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

2019年11月末，米蘭·昆德拉恢復被取消60年的捷克國籍，這個重磅消息讓90歲高齡的老作家再次進入公眾視野。要知道，自上世紀80年代起，昆德拉自愿放逐世界，過起隱居的生活，與媒體、公眾都刻意保持距離。今年，上海譯文出版社隆重推出新版米蘭·昆德拉作品，以及作家的首部圖文傳記《尋找米蘭·昆德拉》，一波新的“昆德拉熱”呼之欲出。

昆德拉在中國的走紅，最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后，外國文學被大量譯介到中國，其中就有昆德拉的作品。昆德拉的小說因為其獨特的詩意和哲理，尤其受到文化界知識分子的歡迎，由此奠定了一批忠實的讀者基礎。2000年初，上海譯文出版社購得昆德拉作品版權，“昆德拉作品系列”的推出引發了又一輪閱讀和研究熱潮。

近日，在新版米蘭·昆德拉作品和《尋找米蘭·昆德拉》出版之際，上海譯文出版社邀請三位法語文學大家、昆德拉譯者余中先、許鈞和董強，一同追憶昆德拉在中國走紅的開端，談論與昆德拉的初次“相遇”，分享閱讀、翻譯和研究昆德拉作品的感悟，暢聊昆德拉作品的影響力為什么能跨越世紀、綿延至今，以及昆德拉對年青讀者的全新的意義。

每個人都有“相遇”昆德拉的方式

昆德拉進入中國的盛況，永遠印刻在余中先的腦海中。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世界文學》雜志當編輯。通過查閱資料知道了捷克有這樣一位作家，叫米蘭·昆德拉，出版過《好笑的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當時的譯名）等作品。

九十年代后，他陸續讀到了通過捷克文和英文轉譯的昆德拉作品。1993年，昆德拉用法文寫了隨筆集《被背叛的遺囑》，余中先讓朋友從法國寄一本，選譯了《尋找失去的現在》，發在《世界文學》雜志。他本想把全書譯完出版，通過途徑聯系到昆德拉的妻子、也是其作品代理人的薇拉，但被告知中文版權已經出售，這份譯稿也就暫時擱置了。

直到21世紀初，上海譯文出版社買下昆德拉作品的版權，余中先才有“毛遂自薦”的機會，將早年的翻譯修改后在2003年順利推出。此后，他又翻譯了昆德拉的長篇小說《告別圓舞曲》和《可笑的愛》里的一些短篇。在余中先的印象中，“昆德拉系列作品”的出版是國內掀起的第二次“昆德拉熱”。

余中先與昆德拉本人有過兩次面對面的交流。談到與昆德拉的首次相遇，他清楚地回憶起那是2003年“非典”結束后的7月，巴黎異常炎熱。他約到昆德拉和妻子薇拉，聊起之前就版權郵件往來的事，發現夫妻倆都已淡忘。話題一涉及翻譯，昆德拉倒是頗為興奮地把自己書里某處地方怎么翻譯的指了出來。回國后，余中先給《南方周末》寫了一篇文章，叫《約會昆德拉》。兩人后來又有過一次面對面的交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韓少功/韓剛 譯，作家出版社，1987年9月

許鈞知道昆德拉的時間較早，1975年，他到法國雷恩第二大學留學，當時昆德拉正好在這所學校任教，但兩人并沒有相遇。直到1988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韓少功和韓剛譯本）在國內熱銷，許鈞發現作家朋友們都在傳閱該書，昆德拉也成為大家熱衷談論的對象，他不免起了好奇心。他對引起公眾關注的圖書都會做些了解。當時昆德拉特別火，但許鈞理性地告訴自己，要與熱點保持適當的距離。到2002年，許鈞受邀重新翻譯昆德拉，在比對著讀完法文、英文、中文譯本后，發現重譯昆德拉還有一定空間，也相信自己能拿出不一樣的譯本，遂答應下來。

與余中先、許鈞不同，董強自稱是運氣讓他“撞上”了昆德拉。他到法國留學，正巧拜師昆德拉門下，參加過昆德拉的研討班。回國后，董強寫了《我所認識的昆德拉》，至今還被人轉載。他談到昆德拉緣何不待見媒體，原來是某次參加電視節目后，昆德拉被人追隨，節目效果也不令他滿意，自此決定再不上電視，更是不允許讓人拍照，此后昆德拉的照片都是由他夫人拍攝的。

昆德拉的作品值得被不斷闡釋

董強翻譯的昆德拉作品并非大部頭的長篇小說，而是幾部隨筆集和篇幅較短的《身份》。他表示不想被貼上“昆德拉學生”的標簽，更想全方位介紹法國文化和法國文學。若要如此，就不能只關注幾個明星級作家。“學習外國文學，就怕只認識幾位大作家，應該全面了解同時代的作家作品，建立坐標系。”董強翻譯的昆德拉作品里，《小說的藝術》最為有名。這是作為小說家的昆德拉對小說藝術思考的總結，昆德拉“點名”董強將其翻譯成中文，“在中國，董強了解我小說的藝術”。昆德拉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該書很多內容其實從當年他授課的內容轉化而來。

《小說的藝術》，董強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4月

“昆德拉對我有特殊的意義，學生時代靠得太近，這層影響看不太出。人生很多事情就是這樣，有沒有意義不是當下就能看出來的，人生沒法排演。”經過時間的沉淀，董強慢慢喜歡上了昆德拉的作品。回想當初，他現在更能理解昆德拉作為異鄉人流亡法國的心情。或許如董強所言，“人生閱歷能幫助你了解作家。”

和董強一樣，許鈞也不是一下就迷上了昆德拉，而是在翻譯過程中慢慢喜歡上的。許鈞認為，“翻譯家需要理解作家，對作家有真正的評價。如果誤讀、誤解，那就是亂翻。”這或許解釋了他在接到翻譯昆德拉的任務時的謹慎。“昆德拉對我而言，意味著進一步思考閱讀和翻譯之間的關系。富有個性的作家闡釋空間特別大，讀者參與的空間也大。昆德拉需要不斷被闡釋，不斷打開空間。”

許鈞喜歡昆德拉的小說，更多在于昆德拉簡約、清晰的表達。他用詞簡單，句子結構清晰，但簡單中往往蘊含著復雜，和普魯斯特的繁復形成了鮮明反差。許鈞表示，昆德拉用詩意和哲理兩套筆墨寫小說，“用詩意的語言表達哲理，用哲理的語言概括詩意”，圍繞存在是什么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書寫生命的輕與重。

許鈞從“文本接受”的角度對昆德拉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形成的熱潮做了闡釋。他認為，“昆德拉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經歷和背景，中國讀者能從昆德拉的小說里找到共鳴。“作家的作品是被不斷接受、不斷發現、不斷豐富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學本身特質會超越闡釋的背景。”人在不同年齡、不同時期也會讀出不一樣的東西。他身邊不乏因為熱愛昆德拉的作品而改變人生的勵志故事，從中折射出昆德拉在中國的接受和闡釋是再生、經典化的過程。

“不同翻譯家有不同詮釋，讀者更是如此，特別希望把昆德拉當作小說家來閱讀，他怎么通過小說探討存在、拓展人生。”許鈞表示，昆德拉小說最大目標是拓展人的存在，讓讀者對存在這個概念有所思考和理解，這一點建立在昆德拉的小說藝術上。

上海譯文出版社今年推出的新版米蘭·昆德拉作品系列

昆德拉是小說藝術的捍衛者

昆德拉不希望自己的小說被看作政治的注腳。他在《被背叛的遺囑》里寫到，“對我來說，成為小說家不僅僅是在實踐某種文學體裁；這也是一種態度，一種睿智，一種立場；一種排除了任何同化與某種政治、某種宗教、某種意識形態、某種倫理道德、某個集體的立場；一種有意識的、固執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為逃逸或被動，而是作為抵抗、反叛、挑戰。”當歷史消退，政治不再成為焦點，作品本身的藝術光芒能從遮蔽狀態中敞亮。

余中先也談到，昆德拉在晚年否定了年輕時候的一些作品，更加強調自己作為小說家的身份。現在，中國讀者也不會再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昆德拉。昆德拉在小說里展現出他對存在的態度，嘲笑、戲謔、幽默等手段是他瓦解存在之重的方式。“今天閱讀昆德拉，應該更多從小說家的文筆技巧、藝術成就、人生觀點等角度進行閱讀。”

電影《布拉格之戀》劇照，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改編

董強感慨，很少見到活著的作家里有像昆德拉這樣，對中國文學界、批評界產生過那么大的影響。他認為，昆德拉對文學最大貢獻是他對小說藝術獨一無二的理解。尤其是在《小說的藝術》這部隨筆集中，昆德拉把小說放置在歐洲文學發展脈絡上審視，分析得尤為精彩和透徹。昆德拉自稱繼承了堂吉訶德、拉伯雷等偉大作家留下的遺產，要當小說藝術的捍衛者、守護天使。以至于當他發現自己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被改編成了一部糟糕的電影（《布拉格之戀》，由菲利普·考夫曼執導），便再也不允許他人改編自己的小說。

董強認為昆德拉是20世紀最深刻的作家，沒有之一。昆德拉之所以深刻，一個關鍵因素是他來自原先屬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小國，后又流亡到資本主義國家法國。這讓昆德拉觀察法國社會的目光帶上了批判色彩，更能發現許多西方人看不到的問題。“昆德拉的視角和我們中國人其實比較像，都是一種全球眼光，從大局著眼，思考整個世界，不愿讓思維束縛在區域范圍內。”

法國人喜歡把昆德拉政治化，認為他是來自東歐小國的作家。在董強看來，昆德拉是“宇宙型”作家，很多視角狹隘的法國作家倒是在昆德拉面前顯得區域化。同時，昆德拉也是最早看到歐洲一體化，又預言其根本問題的作家。“20世紀如果缺少一個昆德拉，要沒意思得多”，董強表示。

做晚熟的人，思考最真實的人生

《尋找米蘭·昆德拉》，阿麗亞娜·舍曼 著，王東亮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4月

《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讓-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許鈞/劉云虹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

《尋找米蘭·昆德拉》的作者阿麗亞娜·舍曼是忠實的“昆德拉迷”，她為追尋昆德拉的足跡，踏遍了偶像曾經走過的路，并結識昆德拉的夫人薇拉，與她一起追憶作家的往昔歲月。在《尋找米蘭·昆德拉》出版前，雅眾文化和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讓-多米尼克·布里埃所著的《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由許鈞和劉云虹共同翻譯。這部傳記借助大量昆德拉的隨筆與文學作品，以及與昆德拉有過來往的作家、翻譯家、評論家提供的資料或談話內容，為讀者展現了一個漸次豐滿的作家形象。

許鈞把《尋找昆德拉》和《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放一起比照著看，覺得很有意思。他一直在思考，昆德拉的成功是否可以歸功于他引起的誤解。譬如2011年的時候，法國七星文庫收錄昆德拉的作品，使得昆德拉成為唯一在世的入選作家。昆德拉為此特意剔除早期的詩歌，認為多是年輕時候激情所致，現在看起來很蠢。而此情此景，以及昆德拉之前不同意自己的捷克語作品在捷克再版，都讓捷克人認為是某種報復。

昆德拉夫婦

董強自稱是知道昆德拉八卦最多的人，他在讀完《尋找米蘭·昆德拉》后覺得阿麗亞娜·舍曼巧妙采用“側面戰術”，打通夫人這一關了解到昆德拉很多私密往事。在董強看來，阿麗亞娜·舍曼這一招非常聰明。昆德拉雖然對媒體、公眾一副不理不睬的樣子，但對夫人薇拉可以說百依百順，非常尊重對方。昆德拉之所以很少出國訪問交流，原因也在妻子身上，因為薇拉身體有恙，坐不了長途飛機。

在現場，董強回憶起很多與昆德拉相處的生活點滴，以及當時巴黎高校教師間的八卦。讓他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昆德拉得知董強當上了北大法語系教授后，開心得要開紅酒一同慶祝。“昆德拉生活中有很多小樂趣，對熟人特別好，對大眾和記者有抵觸情緒。”董強認為，昆德拉如果流亡美國，而不是法國，可能會是另一種情形，也更有可能拿到諾貝爾文學獎。“昆德拉捍衛自己的時代，反對大眾媒體，預言了網絡烏合之眾，他認為對現實世界要保持冷靜、保持深刻。”

談到年輕讀者應該怎么閱讀昆德拉？許鈞從“介入”的角度認為，年輕讀者多帶“我”進入昆德拉的小說，不要過分倚賴所謂專家的指引。董強則認為，成熟作家的思維往往反幼稚化、反年輕化，他引用莫言的書名，要“做晚熟的人，思考最真實的人生”。他認為無論閱讀文學還是欣賞藝術，讀最好的、看最好的。好的作品就像酒，越醇越好。“閱讀昆德拉，像閱讀經典那樣，一定要融入閱歷、積淀、智慧，一定要精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