貓換太子”的傳說，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流行熱潮。

三 重溫與新編

幾乎與魯迅、胡適等“新文學運動”健將們校點出版《三俠五義》同步，仿佛是某種南北文化圈層的冥冥相通與心領神會，上海的各路出版人及書商，也隨之行動起來，接連推出《三俠五義》的各種版本。

當時，為確保銷路與銷量，上海公益書局、校經山房、大同書局等書業機構，均將“貍貓換太子”直接拈提為書名，甚至還將《三俠五義》中的相關故事情節予以擴寫與新編，以更大篇幅、更多筆墨來書寫這一傳說故事。同時，各大書局還為小說繪制了大量插圖，幾乎達到了“連環畫”的形式。

嚴格說來，上述這些改頭換面的《三俠五義》新編本，自然不會是嚴格按魯迅、胡適等孜孜以求的“原本”來編印，而是有意要將“貍貓換太子”這一傳說故事設置為整部小說的核心背景。正是這些新編本的大量涌現，讓“貍貓換太子”的傳說故事，有了自清末以來的第二次大流行，較之先前由北京發源流行至南方地區，聲勢更為浩大。且在此次大流行中，“貍貓換太子”故事本身的構架與內容也得到空前發展，為民國時期的曲藝說唱改編拓延了更大的文本空間。

譬如，大同書局推出的《大宋實事·貍貓換太子演義》首冊前三回篇目為：

第一回：宋真宗臨行傳詔制，李辰妃分娩產貍貓

第二回：郭總管設策易真主，寇宮人遭疑受毒打

第三回：寇珠觸階李妃遇救，真宗回朝包公出世

這樣的小說回目，與《三俠五義》原本已大不相同，儼然是要加大“貍貓換太子”這一傳說故事的比重，來大肆“演義”一番了。

再者，新編者在卷首刊有序言，明確表達了“正史”與“傳說”應當互相參證而不是互相抵觸的基本觀念，并認為“史冊所載，雖無此說”的“貍貓換太子”傳說故事，卻可以通過種種點滴史實來推測，“由是以推測，換太子事，如燭影搖紅，滋可疑矣”，不能輕言其真偽有無。因“天下之事，因果起伏，必無若是簡單者”，所以新編者自告奮勇，要“蓋以本先哲之末意，記其事，述其真，以征實于千載而后”。

此序很能說明“貍貓換太子”這一傳說在民國時期二次流行并達至高峰的根本原因——傳說與小說的互存互動對社會文化（尤其是通俗層面的大眾文化）的影響，并非純粹的文史考證與文化倡導所能替代。

在《三俠五義》新編本大量涌現之際，拋開《三俠五義》小說原本而“另起爐灶”，完全以“貍貓換太子”傳說故事為藍本，編制為一部新的章回體小說者，也開始趁勢而起。

上海大觀書局推出的《宋宮奇案·貍貓換太子》，就是直接演繹這一傳說故事的章回體小說之一，其篇幅竟達56回之多。換句話說，“貍貓換太子”的傳說故事，除了成為《三俠五義》改編本的“招牌”之外，也完全可以“自立門戶”，獨立成為一部新的小說作品了。

四 滲透與考古

時至1945年，“貍貓換太子”的傳說，不但仍在繼續流行，甚至還滲透到了文物考古界，差一點就要被確定為“信史”了。原來，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在當時的“陪都”重慶，由楊家駱、顧頡剛等學者組建的考察團，在重慶大足縣發現大量宋代石刻造像，震驚中外學術界。當時，在大足北山、舒成巖（又稱云從巖）、石篆山三處四座石龕（窟）中，有學者聲稱發現了以“貍貓換太子”傳說為故事原型的宋代石刻造像。

“貍貓換太子”的傳說，竟活靈活現地被雕刻在了遠在西南一隅的重慶大足縣的山鄉石龕（窟）之中，且一經發現，竟有三處四龕（窟）之多，竟還都是北宋末年與南宋初年雕造的（據考，北山、石篆山造像年代為北宋末年，舒成巖造像年代為南宋初年）。這樣的考古發現與學術發現，可謂“石破天驚”。

之所以有這樣的石刻造像存在，70余年前的學者以為，“貍貓換太子”傳說中的女主角之一劉妃，即后來封號為“明肅皇后”的劉娥，本是“蜀人”；當時重慶大足亦屬四川管轄，可能正是因為同屬四川轄區的緣故，大足地區的石刻供養人與工匠對劉娥這位四川人謀劃的“貍貓換太子”傳說頗生興趣，遂石刻以紀之。至于舒成巖的“淑明皇后一龕”，則可能是因西南鄉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將“肅明”二字弄顛倒了，又因“肅”與“淑”的字音相近，故而“以音近又顛倒而致誤”。

筆者曾多次赴重慶大足考察宋代石刻藝術，亦曾觀瞻過北山第122、289號龕，以及舒成巖、石篆山諸龕。造像所反映的情節寓意，似乎的確可以按“貍貓換太子”的傳說故事來加以推理與演繹。它們如今都還保存完好，對此感興趣的讀者，不妨親自去重慶大足逐一“打卡”。

不過，在諸位有意親赴重慶大足，實地觀瞻之前，還有必要交代一下關于三處四龕（窟）造像后來的學術界“定論”。

原來，以“貍貓換太子”傳說為原型雕造的宋代石龕（窟）在大足石刻中被發現的這一學界傳聞，早在1984年就被“推翻”了。這些石刻造像內容，實為以生育女神訶利帝母為主尊原型所演繹而來的“中國化”神像。然而，為何當年這些造像的發現者，在看到古代后妃裝飾的婦人與童子雕像之后，首先就聯想到了“貍貓換太子”的傳說？為什么在這一發現公布之后多年的時間里，竟也沒有學者明確加以質疑與反對呢？

恐怕只能有一個令人較為信服的原因，那就是“貍貓換太子”的傳說，實在是太過深入人心，太過通俗流行，即便對于專家學者而言，亦不能“免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