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古代詩歌的巔峰時代，而盛唐則是巔峰中的巔峰。這一時期，三位大詩人占據了詩壇中最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風格：“詩仙”李白的詩歌意境開闊、浪漫豪放，讀來令人悠然神往；“詩佛”王維的詩歌空靈靜定、恬淡自然，讀來令人寧靜平和；“詩圣”杜甫的詩歌沉郁頓挫、悲天憫人，讀來令人潸然淚下。滿紙血淚，千古常新，杜甫的作品有一種跨越時代的穿透力，這力量不僅來自他出眾的文采，而且來自他傾注筆端的深情，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他濃重的家國情懷。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無法割舍的親情牽掛

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杜甫對于家庭十分看重，他詩歌中經常出現對于家人的描寫。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秋，杜甫因安史之亂困居長安，他思念著位于鄜州（今陜西富縣）的妻兒，寫下這首《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兵荒馬亂，家人離散，在這樣的秋夜，妻子想必也在望月懷遠，不知道她會不會云鬟沾濕、玉臂生寒？而兒女年紀尚幼，可能還不知道思念身在長安的父親吧？字里行間，真情流露。戰亂之中，杜甫熱情盼望收到家書，“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但是又怕家書傳來噩耗，所以“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從盼家書到怕家書，這種惴惴然微妙的心理變化躍然紙上，讓人唏噓。杜甫十分注重對孩子的教育，在次子宗武生日那天，寫下對他的勉勵：“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光，杜甫分外珍惜，“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雖是尋常生活，讀來卻讓人覺得平和幸福。但杜甫沒有沉湎于個人和家庭的悲歡，而是將視野擴大到對家國民眾的關注。他既是一個家庭的領路人，又是整個時代的記錄者。他將對親人的惦念和對人民的眷戀融合，將小家的浮沉與國家的興衰融合，真摯而博大。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

杜甫出身名門，才華橫溢，因而年輕時對仕途充滿信心，立志在為官之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輔佐君主以濟天下蒼生。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初試不第，求取官職之路亦是四處碰壁，直到安史之亂前夕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安史之亂爆發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軍占據下的長安，后來歷盡艱辛，只身逃出，投奔駐于鳳翔的唐肅宗。肅宗感其忠義和文采，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授予他左拾遺的官職。“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這首《述懷》描述的就是杜甫對于此次被授左拾遺的喜悅、感激之情。拾遺雖然官品不高，但卻可以直接向皇帝進言，因此杜甫這次擔任左拾遺，是他一生中最接近自己政治理想的時期。“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這首《春宿左省》描寫杜甫在門下省值夜時的心情，從中可以看出他心系政事的勤勉。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在擔任左拾遺短短一年之后，杜甫因為房琯事件而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他雖有經天緯地之志，卻無扭轉乾坤之力，任華州司功參軍不足一年便棄官，飄零江湖，生計窘迫。但即使在艱難困苦之中，杜甫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政治理想。大歷四年（公元769年）秋天，杜甫在給道州刺史裴虬的回贈詩中，殷切囑托他“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寫這首詩時，杜甫已經老病交加、時日無多，他自知衰朽多病之軀已經無法再實現致君堯舜的理想了，因而囑托朋友。他胸懷著不變的忠貞和堅韌，從未放棄過經天緯地的抱負和理想。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心憂天下的愛國情懷

杜甫深沉地愛著自己的國家，愛它的山川江河，愛它的四時風物。“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這是泰山的雄奇秀麗；“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這是長江的奔騰壯闊；“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這是春日的明媚旖旎；“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這是秋天的清澈明凈。所以當這樣的家國破碎，那種錐心之痛無以言表，確實是“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的一生，經歷了安史之亂的歷史轉折，戰爭離亂使他對于國家傾注了格外深厚的感情。他時刻關心戰局進展，時刻關心國家安危，所以當聽到“劍外忽傳收薊北”的消息時，無法抑制歡喜，一刻都不想等待，只想“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快詩，全無杜詩一貫的凝重穩健，一氣奔流、略無凝滯，愛國之情奔涌全篇。暮年寓居夔州（今重慶奉節）時，杜甫創造了代表他一生詩歌最高成就的作品——《秋興八首》組詩。《秋興八首》以遙望長安為主題，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藝術成就，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作品中不僅呈現身世之悲、離亂之苦，而且彌漫著故園之思、家國之情。“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明寫心系故園之情，“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直抒思念國都之意，悲壯蒼涼，意境深閎。就算山河破碎，就算漂泊無依，但一刻都不曾放下對國家的深情，這是一種不可撼動的堅定與執著。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心系蒼生的為民情結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其《三吏》《三別》《悲陳陶》《悲青坂》等作品深刻反映了戰爭離亂中人民的痛苦生活，幾乎每一首詩都是一出悲劇，字字血淚，句句沉重。其實單就作品的文學性而言，過度的寫實會減損其藝術性，但杜甫為什么要堅持以詩為史、記錄時代？他何嘗不能縱橫捭闔、恣意飛揚？“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是何等的高度！“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是何等的氣魄！但是，他愿意俯下身子，貼近大地，貼近蒼生，去記錄時代的悲歌，去擔負人民的苦難。杜甫心系蒼生的情結不僅體現在上述堪稱“詩史”的作品中，在其日常生活細微的點滴中也有折射。公元759年歲末，杜甫遷居蜀中，次年春在成都浣花溪畔建立草堂，過了一段相對安穩、閑適的生活。但某個秋日一場不期而至的暴風雨使得詩人全家陷入“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困境中。然而就是在這樣“長夜沾濕何由徹”的煎熬中，杜甫更多想到的是天下無數流離失所的人，希望能為他們提供庇護、免除饑寒。他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寫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將自己的苦痛悲憤化為對他人的關愛，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胸懷氣度，更是一種打動人心的悲憫情懷。

清末民初大學者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寫道：“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的確，杜甫有圣賢之心，但卻沒有高高在上的距離感；他飽嘗了世間的苦難悲涼，但一腔火熱的真情從未冷卻。他獲得“詩圣”的美譽，不僅是因為精深醇厚的詩歌造詣、承前啟后的詩壇地位，更是因為他心系家國的品格、心系蒼生的情懷。這種品格和情懷穿越歷史的云煙，在今天仍然帶給我們溫暖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