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先前讀詩之際往往隨手寫點筆記，后來大抵整合到文章或書稿中去了。近因神倦眼花，大一點兒的文章恐怕不易再作了，便將其余積存的覺得尚有點意思的碎片打掃出來，加以整理修訂。同好諸君倘肯俯察批評，則何幸如之。

——作者壬寅初夏于揚州

陶淵明（365-427）四十一歲時拋棄官職，回到故鄉的田園里去隱居，他的詩多寫田園生活，后來被稱為“田園詩人”。王維（701-761）則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一面大旗，所以曾經有人說，陶淵明是王維的“前身”。這一提法見于蘇軾的詩《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前身陶彭澤，后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強調王維兼長書畫，“詩人與畫手”一身而二任焉，是不錯的；但說他是陶淵明的后身，卻明顯地與事實不符。

事實上王維很不贊成陶淵明，曾一再加以諷刺和批評，其《偶然作六首》其四詩云：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斗。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有。兀傲迷東西，蓑笠不能守。傾倒強行行，酣歌歸五柳。

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一作帚）。

《宋書·隱逸傳》記載陶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值弘（按指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取酌，醉而后歸”。王維的詩即取材于此，詩中感嘆陶淵明棄官歸隱以后收入銳減，弄得重陽節也過不好，虧得有白衣人奉長官之命送了些酒來。在王維看來，陶淵明兀傲自大，冒險棄官，經濟上損失太大，未必是明智的選擇。

王維本人是非常重視官職，很在乎收入的，他晚年過一種半官半隱、亦官亦隱的生活，就是既要風雅也要富貴。孟子說過：“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上》）做官和隱居這二者本來也是不可得兼的，但王維卻大有創意，他把熊掌與魚一鍋燉了，吃得有滋有味。在王維看來，官乃是高級的熊掌，隱只是低檔的魚。如果二取一，他當然取熊掌，所以安史之亂中，偽官他是接受了的；更好的是能夠兼取二者之長，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李唐王朝安做高官，領取俸祿，同時又在別墅里享受隱逸生活的風雅樂趣。

陶淵明斷然棄官回老家，過比較辛苦的日子，那種辦法在王維是不可接受甚至不可想象的。王維固然是風雅的大詩人兼大畫家，而同時仍然多有世俗的考慮，他又曾旗幟鮮明地批評陶淵明說：

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其后之累也。（《與魏居士書》）

其實陶淵明寧可不當彭澤令，也不肯向督郵米折腰，無非是不能忍受官場的約束，而所謂“乞食”乃是到朋友家蹭一頓飯吃——這兩件事都合于他自己做人的邏輯，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站在深沉精致的個人主義境界里看，卻是“忘大守小”的愚蠢表現。陶淵明的思想、做派同王維完全在兩個頻道里，他怎么會是王維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