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隨著“全民閱讀”的提倡，兒童閱讀推廣也全面推進，兒童文學創作和童書出版進入非常熱鬧的時期。有人認為，兒童文學和童書出版進入了繁榮期，甚至有人認為我國兒童文學創作進入了“黃金期”。不管這些說法是否準確，參與兒童文學創作的作者越來越多，不少當代作家也轉向從事兒童文學創作了。如趙麗宏、梁曉聲、葉廣芩、孫惠芬和周曉楓等，都開始寫童話和兒童小說，且很受關注。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小學教師也加入到兒童文學創作隊伍。以往兒童文學創作基本都是兒童文學圈子里的事，如今形成了原有的兒童文學作家、當代作家和教師作者三方合流的局面。

從作品銷售排行和社會影響來看，兒童文學創作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近十來年，兒童文學作家有曹文軒、楊紅櫻、沈石溪和楊鵬等十多人進入暢銷書排行榜，有的兒童小說單冊銷量過千萬，總碼洋過億。此外，兒童文學作家自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進行主題創作，關注農村留守兒童、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生態環境保護、鄉村振興、傳統文化復興等現象和問題。同時，兒童文學作家也積極回應社會現實，自覺融入現實主義潮流，出現了“新現實主義寫作”以及“中國故事書寫”。這些主題、題材的選擇和藝術取向，一方面反映出當下文藝政策、文藝思潮對兒童文學創作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兒童文學創作與童書出版的積極互動，近十來年童書出版始終圍繞著“主題出版”和“中國聲音傳播”等大做文章。兒童文學創作出現的這些變化，也折射出兒童文學作家一貫堅持的教育性與審美性的結合，并有意地為中國兒童創作屬于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說，在經歷了多年的引進版狂潮之后，人們亟待“原創精神”的回歸。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兒童文學創作也出現了三個明顯的問題：一是主題過于單調，作家過于緊跟時代風潮，而忽視了審美精神。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到當時政治環境和教育環境的影響，兒童小說極力表現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主題，以現實主義風格塑造了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如張天翼的《羅文應的故事》。當時也有相當部分兒童小說書寫戰爭體驗，塑造小戰士形象，涌現了一批紅色經典，如管樺的《小英雄雨來》、華山的《雞毛信》等。這些在當時的語境里是非常有價值的。進入新世紀，改革和發展成為時代主流，兒童文學創作的主題應該更趨多元化，更多地反映校園生活，反映兒童新的學習經驗和社會經驗。

二是教育觀念太過傳統，雖然也提倡兒童本位，但兒童文學作品里卻更多地凸顯作家的文化觀念和所謂的寫作概念。如“中國式童年”的提出和實踐，就值得商榷，因為兒童文學寫作要么“給兒童”，要么“為兒童”，但無論是“給”還是“為”，都要反映童心世界，都要呈現童年生命的基本樣態和精神品質。童心和童年生命的基本品質是沒有地域性和國別的，而童年現實生活有地域性和國別性，如果把“童年現實生活”等同于“童年生命品質”，就會誤讀童年，甚至錯誤地理解“童年”。因此所謂的“中國式童年”看似符合主流的“中國故事”概念，但實質上卻不一定能真正成為“中國故事”。因為“中國故事”不是簡單地把地域性、國別性凸顯出來，而更多的是藝術地融入中國文化精神。兒童文學要傳遞中國精神，不是靠地域性和國別性，靠的是對童心和童年生命品質的呈現和表達，在此基礎上，再把中國文化元素融于故事里，使得更多的讀者理解中國精神。

三是語言稍顯陳舊。一些兒歌，還是頌歌的語言和語調；一些寓言完全是說教，講大道理；一些故事只是娛樂和搞笑，語言粗俗，缺乏美感；一些兒童小說，還是用課本里的語言來講故事，傳遞所謂的地域文化。還有些暢銷作品中的人物情節設計，還在用電視肥皂劇和網絡上流行的語言。兒童文學作品的語言沒有進化，優美的詩意的境界沒有被作者用心追求，反之那種油滑的、粗俗的語言卻大量進入作品。這種現象也反映出兒童文學作家不善于向經典學習，不注重審美修養，也忽視了兒童文學應有的語文提升性。

筆者以為，由于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引發了兒童文學創作與“80后”父母的矛盾。近三四年由主流媒體和各種自媒體引爆的對童書的激烈批評，包括最近針對幾位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激烈批評，背后都反映出我國兒童文學創作在面對新的讀者群時，尚未在藝術上和思想上有足夠準備。從年齡來看，“80后”父母已跨入不惑之年，且大部分已經成為學生家長。“80后”在文化上一直具有反叛性，對傳統文學抱有明顯的警惕心理，他們絕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從小受到更多的家庭教育關注，且學歷高、文化素質高，對新鮮事物更為敏感。他們對親子閱讀和家庭教育投入的時間、精力和資本都很多，一般來說，進入兒童閱讀視野的兒童文學作品，首先都要接受“80后”父母的挑選和甄別。在此情形下，兒童文學創作如果不能滿足“80后”父母的教育要求和審美水準，兒童文學作家就會面對來自他們的批評。

因此，兒童文學創作不但要用心表現童心世界，書寫童年生命，而且一定要關注“80后”父母，以嚴肅的創作姿態和審美精神去回應“80后”父母的教育要求和審美期待。

（作者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